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崇祯皇帝一再叮囑當日與會的衆人，在兵制革新的方案形成之前，不要把這個事情公開亂說，搞得滿城風雨，但是朝廷可能要改革兵制的消息，還是在京師的一些小圈子裏傳了開來。

不過拿到了錦衣衛指揮使鞏永固的報告之後，崇祯皇帝也隻是歎口氣搖頭苦笑而已。

内閣或者軍機處議而未決的事情洩露出去，擱在如今内閣中書舍人或者軍機舍人的身上，當然是一個重罪。

但是這種事情，出在内閣閣臣和軍機大臣的身上，他卻有點兒無可奈何。

皇帝既然讓他們回去認真思考，那就有透露出去的可能。

畢竟内閣和軍機處的大臣，混到這個位置上之後，他們的身後自然而然地就會聚集起一幫人來。

像内閣首輔李國鐠以及閣臣孫承宗、徐光啓這樣的文臣來說，還好一點，如今代表着文官群體之中的不同階層。

如果非要貼個标簽，有個定位，那麽在閹黨和東林的核心全部清除出朝堂的今天，李國鐠則代表者之前非東林的一個階層。

而孫承宗這個前東林黨人的同路人，在閹黨大佬或者已死，或者被以各種理由被免官、被外任的今天，代表的則是朝中東林外圍自诩清流的一個階層。

當然，在崇祯皇帝想着法兒地，将朝中東林後起之秀們或罷免，或貶官，或者外任的時候，孫承宗被皇帝安排坐鎮塞外，整饬薊北邊備，完全不在朝堂之上，根本說不上什麽話。

等到他交卸了塞外的軍務，回到京師的時候，又已經得封甯城伯的世爵，俨然已經成爲了大明勳貴階層中的一員。

這種身份的變化，尤其是身份界限上的模糊，别說是朝中其他文官了，就是孫承宗自己，一時都不清楚這意味着什麽了。

徐光啓自然不用說了，他代表的是明朝晚期以來較早争眼看世界的那一個士大夫群體。

這幾個人雖然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文官群體，在許多問題有着細微的分歧，但是在面對勳貴世家的時候，态度基本一緻。

在大明衛所制度敗壞無用的問題上，這幾個人的認識也是一緻的。

因此，對于崇祯皇帝改革兵制的想法，不管是李國鐠還是孫承宗，又或者徐光啓，雖然從大局上将勸皇帝慎重、持重、慢慢來，但是從根本上來說，他們并不反對。

對他們來說，改革兵制的問題，不是改不改的問題，而是怎麽改的問題。

不過，與他們這幾個人态度不同的則是張惟賢了。

作爲大明世襲勳貴階層中唯一一個在朝中說話較有分量的軍機大臣，張惟賢的背後，可是南北兩京的整個勳貴階層。

南北兩京的五軍都督府也好，大明各地的都司衛所也好，雖然到了明末的時候，早就不如明初的時候那麽舉足輕重有地位了，但卻仍舊是他們的權力根本之所在。

對于這些已經世襲二三百年的勳貴世家來說，九邊重鎮的總兵官，沒有他們的份，大明各地的鎮守總兵官們也沒有他們的份，如今這位崇祯皇帝即位之後編練的近衛軍中同樣沒有他們的份。

