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無病的遊說活動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目前以費老爲首的老領導圈子中已經形成了共識，表示要支持範亨連任，常委的位子一定是要保住的。

而範無病在會見朱老闆的時候，也得到了比較明确的答案，朱老闆認爲範亨這幾年中作出的貢獻很大，成績有目共睹，再加上年齡剛過六十，相對較爲年輕，應該繼續在領導位置上發揮重要作用。

至于一号首長的态度則有些暧昧，作爲新老交接中的關鍵人物，一号首長顯然不能夠輕易表明自己的立場，否則的話很容易給當前的局勢造成不可預估的後果，不過他也對範無病表示，總是要讓範亨同志有一個比較好的安排。

範無病雖然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但是綜合分析過後，基本上可以認定老爸連任的事情已經鐵闆上釘釘子，再沒有什麽疑慮了。

解決了這件事情，範無病感到心裏面非常舒坦，而公司那邊兒也傳來了一個不錯的消息。

國慶節之前，範氏投資集團旗下的計算機設計部門推出了一台實測運算速度達到每秒萬億次以上超級計算機，通過了以中科院院士爲首的專家組的鑒定。

這台具有自主知識産權核心技術的超級計算機，達到目前公布的世界前五百名超級計算機排行榜中第十位的水平，前九位的計算機均爲日本和美國制造。

這一款計算機采用了範氏投資集團生産的主要部件設計而成，機身總長十米，包含十五個機櫃、二百五十六個計算機功能結點機、五百二十六個高性能超強處理器，其内存總容量達到了512gb，系統總硬盤空間爲12tb，具有易使用、易管理、易部署、可擴充、高可用、好維護、性能價格比高等優點。

在研制過程中，範氏投資集團掌握了大批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核心技術，其中已獲得授權的發明專利就有二十三項之多。

這台超級計算機可以運行國際标準的linpack基準程序hpl，使用512個處理器求解153600階線型方程組，實測性能達到每秒一萬八千億次浮點運算。利用它來運行石油地震資料處理、油藏模拟、氣象預報、藥物分子設計、流體力學等一批大規模科學工程計算應用，都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

專家們普遍認爲，這一款超級計算機整體上達到了當前國際同類産品的先進水平，部分技術如機群管理系統、機群監控系統、機群系統性能優化技術和機群基礎架構等達到了當前國際同類産品的領先水平。

而通過這一款超級計算機的設計與制造，使得範氏投資集團的芯片研發部門以及總體設計部門的實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終于可以跻身于國際頂尖芯片制造商之列了。

對于自己公司的技術人員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範無病是感到比較滿意的，因此他除了重獎有功人員之外，還給實驗室投入了更多的研發資金，以支持自己的實驗室可以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一些。

範無病拜訪朱老闆的時候，朱老闆正在爲稅制改革問題而頭痛。

如今在一般性轉移支付中的稅收返還，包括增值稅和消費稅、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基數返還，是越富的省份拿到越多，越窮的地區拿到的補助越少，落後地區的公共服務仍然欠缺資金支持。

不過稅收返還本身是中央政府改變财政管理體制，對地方的一種利益補償。所以，也不能過分強調這一補償機制對落後地區的影響，而且随着中央轉移支付總額增加，這部分的占比正在減少。

國内存在的大問題恰恰是一般性轉移支付比較少，大量都是專項轉移支付。最近有了較多的調整，如果均不計稅收返還，一般性轉移支付占全部中央轉移支付的比重越來越大，專項轉移支付在管理上更是具有不規範性和随意性，所以這幾年來存在一直被诟病的跑部錢進現象。

在專項轉移支付裏，現在的操作往往是成問題的，如果是兩千萬的項目，地方政府一般要上報成五千萬或者更多，爲什麽？這是因爲現在很多項目都是要求地方配套資金的，一些偏遠地方政府就感到很麻煩，沒有多少财政收入，拿不出一定比例的配套資金。

怎麽辦？便在事先翻倍地報，爲什麽要報一倍多，考慮到中央會基于地方的讨價還價，砍掉一部分預算，再加上打點費，經濟學上叫尋租成本。而如果各個省、市都到有審批權限的部委申請，尋租費累計起來就非常可觀了，這就是博弈論。

