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之地的六月，算得上是一年之中僅次于十月的好時光了。

這個時節，春耕早已結束，鄉野之上，家家戶戶的農田裏，都長滿了綠油油的莊稼。

因爲苞谷、番薯和土豆的産量更高，能夠養活更多的家人，能夠将自己和家人的肚子填得更飽，所以這些新來的農作物，如今已經取代了小麥、大豆和高粱，成爲了京畿之地家家戶戶種植最多的作物。

北直隸東部、南部肥沃的平原也好，北部、西部貧瘠的山嶺也罷，在漫山遍野新辟的農田裏，都是這些綠油油的長勢旺盛的苞谷。

如今的北直隸地區，官府一直鼓勵民間開荒，隻要是無主的荒地，誰開墾耕種了，收獲就歸誰所有。

從北往南，大量的荒山野嶺，大量的幹涸河谷，都被無地少地的百姓見縫插針地開墾成了一片片或大或小的農田。

特别是河北巡撫轄内南部平原上的漫漫黃河故道，更是在河北巡撫盧象升的大力支持下，被這兩年來陸續前來的移民，硬生生開墾出了兩萬多頃的農田，不僅就地安置了來自河南、山東、江淮地帶的大量流民，而且也保證了天雄營源源不斷的軍糧與兵源。

雖然朝廷之上有不少人彈劾盧象升這樣占用黃河故道，将來會給屯墾的百姓和朝廷留下無窮的隐患，但是崇祯皇帝對于盧象升利用黃河故道屯田的做法，給予堅定的支持。

黃河如今早已改道南流多年，占用了淮河的河道入海，但是在朝中許多大臣的眼中，黃河這條巨龍随時都可能因爲一場洪水而改回原來的河道。

一旦到了那個時候，今天占據了黃河故道屯田的做法，不僅是害了這些百姓，而且将來可能會引起民變，給朝廷帶來更大的壓力。

朝臣們的擔心，崇祯皇帝能夠理解。

然而如今這位來自後世的崇祯皇帝卻也很清楚，黃河重新北流改回故道，後來确确實實是發生了，但是卻要等到百年之後才會發生。

不過面對如今明朝末年的這個局面，他可沒有時間去爲百年之後的事情操心，隻能是優先解決眼前的問題，先要度過眼前的難關。

與河北巡撫的轄地隻隔着一道運河的山東，如今流民遍地的情況也大爲緩解，原本曆史上這個時候因爲饑荒而發生的白蓮教起義，也随着大量流民的北上墾荒和從登州出海，而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北上墾荒，是經過京東等地，一路出山海關、出喜峰口，前往薊鎮邊外，也就是如今的熱河和遼鎮左路而去。

而從登州出海，則是與登萊的失地無地少地百姓一起，奔着旅順鎮守府、安東鎮守府以及瀛洲鎮守府分田分地的招墾令而去的。

山東和登萊地區的饑民逃荒，本就有從登州渡海北上，前往遼東屯墾的傳統。

如今有了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方向四大鎮守府的招墾令，有了已經前往分田分地的親朋好友的消息，崇祯二年春以來，大量的山東、登萊饑民，成群結隊地雇船北上。

盡管崇祯三年的春夏之交的時候，大明朝的北方省份幹旱依舊，然而沒有了這些饑民做幹柴，即便是有了一把烈火，也點不起遍地烽煙來。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山西，随着錦衣衛在山西大肆抓捕通敵叛國的漢奸商人，這些巨商豪族所擁有的大量土地，落入到了朝廷的手中。

或者可以更準确地說，這些被錦衣衛從十四家巨商豪族手中抄沒的總數多達十萬頃以上的土地，最終其實是落入到了皇帝的手中。

其中就包括蒲州張家（即張四維家族）、沈家（即張四維的姐夫所在家族，與張家、王家世代通婚）控制的鹽湖，以及蒲州王家（即王崇古家族）所擁有的土地。

如今這些被抄沒之後落入皇帝之後的鹽田和農田，都讓皇帝一道旨意，交給了史可法，讓他以超低的價格，幾乎是半賣半送的價格，出售給了無地少地的百姓。

史可法将其中大部分出售給了原本租種這些土地的佃農，小部分以今後納糧沖抵的方式，分給了因爲北方戰亂而逃亡此地的流民。

還有大量被錦衣衛抄沒的房産、商鋪，也都按照皇帝的旨意，被接手的寶和公司，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賣給了當地願意接手的商民百姓。

