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月來，成都一下子流行起了一個新詞，那就是“院會”，這個詞是參議院和帝國議會的合并簡稱。
在鄧名的設想中，這個參議院和議會是類似大英帝國上、下兩院的結構，兼顧上層和民間的利益，互相制衡以達成妥協。鄧名認爲這個模式很适合現在的具體情況，他需要通過分享戰利品來調動西川人的積極『性』，隻有發揮出遠超封建**制度的經濟和軍事動員力，川西才能表現出咄咄『逼』人的進攻态勢；而上層官員的利益鄧名也必須要考慮，因爲這些人是川西集團的膀臂。
不過鄧名的設想完全是一廂情願，或者說隻存在于鄧名的心中，是他前世的議會制度的『摸』樣。現在鄧名明确表示他條件地支持院會的一切決定，用任堂的話說就是給予了院會以“假黃钺”一般的權利。參議院自不必說，各行各業的老闆也聞風而動，争先恐後地想加入議會，以便爲自己的買賣謀求更多的好處。
論是劉晉戈還是其他官員，很快都發現他們根本沒有對抗院會的能力。川西集團的一片散沙狀态對鄧名來說是一個大麻煩，他本人都需要和各個階層進行妥協來達成自己的意願，有時鄧名可以利用自己的聲望說服别人同意他的看法。而對知府衙門、銀行、稅務局來說，這完全是災難，他們平時就誰也别想指揮得動誰，隻能揮舞着鄧名語錄互相進行攻擊，然後各行其是。
隻有兩、三年曆史的川西集團從來沒有進行過任何清洗或是政治運動，大部分人對鄧名都沒有多少畏懼感，就更不會畏懼劉知府、熊行長他們了。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對抗代表了鄧名權威的院會，甚至根本沒有人動過這個念頭。即使是在軍中，也沒有一個有權威的核心：李星漢基本是個凡是派，一心把自己牢牢拴在鄧名效忠鏈上的李中校，隻要是鄧名的意願他就不會反對；任堂以名士自诩，說怪話的本事是有，但也不會動腦筋去策劃陰謀，替劉晉戈火中取栗、篡奪鄧名的權利——如果劉晉戈真有這個念頭并且透『露』出來，說不定任堂反倒要在軍中号召他的浙兵老鄉打倒野心家了；周開荒隻關心練兵和他下飯用的腌菜；最後一個穆譚在川西軍中的勢力最小，而且他和老闆們的關系也都很好。[
因此在最初的『迷』『惑』過後，劉晉戈想到的就是和袁象一樣『操』縱選舉，讓他的手下能夠跻身議會，好發展自己的勢力——這其實是個很可憐的目标，劉晉戈的行動也不過是一種保護自己行政**權的本能而已——但即使是這麽有限的目标，劉知府也沒能得逞。
首先劉晉戈夾袋裏沒有什麽人，他自己是靠着鄧名的權威才能坐在成都知府寶座上的，最近還和袁象爲了戰俘的事鬧得很不愉快，更因爲賭氣而遲遲不肯籌建成都的分贓會。所以劉知府和成都商人的關系稱不上有多好，那些看着叙州議會眼紅的老闆們對劉晉戈早就有了不少意見。而這次倉促召開院會後，叙州議會憑借先發制人的優勢，光明正大地以帝國議會自居，趁『亂』占據了不少好位置，這些後果都被成都人賴到了劉知府頭上。
而且劉知府還有一個大敵，那就是參議院。相比鄧名想象中更有權威的下院，現在的川西，明顯是上院更有優勢，議長劉曜和他的同僚更把議會看成參議院的下屬部門或者說分支機構。好不容易抓到了權利，他們哪裏肯看着老仇人劉知府往他們的地盤裏伸手？因此參議院挺身而出，挫敗了劉知府動員亭士幫他的吏目收集手印的陰謀。
但不允許劉晉戈『操』縱選舉不意味着參議院不『操』縱，準确地說劉曜他們阻止劉晉戈『操』縱選舉就是爲了給自己『操』縱選舉鋪路。青城派頭目和很多商行老闆都是過去的上下級關系，而且參議院是一個常設機構，裏面的成員還都是鄧名“欽點”的；而議會是一個非常設機構，裏面的議員都是兼職，平時照顧自己的買賣，閑暇時湊在一起開個會，讨論一下發财的計劃——按照鄧名的看法，民選代表了法理，理應比欽命的上院議員更有底氣，但這個時代的人并不是這麽看的，按照效忠鏈的規則，他們認爲明顯是欽點、常設的參議員們更代表鄧名的權威。
在劉曜等人的努力下，前輔兵出身的老闆們奪取了議會的不少席位，而劉知府的亭長如果不是青城派的輔兵出身，都沒能入選第一屆帝國議會；任堂生怕浙江人吃虧，和于佑明商議後一起去拜訪了劉曜，成功地爲浙江人分到了一些席位，而一貫本份的李星漢最後經不住川軍同僚的嘀咕，也出頭和參議院讨價還價要到了一些席位。
