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冬季裏發生在圖們鎮守府一帶的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身在紫禁城中的崇祯皇帝自然無從得知。
不過得知東江鎮所轄地區，以及旅順鎮守府、熱河、宣大、歸化、河中等地戶口大增，崇祯皇帝的心裏卻是十分滿意。
也許，在這個嚴酷的冬季過去之後，來到這些地區的移民會損失個一成到兩成的老弱病殘。
但是無論如何，如今的局面來之不易，大明朝的形勢總算是在向着好的方向發展。
崇祯皇帝心中一直憂慮不已的山東、河南可能發生的民亂，并沒有如同曆史上那樣發生。
而這背後的原因，說到底，都是崇祯三年以來自己一力推動移民實邊的結果。
大量因爲災荒而無以爲生的饑民，正是明朝末年各地動亂頻繁的根本之源。
除了将這些緻亂之源，全部轉移出去，以移民實邊的方式，安排到廣闊的塞北沿邊之地去開荒屯墾之外，崇祯皇帝實在找不到其他的解決方式。
鼓動南北兩京的勳貴階層，将目光從田莊土地上轉移出去，去投入發展工礦業，也能夠吸納不少無業遊民，變相地解決流民的問題。
隻是這樣的方式，比起移民實邊來說，還是見效太慢了一點。
實際上，自從朝廷重開了遵化白冶城的幾處鐵冶之後，崇祯皇帝鼓勵各地發展工礦業的種種措施，推出了不少。
京東之地，從遵化到白冶城、永平府一帶，大小煤礦、鐵礦遍地，冶煉廠、焦炭廠、水泥廠等廠礦林立，官辦的，民營的，以及皇家和各種皇親國戚家的廠礦，林林總總算下來，不下上百家。
這些廠礦的興起，的确是吸納了不少來自北直隸的無業遊民和宣大地區的戰争難民。
但是相對于如今大明朝北方因爲連年戰亂和災荒而形成的大量流民來說，這些廠礦所能吸納的人口數量畢竟還是有限。
而且，現如今的整個大明朝，除了北直隸的京畿之地和兩廣總督府的佛山地區之外，并沒有其他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像樣的工業區。
即便算上大同府新興的煤礦、碳廠，以及延安府一帶新興的猛火油采煉廠，整個大明朝也不過才有了這麽四片像點樣子的礦區而已。
因此，要想依靠發展工礦業，來吸納大明朝相對過剩的人口，沒有幾十年的持續發展，是根本做不到的。
對此，崇祯皇帝不想等下去，他也不能等，他更等不起。
因爲各種災民難民流民的問題不盡快解決的話，大明朝還有沒有幾十年的壽命，誰也不敢打包票。
包括如今的崇祯皇帝自己也不敢說一定能夠挽回大明朝在原本曆史上的命運。
且說十一月末的時候，崇祯皇帝陸續接到了各個邊地督撫與鎮守使們的情況奏報，明了了北方各地移民實邊的進展。
随後數日，即通過軍機處和邊衛軍都督府，以軍機上谕的形式，傳旨河中、宣大、熱河、旅順、東江各地文臣将帥，繼續敞開接收移民，務必妥善安置移民。
大明朝長城以北，土地廣闊，足以安置數千萬關内移民。
眼下經過了三年的努力，大明朝北方新開辟的土地之上，從河中到熱河，再到旅順，甚至包括東江鎮五路總兵府的轄内之地，移民北方邊疆所謂化外之地的漢人百姓，累計起來，也才不過一百多萬而已。
這意味着，長城以北尚有大量移民實邊的空間可以利用。
有朝一日，若是邊外漢民能夠達到千萬以上的規模，那麽這些地區就能夠牢牢地控制在大明朝的手中了。
當然，向漠南以北、遼東以北甚至是漠北之地、西伯利亞地區移民實邊的事情，在如今這位崇祯皇帝的計劃之中，還屬于比較遙遠的設想，短期内還達不到這個目标。
不過移民邊外乃至海外的短期效果，已經實實在在地在影響着大明朝的許多地方了。
原本曆史上崇祯年間全國各地的民亂多如牛毛，西北地區、中原地區以及山東、江淮這樣的地方就不用說了，自從進入崇祯年間，基本上就沒有多少消停的時候，此外西南地區、湖廣地區，也是隔三差五就有人造反作亂。
甚至就連江浙、閩粵這樣的東南沿海地區，除了屠阿醜之亂、陳萬之亂之外，大大小小的民亂也是數不勝數。
不過這一世，自從西南地區的奢安之亂平定之後，在靖南侯朱燮元的支持之下，來自四川、湖廣因爲天災或者人禍而失去土地的漢人流民，開始應募前往雲貴拓荒屯田。