對于中國這種大型國家來說，要完成治理方式的轉型，其内在要求是地方政府在分權基礎上的自治，而财稅體制是整個治理機制的核心，而國内當下的城市化進程也在倒逼整個稅政基礎的轉型，地方政府必須要有自己穩定的收入來源來支持行政開支，經濟基礎建設和公共産品供給，也要轉向以公共财政爲基礎的支出結構了。

現有的分稅制已經遠遠不能适應中國經濟社會當前發展階段，中國政治轉型的内在要求了。

朱老闆對範無病表示道，“當前中國的财政體制主要存在四個問題，都是很棘手的。”

他所說的四個問題，一是稅費立法權高度集權。我國稅收的立法權高度集中在中央，不能充分調動地方涵養稅源的積極性。而且稅收的立法權往往集中在政府手中，以決定、通知、條例來制定和執行，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的作用有限，而且後兩者目前本身的人員結構也有問題。《預算法》把财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權一次性下放給了國務院，相當于一個家庭的财政大權，完全交給管家或者保姆來支配，或者一個公司的财權，從董事會移交給總經理。

二是中國在法律上并非分權國家，中央和地方迄今爲止的所有财政安排和事權調整都是中央和地方談判妥協的結果。中央政府由于政治和行政上的權威地位，往往對事權和财權劃分方案有主要的動議權和決定權，因此缺乏内在的穩定性和法律保障。

三是現行地方稅制體系不完善，地方稅制結構不合理。缺乏地方主體稅種。單個地方稅種的收入規模和其占整個稅收收入的比重都比較小，導緻地方自己的财源小且不穩，對預算外和制度外資金、土地财政和負債依賴程度較高。

四是在财政支出上，效率還很低。各級政府總體上重視收入，而忽視支出效率。沒有建立透明的、有憲政約束的公共财政預算體制，導緻納稅人和作爲第四權力部門的媒體不能有效監督政府的财政支出，納稅人交的稅也與其享受的公共服務不相匹配。

範無病雖然對于國内的稅制有些不大清楚，但是他曾經專門研究過美國的事情，于是就對朱老闆說，“在成熟的競争性較強的聯邦制國家，比如美國，首先界分市場和政府的邊界，然後按照輔助性原則來界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再按照各級政府自己的事權，來确定支出責任和支出需要，最終由此決定收入需要。而收入權的來源就是事權、支出權、支出需要，所有這些權力都是轄區内的公民賦予的，是在憲政框架内安排的。所謂輔助性原則指的是，凡是個人和市場能夠處置的事務，留由其自身去處置；政府的事權留由最低必要層次的政府去履行，上級政府提供輔助性的支持。而且，上級政府接手或者插手之前，還要考慮自身是否确實能夠更好地解決問題。所以美國跟我們有點兒不大一樣。”

很顯然，在稅制結構本身的改革上，地方政府必須要有自己穩定的财源，這也是地方政府自治本身的基礎。比如依美國的經驗，三級政府财源支柱的概況是，個人所得稅和工薪稅（類似社會保障稅）歸聯邦（中央）；銷售稅和公司所得稅歸州（相當于我國省級）；财産稅歸地方（基層政府）。

中國是世界上政府層級最多的國家，有五個政府層級（中央、省、市、縣、鄉），這也是導緻當前事權和财權劃分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财稅體制的改革是需要行政體制改革的配套的，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的行政體制顯然要進行一系列改革才行的。

“不過這些問題，已經不是我要頭痛的問題了，等到明年交接工作之後，我就可以踏踏實實地過自己的退休生活了。”朱老闆談到這裏的時候，自己也覺得有些唏噓。

雖然說之前他曾經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多年，但是正經總理隻幹了一屆，并沒有按照自己的思路将經濟和金融徹底地進行改革，以至于留下了很多半拉子工程，這是非常遺憾的。

可以想到，新的領導人上來之後，自己的這一套工作思路，未必就能夠沿用下去，有些努力就算是半途而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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