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作爲擁有後世閱曆、知道未來曆史走向的大明崇祯皇帝，他會想盡辦法把腳下的這片土地，以及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這個民族，帶上複興崛起之路，不會讓她重蹈曆史覆轍。
如今浙西屠阿醜之亂順利地得到了平定，閩浙沿海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裏，除了時不時地有點水旱天災以外，基本上還算是平靜。
而崇祯十六年發生在浙江東陽的白頭軍之亂，還很遙遠，而且按照現在這個情況，真到了那個時候，恐怕也不會再有什麽白頭軍之亂了。
白頭軍之亂的原因是因爲崇祯末年朝廷财政崩潰之後，除了遼饷之外，一再加派剿饷和練饷，導緻浙江百姓稅賦壓力過大而産生的，現在朝廷除了遼饷之外，其他的所謂剿饷和練饷是不可能再有了。
所以，這麽算起來的崇祯十六年以浙江東陽生員許都爲首的白頭軍之亂應該是不會出現的了。
就算是在十四五年之後，浙江東陽等地真的又出現了白頭軍之亂，如今這位崇祯皇帝也有信心将之鎮壓下去。
如果經過了十幾年的埋頭發展，他還不能把周邊的威脅都一個一個地消除掉，那麽幹脆買塊豆腐一頭撞死得了。
到了四月初，身在京師紫禁城中的崇祯皇帝，一方面督促着朝中大臣各司其職，加緊推進着京畿之地的春耕、春耕之後的募兵，以及講武堂第三期學員的報到和開訓等事務，一方面也熱切地期待着徐弘祖的到來。
徐弘祖，也就是徐霞客，自從接到朝廷任命其爲兵部職方司司務的旨意之後，就從南京國子監助教的任上回了趟老家江陰，将家中事務安排給自己的夫人和長子，然後帶着幾個忠仆，匆匆北上京師。
一路上，徐弘祖一行乘船而行。
雖然如今的大運河，經過漕運總督袁可立一年多來堅持不懈的募民疏通，已經變得十分通暢易行了，但是走水路，畢竟還是還沒有騎馬走驿路來的快。
所以，徐弘祖一行人與傳遞浙西軍報的人馬幾乎前後腳過了過了江，但是卻被傳遞軍報的驿馬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直到崇祯皇帝的旨意，又經過南北通暢的驿道傳往南都和浙江而去的時候，徐弘祖一行人才剛剛乘坐着運河上南來北往的船隻趕到通州。
疏浚後的大運河，很快就又承擔起了南北漕運和商貿運輸的功能，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都是樯橹雲集，一片繁忙的景象。
徐弘祖是乘船走過運河的，天啓之初，他曾經沿着運河北上，認真考察兩淮、山東、北直隸境内的名山勝境，對運河兩岸的民情當然也有了解，要留下了不少的記錄。
而如今再走這同樣的一條水路，感受卻有了大不同。
不光是大運河上淮安河段以北曾經時有淤塞的河道，如今也都可以暢通無阻了，而且整個河道也更深更闊了，沿着河道的兩側，不遠的地方也都種上了成排成排的楊數、柳樹，在三月四月之際，成了運河兩岸令人賞心悅目的一道風景。
雇上一艘小船，在大運河上曉行夜宿之間，頗有柳三變的那種“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的醉人感覺。
特别是春耕比北方要早上一個月左右的淮南各地，原本都是荒地草甸的運河兩岸，現在也都挖溝修渠、大興水利，使得兩岸都成了水旱不懼的沃野良田。
靠近運河兩岸的荒地，因爲之前歸屬不明，不确定到底是屬于沿岸的府縣，還是歸屬于漕運總督衙門，所以有不少地都是荒着。
袁可立上任漕運總督之後，因爲有了崇祯皇帝整頓漕務、募民屯墾的明确旨意，先是從自己的老家睢陽衛，及其所在的歸德府睢州、商丘等地，招募了一批本鄉青壯鄉丁，順利地建起了漕運總督轄内直屬總督本人提調的三千督标。
袁可立在明末的曆史上無黨無派，屬于如今這位崇祯皇帝可以放心重用的人物之一。
當然了，因爲與高攀龍同年，所以曾經上書爲這位東林黨的魁首說過話，但是究其根本，作爲睢陽衛世襲百戶之家出身的袁可立，與江南士林中出身地主豪商的東林分子，政治見解上，還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在反對閹黨弄權的問題上是同路人，但是在經世緻用、治國安民方面，東林黨的那幾個大佬，根本沒法與一貫注重實際、身體力行的袁可立相比。
如今這位崇祯皇帝對袁可立的充分放權和信任，讓他本來就滿肚子的軍政方略終于有了大力施展的地方。
