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抟的内丹理論，以道爲主，兼融儒、釋，構成一套系統的理論體系，在道教中起着承前啓後的作用，爲宋元内丹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他将易學卦理融人道教煉丹術中，用以解釋内丹修煉過程中的玄妙變化，以生動形象的《無極圖》勾勒出内煉的全過程及其順逆陰陽、五行和人體竅穴等方面的聯系。陳抟的《無極圖》有縱列的五個圓圈，表示内丹修煉的全過程。朱彜尊《經義考》說該圖“爲四位五行：其中由下而一L，初一目：玄牝之門；次二日：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日：五行定位，五氣朝元；次四日：陰陽配合，取坎填離；最一L日：煉神還虛，複歸無極。”道教中稱此爲長生之秘訣。這本來是逆煉歸元内丹理論的一幅圖解，從“冥心太無”人手，待靜而動依次漸進，複歸于無極。這種“順則成人，逆則成仙”的基本原理，始終貫穿于内丹修煉的全過程。
無論是南宗、北宗，還是中派、東派、西派，無論是清靜孤修派，還是陰陽雙修派丹法，都主張逆修返源，将性命還歸虛無。
此外，陳抟在内修方面，尤其重視“睡功”(胎息法)，其修煉著作還有《九室指玄篇》八十一章，《麻衣道者正易心法注》、《陰真君還丹歌注》等。
南宗，又稱紫陽派，以北宋張伯端爲開山祖師，流傳于南方廣大地區。該派主張“先命後性”、“言命處多，言性處少”的修煉方式，其代表人物多出自南方，故名南宗。
張伯端是南宗代表人物，字平叔，号紫陽，浙江天台人。他自幼好學，廣涉三教九流，曾爲府吏數十年，後來忽悟“一家溫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看破功名利祿，心向蓬萊仙路，便縱火燒毀案上全部文書，以“火焚文書”罪，被發配嶺南。後在四川成都遇真人劉海蟾傳授以金丹内煉要訣。後著丹經《悟真篇》，傳法于石泰，石傳薛道光，薛傳陳楠，陳傳白玉蟾。此五人後被譽爲“南宗五祖”，主張清修，其實，内丹派南宗的實際創始人爲白玉蟾。
張伯端思想端承鍾、呂之學，祖述黃老，仿效《周易參同契》，著爲《悟真篇》，内丹之學遂大顯于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之：“是專明金丹之要，與魏伯陽《參同契》，道家并推爲正宗。”張伯端認爲道、儒、釋“教雖分三，道乃歸一”。但與全真北宗不同，南宗丹法，重在命功，先命後性。張伯端主張修性又修命，而且是先從修命下手，所以能出陽神，而禅法隻求速成，跳過了命功，所得便落於下乘，隻能出陰神。所以南之宗雖然對禅法多有所取，但比禅法更加全面。在修行上，張伯端反對形式上的出家離俗，隐避山林。而主張“大隐隐于市”，他似乎也無意建立教團。他本人就是自幼好老莊而非出家的道士。南宗直至五祖白玉蟾，始開始有雲遊道士，也組織了南宗自己的教團組織。從蘇轼的道教養煉方式表中可以發現以下現象：首先蘇轼幾乎涉及了道教發展數千年來所有的煉養方式。不論是丹鼎派還是符箓派，不論是内丹還是外丹；不論是服食藥物，還是煉養丹砂；不論是吞咽津液，還是屏閉呼吸；不論是按摩，還是飲食；亦或是修性修命，還是性命雙修。蘇轼都殷勤的探讨，小心的實踐。而這些煉養方式絕不是哪一個道教門派一時所能夠全部擁有的，也是不可能在不同的教派之間互相交流傳播的。這從蘇轼獲得這些方術的途徑也可以得知，他的途徑有三：讀過全部《道藏》。(事見《和子由聞子瞻将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讀道藏》)；以懇切的态度從道士那裏獲取，包括一些外丹的煉養、氣息的搬運、津液的吞咽等等；從生活經曆———讀百家書、膜拜求簽、行醫經驗等處獲取，包括性情的修養、簽言的理解、醫藥保養以及生活的體悟等等。其次用自己親眼所見、卓有功效的按摩、搬運、胎息等進行養煉。不僅如此，作爲一名經驗豐富的醫藥學者，他用自己的知識與經驗得來的養生原則絕對而嚴格地控制着自己的飲食起居等日常生活，并且不自私，不隐藏，毫無保留、熱心地介紹給自己的朋友，甚至政敵。再次蘇轼重視對于生命的愛護，但更重視對于心性的修煉，也就是在執行性命雙修的同時更服膺于“性”的修養。
