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政治終究是政治，即使有的時候披上一層溫情脈脈的外衣，但在更多的時候，在更多的場合，它卻永遠也改變不了其殘酷的本色。

就在紫禁城中充斥着一片喜氣洋洋、歡樂祥和氣氛的時候，遠在山西介休的張原堡範家街上，卻籠罩着一種凄凄慘慘戚戚的濃重陰雲下。

這段時間以來，已經從崇祯皇帝的身邊消失了很久的錦衣衛北鎮撫司鎮撫使王國興，帶着錦衣衛北鎮撫司調集的大批人馬，在姜鑲和錦衣衛山西千戶所千戶吳國安等人的引領之下，一直奔波在山西太原、蒲州、平陽等地。

王國興、吳國安和姜鑲手下如狼似虎的錦衣衛人員，根據軍機處提供的名單，直接越過了山西各地官府，按圖索骥地前去抓捕一切上了名單的山西商人，一時之間搞得太原、平陽、蒲州等地府縣血雨腥風、雞犬不甯。

明白其中緣由的山西巡撫張曉除了行文各地官府配合之外，也無話可說。

因爲殺胡口被破的内情，他從姜鑲的口中早就知道了。

這種事情，在久任山西巡撫的張曉心裏，就是單純靠猜測，也能猜中個八九不離十。

這些在九邊各地專做口外貿易的山西商人，是個什麽德性，他的心裏還是很清楚的。

這些人過去一輩輩奔走在塞北蒙古草原上，能吃得了常人不能吃的苦，也受得了常人受不了的罪，要說吃苦耐勞，那是沒得說。

但是，要說這些都是守法的良民，沒幹過走私或者通虜的買賣，張曉這個在山西任職多年一路幹到巡撫的人物，打死也不會相信。

隻是他沒有想到，這些身在邊地卻不忘桑梓，經常爲家鄉做些修橋鋪路、接濟貧苦之類善事的晉商，居然會膽大妄爲到勾結東虜入寇邊地的程度！

更沒有想到的是，當今這位崇祯皇帝對于這些晉商的處置居然如此重視，錦衣衛北鎮撫司鎮撫使王國興親自拿着聖旨前來抓捕，而波及的範圍、處置的手段，更是讓他深感震撼。

不僅要抓捕那些上了名單的晉商本人妻妾子女，而且還要罪及其父族、母族與妻族三族親眷。

不僅要抓那些實際入股參與分紅的大小股東，而且還要抓捕那些被記名或者被揭發持了幹股的本地官宦和世家大族。

幸虧張曉這個人一直頗爲清高自傲，不屑于與那些行商坐賈、販夫走卒出身的商人們結交來往，而他本人也還算是廉潔自律，否則的話，這一次必定要栽在這個事情上面。

也正因爲他親眼看到了崇祯皇帝那一道道怒氣沖沖的聖旨和充滿惡意的上谕，所以這一段時間以來，對于前朝閣老韓爌，以及萬曆朝的閣老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後人們的奔走請托，他全部将之拒之門外。

什麽是傳說中的诏獄？

這就是傳說中的诏獄啊！

崇祯皇帝既然沒有将這個事情交給山西巡撫衙門或者山西按察使司來辦，也沒有交給刑部來辦，那已經說明了皇帝的态度。

什麽态度？

就是不信任嘛！

崇祯皇帝在建虜進犯、兵兇戰危的節骨眼上，還堅持派出了錦衣衛北鎮撫司的人馬前來山西，越過山西本地的官府處置這件事情，說明了崇祯皇帝本人對于朝廷之中特别是山西本地的官府官員，是很不信任的。

至少在處理晉商賣國的這件事情之上，是很不信任的。

在這個關鍵的時候，作爲山西巡撫來說，張曉的處境是很尴尬的，特别是在皇帝盛怒之下而且已經遷怒于山西官商世家的情況之下，一個行差踏錯，就可能被牽連下獄，他又如何敢接受那些官商世家的請托？

不僅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接受任何與晉商關聯之人的請托，而且山西巡撫張曉，還給自己比較器重的幾個州府主官寫信打了招呼，讓他們不要幹涉錦衣衛的行事。