而他們的地位之所以依舊尊貴無比，不過是因爲他們擔任着南北五軍都督府的世襲職務，統管着全天下的都司衛所以及全天下都司衛所名義上的數百萬衛所軍丁。

一旦沒有了五軍都督府，沒有五軍都督府下面的那麽多都司衛所和軍戶軍屯，他們皇帝心中分量，他們在大明朝的地位，就将失去保障。

既然前途命運攸關，那就由不得他們不去重視了。

這也是爲什麽英國公張惟賢一貫唯唯諾諾，而這次一反常态立勸皇帝不要動搖國本的原因。

不過，有了崇祯皇帝後來的一番話後，張惟賢已知皇帝心意已定。

同時，有了崇祯皇帝的那一番保證，張惟賢的心中雖然依舊七上八下，但卻終究放心了一點。

這幾人不管立場與态度如何，從紫禁城裏出來之後，都不免要與自己左右親近之士商議應對之法。

尤其英國公張惟賢，回到府中之後，想來想去，還是把五軍都督府中的一幹世襲侯伯出身的左右都督們叫來，說出皇帝的意思，一起商量個對策。

這樣一來，消息當然會慢慢傳開，朝野間的各種議論，自然也無法杜絕。

幾天之後，就在朝野之間的各種議論聲中，在英國公府以及五軍都督府裏擔着世襲職務的那些勳貴們心懷忐忑的同時，兵部職方司郎中牛聚明、兵科給事中李孟辰，率先上書皇帝，請改兵制軍制，統一軍政軍令。

通政使司将奏折抄送軍機處，軍機處原樣抄送軍機大臣閱覽的同時，原封不動地呈遞乾清宮禦書房。

而崇祯皇帝既沒有留中不發，也沒有一個字的批示，隻是讓司禮監将軍機處呈上來的兩份請改兵制折，全部轉送内閣諸臣及五軍都督府都督以上大員閱覽。

牛聚明、李孟辰上書請改兵制，算是将朝野之間私下議論的這件大事給挑明了。

随後，兵部、戶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等等一些與軍務沾邊不沾邊的衙門官員，也都看準了苗頭，紛紛上書請改兵制。

大明朝的官員們，遇到财政、漕運、河道等問題的時候，不見得人人都敢說話，因爲這些事情涉及事務，孔子孟子的聖賢書裏沒怎麽說過，但是遇到了兵制軍制之類的問題，人人都敢指手畫腳、說三道四！

當然，這其中自是衆說紛纭。

有的建議，裁撤五軍都督府及其下轄都司衛所，将五軍都督府的職能轉給兵部，将都司衛所或者并入地方鎮守總兵府，或者改衛所爲州縣，化軍戶爲民戶，開源節流，增加賦稅。

有的建議，保留都司衛所之制度，但要清理軍屯兵籍，還衛所軍田于軍丁，恢複祖宗制度，等等。

還有的從崇祯皇帝前番處理薊北、宣大、漠南等地都司衛所的旨意之中發現了端倪，建議将羁縻衛所、邊鎮衛所與内地衛所區分開來，因地制宜，區别對待，該立則立，該廢則廢雲雲。

短短幾天之内，數十道請改天下兵制的奏疏經過通政使司被送入大内，然後又在崇祯皇帝的授意之下，被原封不動地抄送給内閣和五軍都督府閱覽。

又過數日之後，也即崇祯三年五月十日，近衛軍第二鎮的主力萬餘人馬，在都統制使新晉武興伯王輔的率領之下，由大同城出發，經紫荊關，返回保定駐地大營。

五月十二日，近衛軍第一鎮的主力一萬四千餘人，也在都統制使新晉武定伯馬世龍的率領之下，從朔州方向，穿越宣大之地，經軍都陉、居庸關，返回通州潞河灣大營。

五月十三日中午，軍機大臣孫承宗、兵部尚書南居益，領着奉旨班師歸來的武定伯馬世龍和武興伯王輔兩人，入宮觐見。

崇祯皇帝武英殿召見兩人，賜宴同食，并在之前已經封賞二人世爵的情況下，再次加授馬世龍爲“金吾将軍”，加授王輔爲“鎮國将軍”，在京師内城賜宅，敕建武定伯府、武興伯府。

馬世龍與王輔兩人感激涕零，出宮行至大明門外，仍回身再拜方歸。

緊接着，在五月十五日上午舉行的建極殿望日朝會之上，兵部的左右侍郎茅元儀、孫元化，都察院的右副都禦史賈繼春等人相繼站了出來，請求崇祯皇帝革新大明兵制軍制，重定南北五軍都督府職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