原本設立了用來制約漕運總督權力的四個巡漕禦史，之前因爲閹黨案，殺頭的殺頭，罷官的罷官，全都沒了。
而袁可立上任漕運總督之後，崇祯皇帝爲了讓他放手整頓漕運事務，所以也沒有按照之前的制度，安排巡漕禦史。
明朝的制度設計其實還是有頗多可取之處的，比如都察院裏各道、各種監察禦史的設置，除了主管各個行省吏治糾察的分省禦史之外，還有巡鹽禦史、巡漕禦史、巡城禦史、巡按禦史、巡邊禦史等等專管某種業務的監察禦史。
就拿漕運來說吧，除了漕運總督的設置之外，有明一代還在淮安、濟甯、天津、通州四個地方設置了專職的巡漕禦史，一方面配合漕運總督管理漕運事務，另一方面則是監督糾察包括漕運總督所有漕運官員們的一舉一動。
這種權力的分散與制衡，在正常情況下是非常必要的，畢竟漕運對于遷都北京的大明王朝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而漕運總督的實際權力又非常大，沒有一定的相互制約，皇帝和朝廷是不會放心的。
但是現在卻不是什麽事情都可以按部就班進行的平常時期了，眼前的大明内憂外患，是典型的非常時期，對于這一點，宦海沉浮數十年的袁可立早就意識到了，而來自後世的崇祯皇帝，當然也意識到了。
都察院的長官左都禦史李标提出過重設四位巡漕禦史的建議，但被崇祯皇帝否定了。
正如鹿善繼整頓鹽務一樣，要整頓事關重大的漕運事務，除了皇帝要給予漕運總督袁可立充分的信任之外，還有一條就是不能給他故意設置任何障礙。
所以，袁可立上任之後，四位巡漕禦史也都全部廢而不設。
不僅如此，在袁可立重建漕運總督督标和漕營的問題上，崇祯皇帝也是全力支持，除了親自安排王公略前去幫助編練和統帶漕營之外，對袁可立提議調用的人選，也是全都批準放行，比如嚴正中和袁進。
這兩個人，之前曾是袁可立巡撫登萊之時提拔任用的親近麾下，此時也都從登萊調任到了漕運總督衙門，嚴正中負責三千督标的編練重建，而袁進則與皇帝安排過來的王公略一起原來漕營人馬的揀選和編練。
除此之外，袁可立親信家丁出身的袁彪，袁可立的長孫袁斌誠，以及袁可立提拔起來的許定國等人，也紛紛被任用到了一些關鍵的位置之上。
但凡是袁可立提出任用的，崇祯皇帝一概同意，所以在不長的時間之内，袁可立就在漕運事務方面，樹立起了絕對的權威，除了新練督标和整編漕營以外，萬曆以來常常因爲旱澇災害和疏于養護而淤塞的大運河，也因此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清淤和治理。
同時，袁可立主持的漕運總督衙門，也對京杭大運河上的鈔關進行了清理整治。
運河上所謂的鈔關，就是朝廷設立的征收運河通行費的稅關。
朝廷管理大運河的航運，負責維修養護，設立稅關收取通行費用，也是應當應分的。
不過在明朝的時候，很多事情就是這樣，初衷雖好，但一到後來就變壞，甚至變得與初衷背道而馳。
因爲運河航運繁盛，設卡收費一本萬利，所以随着時間的推移、吏治的敗壞，除了最初朝廷設立的戶部鈔關之外，運河兩岸的各地官府衙門，甚至是官僚士紳，都想從運河上獲取利益。
所以，運河上的關卡也就越來越多，到了明末的時候，甚至已經成爲了運河淤塞以外，運河之上制約南北貨物運輸貿易的另一個絕症了。
而這一次，袁可立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番革新整頓。
除了宣德年間初設之時的戶部七大鈔關，即京師的崇文門稅關、天津的河西務稅關、山東的臨清稅關，以及淮安稅關、揚州稅關、蘇州的浒墅關、杭州的北新關之外，其他沿河各州府縣未經戶部審批備案、私立亂設的所謂稅關，一律予以撤除。
袁可立此舉自然是得罪了不少地方州府官吏，自從他到任淮安之後不久，地方上就開始有人不斷上書，彈劾他急躁冒進、行事操切、剛愎武斷、任用私人、不恤民力等等毛病。
但是，對于如今這位崇祯皇帝而言，明末大多數地方官的德性，他是完全了解的，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都是屬于幹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貨色，除非是觸及到了他們自身的利益，否則就是天塌下來，他們也不會去管的。
不過，現在崇祯皇帝安排袁可立去當漕運總督，目的就是要好好地整治一番運河兩岸的州府縣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