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人一時之間都沒有反應過來，隻是覺得範無病說的話似乎是真的振聾發聩了。

能夠讓大學學費從現在的一學期三四千塊直接降到五六百塊，那是一個什麽概念？因此在範無病喊出了大義之後，再沒有人能夠說出什麽不是來了。

偷稅漏稅這個問題，本來就是違法的，如果說大家對于稅收政策從緊有什麽怨言的話，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對于打擊偷稅漏稅持有不同看法的話，那就很成問題了，誰也不敢公開喊出這個口号來。

現在大家最爲擔心的，就是打擊偷稅漏稅會不會過度的問題，所以在朱老闆放話出來表示要打擊偷稅漏稅，衆人都表示憂慮，畢竟上面的政策到了下面執行的時候，經常就會被歪嘴的和尚念歪了經，幹出很多中飽私囊的損害群衆利益的事情來。

以前在西漢初期的時候，皇帝崇尚黃老學說，無爲而治，社會生産和經濟生活立刻就得到了迅速的恢複，這實際上就跟政策面很有關系的，因爲身居高位者其實很清楚，在沒有有效地制度約束之下，經常性地出台一些嚴厲的經濟政策，實際上對于基層并沒有什麽好處，這些政策往往就會變成基層官員們借以斂财的工具。

即便是在現在的情況下，這種行爲也是不可避免的，畢竟造成稅收漏洞的，除了偷稅漏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稅務部門工作人員的渎職或者說金錢交易所造成的。

每當出現一個新的政策的時候，不管高層的出發點如何，總是會被具體的執行者給習慣性地往斂财上考慮，他們也總是能夠找到對自己有利的那些閃光點，然後趁着政策尚未被吃透的機會，大撈一把。

因此在商場上摸爬滾打了多年的工商界同仁們，一聽朱老闆說要嚴打稅收漏洞，立刻就聯想到了這個問題，唯恐自己的企業又因此遭受什麽不白之冤，最後還是要破财消災。

事實上，即便是一些大公司，在遇到這種稅務上的事情時，也會感到比較頭痛的，畢竟天天被人查賬并不是什麽開心的事情，尤其是國内的這一幫稅務人員，查賬也沒有白查的道理，每天到你這裏亂翻一通兒不說，還要趁機吃拿卡要，就算是對方的素質比較高，不跟你吃拿卡要，但是如果你招待不周的話，難保他們不會給你雞蛋裏面挑點兒骨頭出來，也是一身的麻煩。

“在内地做生意，就是打的人情牌，方方面面的關系都要理順了，否則的話，你的生意就做不下來——”某個工商業同行兒在旁邊兒抱怨道，一聽這人就是在大陸呆了很久，已經學乖了。

附和的人也不少，大家都是從無到有做起來的，基層的事情如何，誰的心裏不清楚？

對此範無病倒是也有一番說辭，“其實大家應該往好處去想，如今的偷稅漏稅現象嚴重，直接損害的就是我們這些正規企業的利益。一些不法企業通過偷稅漏稅來降低生産成本，跟我們的産品展開低價競争，這是非常有害的。如果能夠嚴格地控制稅收漏洞，堵上這個源頭，那麽就可以形成井然有序的公平競争環境，這是非常有益的。”

範無病的這一番話倒是也很有道理，但是有些人又想了，那些偷稅漏稅的企業，甚至連工商執照都沒有，完全就是一些黑窩點，就算是打擊偷稅漏稅，也抓不住人家啊，因爲人家根本就不在冊。

總而言之，今晚參加這個宴會的人，回去的時候都是心事重重的。

此時範無病已經明白朱老闆爲什麽會要拉上自己一塊兒赴宴了，這件事情關系重大不說，自己的身上至少就有兩層關系可以利用，一個就是自己的出現，官方的人可以理解爲是朱老闆已經跟範亨達成了一緻意見，要從嚴打擊偷稅漏稅問題，畢竟總理和常務副總理的意見一緻的話，那麽這個意見肯定是要貫徹下來的。

其次就是範無病本身就是範氏投資集團這個龐然大物的老闆，他的在場除了表明整個範氏支持這項決定，也可以爲工商業同行兒們接受這個消息起到一個示範作用。

因爲這個決定而造成稅收方面的損失的話，你的損失還比得過人家範氏投資集團的損失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回到家裏的時候，範亨問起了今晚的事情，就有些好奇地問範無病，“你從哪裏得來的那麽多數據？怎麽張口就來，我看你可以去當統計局的發言人了。”