從他煉養的選擇态度來看，他是一個道教徒的實用主義者。蘇轼對于道教可謂終身迷戀餘秋雨《蘇東坡突圍》隻說佛教的力量，“使他習慣于淡泊和靜定”。其實道教也是功不可沒，蘇轼用道家的與世無争，清淨無爲來顯示自己的置身事外，擺明一種姿态給當局者看。《送沈逵赴廣南》中言：“我谪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煙波裏……功名如幻何足計，學道有涯真可喜。勾漏丹砂已付君，汝陽甕盎吾何恥。”蘇轼大多數的道教煉養方式也肇起于斯時，《與劉宜翁使君書》說：“轼齒龀好道，本不欲婚宦，爲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逭。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複歸望。杜門屏居，寝飯之外，更然一事，胸中廓然，更無荊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蘇轼文集·第四十九卷》）在黃州時大量的書信可以證明這一點。
翻開他的文集，可以說不但道家的學說思想，而且道家人物、道家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也俯拾可得。少年時有“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屈原塔》)對于名聲富貴的思考、有“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都山鹿》)對于生命社會的慨歎。老年時有“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對萬物的洞察，有“東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歸路，羅浮豈徒來”(《和陶讀〈山海經并引〉十三》)對歸路于道家的訴說。對道家名詞、人物、道場的運用就更多了，《王頤赴建州錢監求侍及草書》一詩中“丁甯勸學不死訣，自言親受方瞳翁……河車挽水灌腦黑，丹砂伏火入頰紅，未能便乞勾漏令，官曹似是錫與銅。”引用了方瞳翁這個人物、“河東”、“挽水”、“灌腦”、“丹砂”這些道家名詞，“勾漏”這個道家的三十六洞天;道家人物還如“列子禦風殊不惡，猶被莊生譏數數”(《張安道樂全堂》)中的列子、莊子;“東坡之師抱撲老，道華亦嘗啖一棗”《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蘇東坡谪居惠州，前後四年時間，但“杖履羅浮殆居其半”。他和兒子蘇過在葛洪煉丹竈附近搭起一間“東坡山房”，并在山房附近煉丹。
東坡希望象葛洪一樣：“絕慶吊于鄉黨，棄當世榮華”，入名山以求長生之道。他崇尚葛洪說：“學道雖恨晚，愧比稚川翁。”在給他兒子蘇過的一首詩中，稱“東坡之師抱樸老，真契早已交前生。”蘇轼在夢中與葛洪談論煉丹之事，他将之寫成詩曰：“析塵妙質本來空，更積微陽一線功；照夜一燈長耿耿，閉門千息自蒙蒙。養成丹竈無煙火，點盡人間有暈銅j寄語山靈停伎倆，不聞不見我何窮。’’竟自認爲前世是抱樸子之徒轉世，今生依舊奉爲老師。李零先生以爲“研究内丹術的起源……丹田學說的提出是一種關鍵”，而“丹田”之說早見于東漢桓帝時的《老子銘》、《仙人王子喬碑》和《抱樸子地真》，據此他認爲“它們應是内丹術形成之真正标志。②内丹思想是東坡着重發揚的，遵照“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的道學思想，“安心守玄牝，閉眼覓黃庭”，默念着《黃庭經》，加功靜觀，進行氣功吐納。更以丹法隐喻作詩留了頗多内丹篇章，開啓了内丹史濃墨重彩的一篇，對當時内丹從上至下的發展傳播曆史上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白玉蟾也深受蘇轼影響并把蘇轼當成本家。白玉蟾祖師詩文之中常稱蘇東坡爲“坡仙”，可爲了解蘇轼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