“不？”楊廣沒想到，面臨這麽多問題的方偉晨竟然還如此樂觀。

“是啊，不。我不但不唱衰中國經濟，反而還唱多中國經濟。現在的衰落隻不過是另一次繁榮的洗牌而已。”方偉晨一邊拿起酒杯，一邊笑道。

“爲什麽這麽說？”楊廣不解地問道。

“說到原因，我先給你講一下中國開放之後兩次被各種專家唱衰的曆史吧。”方偉晨抿了一口酒，說道：“第一次是開放10年以後的1988年，那一年中國的經濟突遇寒流，物價總指數在三年累計上漲百分之二十多的基礎上又上漲了百分之十八。此次事件是由于民間企業數目劇增，物資供應緊張所引起的，而價格雙軌制的負面效應又導緻非法倒賣物資的活動相當猖獗，各個企業經營困難，然而‘官倒’們卻在其中大發橫财。中央爲了擺脫困境被迫增發貨币，進而推高了通貨膨脹的勢頭。在這種情況下，決策層不得不決定冒險讓物價快速進入市場調節的軌道上，也就是‘物價闖關’。‘物價闖關’最初的決定是‘五年理順價格方案，前三年走大步，後兩年微調，計劃五年内物價總計上漲70%到90%，工資上漲90%到100%。’然而，這次闖關政策并沒有決策層想象中的那麽美好，由于民衆的非理性心裏造成了‘物價闖關’的失敗。當時，‘物價闖關’政策一出，群衆恐慌心理相當嚴重，誰都知道錢不值錢了，所以，全國的民衆都開始搶購商品，什麽電視、電風扇、冰箱，隻要是用品就會被搶購。此次‘闖關’也被認爲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失控。到了1989年，由于上一年嚴重的通貨膨脹，各部門對私營企業的整頓運動開始了，首先，是對私營企業的偷稅漏稅開始打擊，其次，又開始整頓國營體系外的新興企業，他們被認爲是與國營企業争奪原材料而造成通貨膨脹的罪魁禍首。另外，上一年的瘋狂搶購潮讓很多企業誤以爲是發現了商機，包括衆多國企在内的許多企業開始大批量的生産彩電、冰箱等生活用品。你是做銷售的應該懂的，市場的總需求是有限的，更何況上一年的搶購已屬于非理性的盲目搶購。所以商品一下從過熱變成了滞銷，至此，大量企業倒閉，人口大面積失業。影響中國企業幾年之久的三角債也正是由于庫存的積壓而導緻企業之間原本正常的貨物和資金往來出現了混亂。而更嚴重的是，與中國同屬于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在這個時期也面臨着通貨膨脹，并且在1991年正式解體。從這段曆史中，你會發現，在1988以後的這幾年，中國面臨着物價上漲，消費降溫，企業大面積倒閉，大量人口失業等諸多困境，而國際上最大的紅色政權也最終解體，所以，在這幾年，很多人都認爲，中國經濟會從此會一蹶不振。”

方偉晨停頓了一下，喝了一口酒接着說道：“不過，中國卻并沒有如大多數人所預期的那樣走向衰落，你知道是爲什麽嗎？”

聽見方偉晨的提問，楊廣搖了搖頭，表示不了解。

方偉晨伸出三根手指，說道：“三個原因。第一個就是1990年滬深兩市的開放，這意味着中國開放了資本市場，老百姓的閑錢不用死死地存在銀行了，中國人也有自己的股市可以進行投資了。兩市的開放無疑是标志性的，曾經意識形态中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悄然發生着改變。第二個就是1992年******同志的南巡講話，此次南巡可謂是具有曆史重要意義的，很多耳熟能詳的小平同志的講話都是這次提出來的，比如‘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别’，這次南巡讓很多人看見了********的機會，所以在這一年，有無數的公務員和知識分子開始辭職下海經商，這是中國社會的主流精英分子第一次集體加入到創業的一年，這也是中國重新推動商品經濟改革的一年，被人們稱爲全民的第二次經商熱，當然，這一年下海經商的人也有着特殊的名字，叫做“92派”，也許是因爲他們覺得自己在1992年看見了春天吧。第三個原因就是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讓市場成爲經濟活動中的主要力量。’這句話聽着很熟，它被新聞無數次的提起過，這标着中國已經完全擺脫了意識形态的讨論，從此再沒有中國到底姓資還是姓社的争論了。這三個重要原因讓中國擺脫了198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中國從此走進了新的發展時代。”

聽着方偉晨講的出彩，楊廣連連點頭，這是他喜歡向方偉晨讨教的原因，因爲方偉晨在創業之初便一直研讀改革開放後的企業發展史，同時也對很多時間節點有着深度的研究，他知道，不同節點上發生的大事會對整個經濟會造成什麽樣的改變，同時也知道這樣的改變可能會對自己的企業造成什麽樣的影響，從而利用這樣的大事件。楊廣回味了片刻說道：“那第二次衰落呢？”

方偉晨喝了一口杯中的紅酒說道：“這第二次衰退又是發生在1988年10年後的1998年。當然不是因爲那場大洪水。從1997年夏天開始，以索羅斯爲首的對沖基金開始阻擊亞洲各國貨币，第一個便是泰國的泰铢，之後馬來西亞、菲律賓、韓國等國家的經濟紛紛被阻擊，各國陷入嚴重的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就此開始。當然，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國的經濟也不可能獨善其身。由于外部因素，中國的股市陷入低迷，滬深兩市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出現大幅波動，中國消費市場一片蕭條，實體經濟開始走向低潮，民營企業出現大規模的倒閉潮，企業下崗工人總數達到了1000多萬人。此外工業庫存産品過多造成了結構性過剩，中國遭遇了又一次的挑戰。更有甚者說，中國很有可能熬不過1998年的夏天。這次的衰退無疑是恐怖的，如果中國解決不好相關的問題，很有可能導緻整個20年的改革成果付之東流。”

方偉晨停頓了一下接着說道﹕“不過，中國卻闖過來了，國家的三大改革策略幫助中國不但沒有在危機中倒下，反而形成了新的增長點，讓中國跑步邁入了二十一世紀。這第一個政策就是利用房地産市場刺激中國龐大的内需。在1998年夏，******作出決定，包括政府機關在内的所有企事業單位停止了實行40多年的實物分配福利房政策，開始實行商品房政策。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出台政策，允許商業銀行開展住房按揭貸款服務，兩大政策刺激了房地産的複蘇。中國的房地産熱就此開始，直到現在，房地産仍然是中國人最喜歡投資的産品之一，也是中國老百姓一生中最貴的消費品之一。第二個就是啓動城市化建設，從1998年開始，政府發行長期建設國債5000多億元，其主要用于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之後又在農民手中購買了大量的土地，搞城市化經營，現在我們知道很多城市已經越建越大，其正是由于那時候的政策所開始的。第三個政策是爲了解決當時的結構性過剩問題而制定的，方法就是取消外貿限制權，允許東南沿海的民營企業進行進出口貿易，從那年起madeinchina開始走向全球。當然，這也要歸功于1997年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它讓包括東南亞在内的各個國家經濟陷入蕭條，曾經生産于這些國家的制造産品由于金融危機已再無市場競争力。中國正是抓住了這樣的機會，開始發展對外貿易，中國當時廉價的勞動力讓‘中國制造’物美價廉，歐美等發達國家在中國找到了合适的加工廠，從此，中國成爲了世界的加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