西南地區也好，四川、湖廣地區也好，自從崇祯二年以來，就沒有再發生過大規模的民亂。
江浙閩粵之地也是這樣，在朝廷鎮壓了浙江的屠阿醜之亂，以及廣東的陳萬之亂以後，江浙閩粵地區的災民以及無地的流民，開始大舉移民東番和瓊州。
更有許多粵北貧困的百姓，在兩廣總督府的鼓勵動員之下，變賣了故鄉微薄的祖業，湊上一點點船費，就攜家帶口地跟着出海的商船，下南洋謀生去了。
人口的流失，在籍戶口的減少，固然帶來了一些财稅上的損失。
但是與原本曆史上發生的民亂相比，這一點點财稅收入上的代價，卻是極其微不足道的了。
自從廢除了出海移民的禁令之後，江浙閩粵等東南沿海地區的海盜活動并沒有因此變本加厲，反倒是因爲這些地方陸上流民的減少，海盜活動的範圍迅速萎縮，隻能局限在那些孤懸海上的一些海島之上了。
兩三年來，随着閩浙粵等地累計近百萬人口的移民東番與瓊州，以及下南洋謀生，閩浙粵地區的天災，雖然依舊不斷地出現，但是卻再也沒有發生過大面積的饑荒和動亂。
與此同時，原本在這個時期裏發生在山東江淮一帶的白蓮教起義，也因爲朝廷不斷地招墾移民、鼓勵墾荒，而消失不見了。
江淮本地的流民百姓，則在漕運總督袁可立的長期主政江淮之下，就地開荒屯田，淮河的南北地帶、運河的東西地區，大量的荒地被開墾，分配給了那些開荒的流民。
沿着淮河和運河兩岸的地區，也在漕運總督袁可立、鳳陽巡撫楊一鵬以及淮安知府路振飛等能臣幹吏同心協力的主持之下，募集流民，以工代赈，不僅疏通了常常淤積的運河，而且整修恢複了大量的水利設施，将這些地區遍布的大量河、湖、溝、渠、沼澤濕地，連接到了一起。
所以，當崇祯三年北方再一次大旱的時候，江淮地區的旱情，卻因爲有了這些河湖溝渠連接起來的水利設施，而得到了大大的緩解。
這三年來，被漕運總督袁可立持之以恒地加以推廣的土豆、苞谷和番薯，不僅實現了自給，而且還有餘力，通過袁可立的漕運總督府和畢自肅的兩淮鹽運使司的大量收購，用來送往北方，接濟九邊地區的軍民百姓。
而明末曆史上一直以民不聊生、動亂四起而著稱的中原地區，也因爲種種原因，使得當地的流民人口銳減，沒有發生民亂。
首當其沖的原因，自然是福王府這顆毒瘤的被鏟除。
老福王被賜死之後，福王府被奪爵撤藩，福王府及其舅氏鄭家的七萬多頃良田，在專門新設在洛陽的戶部分司與河南巡撫衙門的主持下，進行了重新分配。
大量被福王府侵占了土地或者原本無地的佃戶、流民們，分得了土地。
正所謂有恒産者有恒心，雖然旱災、蝗災等天災，依舊不斷地在這個地區出現，但是分得了土地的百姓，有了土地，就有希望，并不會随随便便就造反。
另外，自從崇祯元年以來，在河南巡撫邱兆麟的力主之下，當年因爲黃河決堤改道，而被淹沒的豫東平原上的大量黃泛區土地，也開始募民開荒，進行耕種。
這一片廣大地區，覆蓋着厚厚一層幹泥沙的土地，雖然種植水稻、小麥不行，但是種植番薯、土豆卻是天然的好地方。
松軟的沙土，充足的光照，反倒更适合番薯和土豆的生長。
崇祯三年的旱情，對于中原地區的影響雖然十分巨大，但總算沒有完全的絕收。
再者，盧象升這個河北巡撫在黃河故道地區的大量招墾，也給當初那些在中原地區沒有了活路的災民，提供了一條活路。
特别是崇祯二年以來旅順鎮守府的設立，以及崇祯三年以來朝廷招墾令的發布，更是将中原地區大量破産農民和佃戶等無地的百姓，給吸引到了河中和旅順鎮守府去了。
大量沒有土地的人口移民離去，不僅大大減少了中原地區的人口數量，而且也大大降低了這個腹心地區發生大規模民亂的風險。
也正因爲如此，崇祯三年的幹旱，盡管如同曆史上一樣嚴重，從春天到冬天，整個大明朝的北方地區，就沒有下過一場像樣的雨和.
但是與曆史上的同一時期相比，大明朝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卻極其難得地保持了一個還算太平的局面，沒有再發生新的動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