範無病聳了聳肩膀道，“其實這些數字的來源都很簡單，平時留心一下就有了，更何況我們總部專門有情報部門，凡是認爲比較重要的數據，都有辦法搞到的，更何況這些數據又不是什麽秘密？”

範亨點了點頭，深以爲然。

搞商業的，如果不對一些關鍵數據進行搜集并認真分析的話，你就隻有盲目地亂闖，想要發展起來是很難的，機會隻會留給那些有準備的人，這話的适用範圍非常廣。

實際上範亨對于國内的教育經費問題，也非常關注，但這并不是他分管的那塊兒，所以話語權并不大。

爲解決教育經費嚴重缺乏的問題，國内從一九八三年起，就改變了單一的政府投資模式，開始向個人收費，但規定仍以财政撥款爲主。始料不及的是，由于管理監控不力，收費名目和收費數額急劇膨脹，個人教育支出連年大增，并迅速由教育投入的輔助渠道變成了主渠道。教育投入總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與一九九七年的四千五百億元相比，今年的教育總投入翻了一番有餘。

從三大投入看，今年的國家投入是一九九七年的兩倍多，社會投入隻是微微增長，但由于國家投入和全部投入基本同步，所以在總量中國家投入所占的份額始終保持着三分之一略多的水平，而個人投入在一九九七年即超過總量的百分之六十，這些年由于增速仍快于國家投入，更快于社會投入，所以份額仍在不斷加大中。

在目前國家教育經費尚不充足的情況下，國家投入理應側重于義務教育，正常的狀态應該是首先保證義務教育的需要，盡量做到免費教育，減少非義務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國家投入比例。

從近幾年的實際來看，國家投入的政策正在朝這個方向轉變，但經費的分配依然很不合理，大學的國家投入比例依然很高，義務教育的個人投入非但未減，反而越來越高，這也造成了老百姓的上學貴上學難問題，每年因爲上不起學而辍學的兒童越來越多，與普九目标完全不相符合。

“長期以來，國家一直将高等教育總投入的百分之七十五視爲财政撥款的标準，但學校的高收費早已打破了這一标準。在兩千年之前，國家投入尚占多數，但自去年開始，賓主易位，個人投入反客爲主，超過了百分之五十，今年更在遞增之中。”範亨所了解的數據，不比範無病少。

在各學級中，國家對大學的投入增加最快，但與個人投入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一九九九年随着并軌令的下達，公費上大學劃上句号，學雜費突然暴漲百分之七十多。

此後，随着收費标準的不斷提高以及學生數量的快速增加，個人投入繼續猛增，五年間個人投入每兩年翻一倍，五年增加五倍，國家和個人兩大主力的巨大投入促成了大學投入總量每年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高增幅，升速居所有學級之首。

然而，絕對量的高速增長掩蓋着一個相反的事實，由于學生數量的增速快于國家和社會投入的增速，因此每學生平均國家投入和社會投入已經連續幾年悄然削減，社會投入趨勢亦然，而個人投入卻一如既往地上漲，每年的學生人均學費增幅都要增加一千元以上，今年學生平均投入已經超過了一萬一千元。

這一趨勢也表明，今後上大學能夠享受的國家投入和社會投入将越來越少，留下的缺額和保持總費用增加的增量都将主要由個人來承擔，而逐步減少非義務教育的國家投入、增加個人投入正是國家政策的方向和所要達到的目标。

“上大學的學費高，這已經是不争的事實，目前範氏投資集團在全國各地所援助的貧困大學生人數，已經超過了五萬人，每年都需要投入十個億以上來促成這件事情，然後這也隻是杯水車薪而已。”範無病對老爸範亨說了一個事實，“如果再加上對于貧困山區希望工程的投入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對口援助，這個數字會更大一些。”

“這麽多哦——”範亨聽了之後也感到有些吃驚，看來範無病在這方面的投入卻是很多，每年總有二三十個億了。

假如可以堵住稅收漏洞的話，想要解決上學難的問題，隻是很輕而易舉的一件事。

不過，範亨自然也明白，即便是稅收多出來四五千個億，這部分收入也未必就能夠落到教育上去，這也不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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