就這樣，鄧名想象中的選舉變成了各大政治闆塊瓜分議會，其實川西集團本來也有這樣分配權力的傾向，但是這次議會“選舉”把潛規則進行了合法化。連前蒙古統領都塞了一個蒙古人進議院，就是學校裏的體育老師格日勒圖。唯一比較安分的是山西綠營的那幫将領，他們現在還處在夾着尾巴做人的階段，對自己能夠在參議院有一席之地已經喜出望外了。
在讨論是否支持委員會的計劃前，帝國議會首先通過了一系列對工商有利的法案，比如議會宣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停止圈地法案，理由就是成都周圍的耕地已經被圈得差不多了，如果繼續向外發展，那就需要在更廣泛的範圍裏駐軍，而議會現在不願意承擔這麽重的負擔。議會提出來的标準是必須要在川西軍中服役才能獲得三十畝的開荒權，連續納稅十年轉爲私有。這道法令在議會通過後，馬上得到了參議院的批準，爲了這道法律，議員們早就與劉曜他們溝通過，并且得到了他們的支持。
緊接着又有一條法令出台，那就是宣布同秀才免費發放已經過期了，從即日開始，同樣是隻有在軍中服役後才能獲得同秀才的功名。也就是說，最近來到四川的七萬人即使在工廠工作滿一年後，也未必能夠參軍服役，更不用說獲得開墾荒地的自由。
如果鄧名聽說了這個法案，他大概會覺得這類似是軍國主義。而他的感覺也沒有錯，在他的前世，希特勒就宣稱國民不是公民而是公民的材料，隻有在服兵役後才能獲得公民權。否認納稅人的公民權利，通過軍隊門檻來選拔支持現政權的擁護者，這種理論也是法西斯主義的标志之一。
但這個法令并沒有獲得通過，因爲提刑官賀道甯跳出來大叫違憲。
獲得“黃钺”的并不止院會，鄧名在表示他條件支持院會決議的同時，也再次強調了提刑官的權威，如果院會的決議違反了憲法，提刑官可以否決。而這個憲法此時被廣泛理解爲分贓的規矩，或是鄧名的根本利益。
支持賀道甯跳出來否決院會第二道法令的首先是外來戶的怨氣，劉晉戈作爲外來戶，在瓜分政治權利中一所獲，賀道甯更是如此，所以兩個人對院會都極爲不滿。除了和院會作對的心思外，這第二道法令也引起了不少人的不安，比如參議院的山西将領就覺得這是針對他們的，而且還會導緻他們法在未來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這些人沒有膽子在參議院光明正大地反對，而是在大喊贊成的同時，半夜結夥提着一隻雞去找賀道甯，聲稱他們堅決站在提刑官的一邊。
如果隻是這幫人，賀道甯說不定還沒有膽量爲了七萬戰俘去和參議院唱反調，但對這個法案不滿的除了山西人，還有更有分量的人物，那就是川西的軍方。在聽說了這個法案後，任堂就開始說三道四，稱這有違鄧名的根本利益，可能會導緻鄧名難以吸收、消化新到四川的人口；李星漢則認爲會影響兵源；而周開荒和穆譚在這個問題上也支持前兩人，他們倒沒有更多的理由，而是單純出于對院會的不滿，認爲鄧名授權給他們是爲了讨論委員會的計劃，可是現在這幫人整天就琢磨着如何賺錢，是應該敲打敲打院會，讓他們趕緊辦正經事了。
這四個人的一緻意見基本就代表了軍方的意志，賀道甯飛快地權衡了一下敵我力量，發現己方占有優勢，确信這是一個吐口怨氣的好機會。既然憲法是鄧名的根本利益，那損害鄧名的利益不就是違憲麽？賀道甯立刻動用權力，給了院會狠狠一棒子。
而院會也在這當頭一棒後清醒了一些，本來正因爲獲得權力而狂歡的院會也想起鄧名要讓他們辦的正經事，擔心鄧名發現他們什麽都沒做會震怒，就老老實實地坐下來，開始讨論委員會的作戰計劃。
結果不讨論還好，一經讨論，議會就發現裏面的問題層出不窮，很可能從各個方面損害川西的利益；若是全面修改計劃的話，倒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很快議會就發現關鍵是如何擺平夔東盟友，不辦好這件事，可能又會損害鄧名的利益，導緻被提刑官判處“違憲”。解決的辦法隻有一個，就是由川西來代替兩江督撫補償自己的盟友們，而川西通過作戰來盈利，把按照川西意願制定的計劃和補償條款捆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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