張曉的這些做法，還是起了一些作用。

至少到任蒲州之後隔三差五就要上書皇帝議論朝廷和地方政務問題的蒲州知州狀元公史可法，這一次十分明智地保持了沉默，任憑錦衣衛大批人馬在蒲州“胡作非爲”。

山西蒲州是萬曆朝首輔張四維和閣老王崇古的家鄉，與此同時，山西蒲州還有一個舉世聞名的鹽湖。

這個鹽湖對于蒲州的财政而言，極其重要。

但是這個鹽湖出産的鹽，卻早在多少年前就被牢牢地控制在了本地官商豪門張四維家族的手中。

張四維當然早就死了，張四維的弟弟大鹽商張四知、張四教等人，也早就沒了。

不過張四維、張四知、張四教的兒孫們仍然牢牢控制着這個大鹽湖的鹽。

因爲當年這些鹽商家族通過各種手段積累在手中的鹽引，足夠他們這個家族幾代人把蒲州鹽湖的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了。

鹿善繼作爲欽差大臣整頓長蘆、兩淮鹽政的時候，雖然殺了很多人，但是地處内陸的蒲州鹽湖卻沒在鹿善繼的整頓之列。

正所謂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曾經高中狀元之後就在翰林院裏當着清貴翰林的史可法，自然不知道地方上的政務有多麽繁難，常常上書言事放空炮。

但是等到他到了蒲州，實實在在地當了地方親民官之後，很快他就發現，他之前想過的種種造福于民的仁政善政，真正到了蒲州之後沒有一樣推得開來，幹得下去。

因爲他沒有錢。

等到他到任一段時間之後，他漸漸弄清了情況。

在他所任職的蒲州本地，官府要想做事，就必須與蒲州張家和王家商量着來。

因爲蒲州本地兩大基本的财源，一個是鹽湖裏産的鹽，一個是農民種的地，都集中在這兩個官商豪門的手裏。

與蒲州的鹽掌握在張家的情況類似的是，蒲州的地尤其是盆地平原的田産，十成裏倒有七成都是掌握在王家這個豪門大家族的手中。

史可法固然是東林黨人，是東林黨大佬左光鬥的得意門生，但是史可法卻不是傻子。

來了蒲州沒有多久，就知道了蒲州的問題出在哪裏。

一個是官府窮得叮當響，作爲錢袋子的蒲州鹽湖控制在并且将長期控制在張家的手裏。

另一個是土地兼并，大量的土地掌握在前閣老王崇古的子孫手中，這些人仗着先輩的特權，從納糧交稅，或者隻是象征性地納糧交稅。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大量的農民沒有土地，不得不淪爲富豪之家的幫傭、佃戶和流民。

在他看來，若不是皇帝允許這些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前往三邊或者塞外開荒種地，那麽甚至不需要陝北的流賊過來鬧事，這些本地的饑民和流民就會自行造反了。

隻是史可法終究隻是個書生出身，雖然知道了問題在哪裏，但是除了隔三差五地把自己發現的一些問題，上書報告給崇祯皇帝之外，他也想不到恰當的解決辦法。

因爲蒲州鹽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且張家手中持有的大量鹽引，都是萬曆以來朝廷發放出來的官方鹽引，都是有據可查的正式鹽引，人家沒有造假。

萬曆、泰昌、天啓三朝爲了斂财提前發賣出去的鹽引，有的都提前賣到了數十年之後，這種寅吃卯糧的做法當然極其的不合理。

可是再不合理，那也是你朝廷印制出來并且允許發賣出去的吧。

此外，王崇古家族世世代代在蒲州的大量土地田産，其中固然有各種來路不明的田産，但是大部分卻也是人家一代代購置積攢下來的。

而這個問題，在官宦世家之中更是普遍存在的。

就連史可法本人考中進士之後，自己的家裏如今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最多不過是程度不同罷了，你還能說什麽呢？

所以史可法雖然明明知道問題出在哪裏，但他卻束手無策。

一來，他也不會或者說不懂得羅織罪名，通過将張家、王家扳倒，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二來，他也不屑于通過威逼利誘或者什麽見不得人的手段，迫使張家和王家就範，爲自己重建蒲州、赈濟災民出錢出糧。

于是，史可法來到蒲州已經半年之久，除了對地方上的政務之難有了直觀的認識和切身的體驗之外，一事無成。

到了這時，他方才明白，沒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光有一腔救國救民的報複，是根本沒有用的。

也正因此，當這一次，來自北鎮撫司的錦衣衛人馬，不打招呼直撲蒲州風陵關、王官谷兩地，抓捕了張家人、王家人，查封了張家和王家全部莊園财産的時候，原本一貫反感錦衣衛的史可法，十分難得地保持了沉默，坐看事态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