崇祯皇帝讓錦衣衛在山西搞的這種殺富濟貧式的财富再分配，大大地緩解了山西原本暗流湧動的民情。

再加上，宣大之戰結束以後，宣大總督楊鶴、巡撫範複粹等人，首當其沖地選擇了在山西、陝西招募流民，北上大同、宣府、歸化、集甯等地安置，使得原本因爲北方戰亂而大量南下的流民，開始重新回到北方，重新登記編戶，接受宣大總督府的安置。

等他們再回去的時候，原本的人多地少的情形，已經完全改變，變成了地曠人稀的地方。

那些口袋裏還有錢的難民，則按照宣大總督府的布告，直接以超低的價格，甚至是象征性的價格購買上好的田地。

而那些身無分文徹徹底底的饑民流民，則按照宣大總督府的布告，要麽以提供定期的勞役換取宣大的土地，要麽與宣大總督府簽訂契約，以較高的地租，無償得到宣大的土地。

再或者，就是安全聽任宣大總督府的安排，從殺虎口、得勝口兩地出關，分别前往武川鎮守府和集甯堡一帶，完全無償地分配土地。

原本曆史上崇祯三年山東山西再次爆發的各種民亂，就這樣，被消弭于無形之中了。

崇祯三年的六月，從北直隸，到山東，到山西，雖然自開春以來一場雨都沒有，仍舊是異常的幹旱，但是大明朝北方這幾個最重要的地方，卻是一片忙碌而又平靜的景象。

城市與鄉村，看起來仍是那麽破敗，但是田野之間的莊稼，卻依舊倔強地在迎着幹旱在生長。

從山東到山西，大明朝北方的田野上，勞作着的那些揮汗如雨的農夫們，盡管衣衫褴褛灰頭土臉，但是眼中臉上卻是充滿着希望，偶爾擡頭看看天空的烈日，罵上一句賊老天，然後依舊埋頭耕作着自家新得的田地。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與山西隻有一河之隔的陝西。

到了六月中旬，讓洪承疇等人陝西文武官員們提心掉膽、嚴陣以待的鄂爾多斯蒙古人，終于趕着羊群一隊接着一隊地離開了關中，然後穿越了秦嶺，最後消失在從漢中府甯羌州通往川北利州衛的漫漫古道上。

與鄂爾多斯數萬蒙古男女老幼趕着羊群南下漢中幾乎同時發生的情景是，大批關中鄉村無地的流民，以及城中遊手好閑的無業遊民，扶老攜幼，帶着自己的全部家當，跟着官府的差役，成群結隊地北上河中安置。

傳說中兇神惡煞一般的套寇，即鄂爾多斯蒙古人，如今被朝廷驅離了河套地區，這是陝西的老百姓們親眼目睹的事實。

河套廣袤的地區，确确實實沒有了放牧牛羊馬匹的蒙古人，正有着大量肥沃的土地，等着關中百姓們去圈占，去開墾。

這樣的消息，随着三邊總督衙門公文的抵達而傳開，同時也随着鄂爾多斯蒙古人從關中南下，而被陝西百姓所深信。

鄂爾多斯蒙古人通過了關中地區南下漢中府之後，不需要洪承疇等陝西巡撫衙門的官員動員，就有許多來自各地而雲集關中的無業遊民、流民乞丐，自動北上應募。

若不是洪承疇擔心這些人途徑陝北的時候就地滞留，或者中途鬧出什麽亂子來，根本不需要他派出什麽官府的差役押送北上。

河套地區的收複和開墾，雖然才是剛剛開始，但卻已經大大地緩解了陝西的流民問題。

實際上，中國的老百姓，尤其是漢人老百姓，從古至今，但凡是有口飯吃，還有活路，或者說僅僅是還有一個活下去的希望，他們就不會想着去造朝廷的反。

不過，當大明北方這些核心地區的局勢開始走向緩和緩解的同時，這個時候大明陝西以西的洮岷河西之地，卻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