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的流賊當然也是大明朝的心腹大患，不過對崇祯皇帝來說，他擔心不是流賊的上山，而是流賊的流竄。

如今陝西的流賊進入了山西，而且還進了呂梁山，雖然人多勢衆，但是對大明朝上至朝堂下至地方的威脅和破壞，卻也是降到了最低。

上了山的流賊，隻能算是山賊。

呂梁山方圓廣大，山勢險峻，易守難攻，朝廷的官軍雖然輕易攻不進去，但是進了山的流賊如今卻也輕易沒法出來。

對崇祯皇帝來說，這雖然不是最好的結果，但卻也在他能夠接受的範圍之内了。

畢竟如今這個大明朝依舊四處跑風漏氣，需要操心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

崇祯皇帝在心中定下了當前朝廷在戰略上的優先方向之後，很快就命令軍機大臣孫承宗代表皇帝本人，再一次出京去巡視薊鎮邊備情況，包括編制員額是否滿編，軍械物資是否充足，軍卒糧饷是否如數發放，城池防務是否完備，邊鎮将領是否得力等等方面。

特别是這一次，崇祯皇帝還讓孫承宗在巡視了薊鎮邊備之後，前往塞北查勘熱河堡、八裏罕、營後屯、三座塔等塞北戰略要地的防務情況，并且授權他攜帶着大量的錢糧物資，去會見歸附大明的那幾個塞北蒙古部落的首領。

五月初六日，端午節剛過，崇祯皇帝在紫禁城武英殿之中再次召見軍機大臣孫承宗，以及随同孫承宗一同前往的兵部、理藩院、錦衣衛、東廠等衙門的人員，向他們交待各類注意事項之後，親自将孫承宗等人送到了午門之前。

崇祯皇帝原本想要親自去巡視一遍京師北部的薊鎮邊備，如果有可能的話，他還想親自去巡視一遍薊鎮東面的山海鎮和西邊的宣府鎮，然而這個想法剛一提出，首先就遭到了身邊人的反對，繼而又遭到了軍機處的反對，然後是内閣閣臣和得知這一情況部院大臣的反對。

所以，這個想法還沒有正式提出來，就很快被圍繞在身邊的所有人給否決掉了。

包括在宮内擁有一定發言權的天啓帝遺孀懿安皇後，以及自己的中宮之主皇後周氏，都是他再一次出巡邊關的反對者。

在她們眼中，出巡京畿之地比如通州、昌平，乃至居庸關，都沒有什麽問題，畢竟外面還有長城一線宣府、薊鎮、山海關的駐軍，即使突然之間有了來自塞北草原上的威脅，一時半會兒也打不進關内，皇帝有充裕的時間回到京師城中。

而一旦皇帝去了長城一線，甚至還有可能要前出到關外去，去巡視那些孤零零地矗立在塞北草原上面的堡壘，也就等于失去了長城關山要塞的保護，安全上也就沒有了保證。

她們的擔心，以及一些朝臣的擔心，雖然在如今這位崇祯皇帝看來有些可笑，但是最後想來想去，他還是放棄了此時的出行，改由孫承宗帶着人馬替自己前去。

畢竟在這個時代的多數人眼裏，長城以北都是苦寒蠻荒之地，是各種野蠻民族遊牧和出沒的地方，皇帝去那裏就等于是将自己置身于險地。

事實上當然不是如此，後世的冀北、東北和内蒙，都是人口稠密，商貿繁盛，工農業發達的地方，雖然冬季嚴寒，但是每年的四月到十月，還是非常适合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而在十七世紀的這個時候，這些地區的環境，還沒有遭受到任何的污染和破壞，也沒有伐木業、工礦業的過度開發，單論自然環境的話，肯定是要比關内的許多地方，至少比山西、陝西、河南、山東這些連年大旱的地方，要更加适宜生存和居住。

不過，在崇祯皇帝的後宮之中，也隻有蘭妃海蘭珠一個人會認同皇帝的想法，其他人完全局限在自己的眼界裏，即使皇帝苦口婆心地對她們說起這些地方的風景怡人、土地肥沃，以及“棒打狍子瓢舀魚”的情景，她們也無法理解。

無法理解的，還有許多沒有到過關外的朝臣們。

十六世紀、十七世紀的大明朝，之所以錯失了大航海時代千載難逢的良機，固然有大明朝是大陸國家以及農耕文明所具有的那種保守性格，但是也與大明朝的朝臣們眼界不夠開闊有着很大的關系。

眼界不開闊，見識就不行，就總是局限在大明朝的内部，甚至隻是局限在朝堂之上，爲了一點蠅頭小利而鬥來鬥去，把大多數人的聰明才智都浪費在内耗上面了。

這個問題從張溥和李信兩個人跟着姜曰廣出使朝鮮之後的表現來看，就顯得非常鮮明了。

李信自然不用說了，在原本的曆史上，基本上是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全都用在了輔佐李自成埋葬大明朝的“事業”上了，他對李自成大順軍的貢獻越大，自然對華夏文明的傷害也就越大。

這一世，他在崇祯元年的恩科之中被錄取爲進士，然後又被皇帝欽點爲中書舍人，眼界與過去自然是大爲不同。

在與崇祯皇帝的接觸之中，在對大明朝政的觀察之中，同時也從崇祯皇帝多次到軍機處和武英殿中的談話之中，李信的眼光也早就從大明朝治下士紳階層與佃農階層的壓迫與反抗上面，提升到了大明朝與後金國的戰争上面了。

這個層面顯然要比大明内部士紳與佃農之間的壓迫和反抗，要更加宏大，也更值得爲之奮鬥。

畢竟在這個時空之中，此時大明朝與塞北的蒙古諸部，以及與遼東的建虜後金國之間的鬥争有着華夷之辯的背景，是漢人與蒙古鞑子以及女真鞑子之間的鬥争，也就是說，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鬥争，這樣的格局豈不是比局限在内地，糾結于無地農民與士紳地主之間的鬥争，也宏大得多了！

在軍機處大半年的舍人生涯，讓李信的眼界與見識大爲開闊，而且在崇祯皇帝的刻意引導之下，也跟牛聚明、沈廷揚等其他十多個中書舍人一樣，成爲了一個樸素的華夏民族主義者。

雖然在他們的認識之中，并沒有這樣一個明确的概念，但是看待和處理問題的立場與态度，已經開始用以漢人爲主體的華夏民族的利益來權衡了。

這在後世當然是一個人人都知道的常識，但是在遙遠的十七世紀，即使當時已經開始走在世界前列的西方殖民列強，也還沒有真正形成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而中國人更是經曆了辛亥革命，經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直到經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這期間倭奴日寇長達幾十年的不斷淩辱侵略，才總算是形成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作爲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才算是覺醒起來。

崇祯十七年之後，滿清軍隊入主中原，而人口過億的漢族人居然被人數不到百萬的女真人征服，并且最終接受這個野蠻異族的統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族主義意識的缺乏。

雖然自古以來就有華夷之辯，在一部分較早認識到這個問題的人們心中也有華夷之防，但是放眼當時的整個天下，真正形成了這種民族主義意識和民族主義情懷的人，實在是少之又少，否則的話，人口如此龐大的漢族，又豈能被人數隻有自身萬分之一不到的女真人所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