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保護巴達維亞一帶大明僑民的要求，不管是作爲正使的韋特，還是來自巴達維亞總部、此次充當韋特副手的安東尼?範?迪門，都沒有理由不答應。

這兩年來，從大明朝境内的閩粵等地前往巴達維亞一帶的華人移民确實有點越來越多，已經引起了荷蘭東印度公司高層一些人物的憂慮。

不過，這些來自大明朝的華人，勤勞，能幹，肯吃苦，比起當地的爪哇土著來說，也确實是一批更好的勞工。

因此總的來說，大量華人移民的湧入，對于巴達維亞殖民殖民當局而言，至少在目前還是利大于弊的一個局面。

至于将來怎麽辦，那可不是韋特和安東尼?範?迪門在此次行程之中所能夠決定的問題了。

而崇祯皇帝之所以要借着這個機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則是因爲他知道，在将來的曆史上，随着華人下南洋的數量大增，這些西方殖民者在南洋各地多次對華人移民舉起屠刀。

呂宋島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當局是如此，爪哇島巴達維亞的荷蘭殖民當局也是如此。

崇祯皇帝向荷蘭人提出保護當地大明僑民的要求，就意味着這些人即便是離開了大明的國境，也仍然是大明朝的子民，你們這些紅毛鬼子要是對這些大明僑民動手，那就要考慮到他們背後的大明朝。

崇祯皇帝當然知道，在大明朝的海軍艦隊能夠抵達馬尼拉以及巴達維亞之前，自己提出的這個要求，實際上可能根本發揮不出多大的作用。

但是，他還是得盡快向荷蘭人提出這個要求。

因爲這一世，他在崇祯元年的時候就解除了海禁的政策，閩粵地區因此得以出海謀生的百姓很多，而其中下南洋的數量，也比原本曆史上的數量要多得多。

又因爲如今大明朝與荷蘭人的關系相對緩和的原因，從閩粵之地出海去往巴達維亞的人數，也比曆史上多了不少。

在這樣的情況下，巴達維亞的荷蘭殖民當局，還會不會對下南洋的華人動手，甚至說會不會提前數年動手，崇祯皇帝也實在是說不準。

還好，這一世，由于荷蘭人聯手鄭家的軍隊，提前了十餘年鏟除掉了西班牙人在東番島上的勢力，提前與遠東的西班牙殖民當局徹底撕破了臉，使得荷蘭人的巴達維亞總督府不得不集中力量提防西班牙人的報複。

所以，對于大明朝的一些要求，他們眼下還不能不答應。

至少他們在東番島上的存在，如今不再取決于他們自己，而是取決于他們與大明朝的關系。

就是在驅逐西班牙人的戰争之中，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高層非常驚訝地發現，在東番島陸地上的中國軍隊，也就是鄭芝龍麾下的鄭家軍隊，不管是人數、士氣、裝備和戰力，都對荷蘭人形成了壓倒性的優勢。

至少除了大型戰船之外，荷蘭人相比于東番島上大明朝的軍隊已經沒有什麽優勢可言了。

這也是爲什麽，他們要把總督府前往東番島東海岸聖洛倫佐城（後世台灣宜蘭蘇澳地區）的根本原因。

同時，這也是他們爲什麽在與鄭芝龍達成了協議之後，還要巴巴地北上大明朝的京師，與大明朝的理藩院以及大明朝的皇帝陛下再次确認協議條款的原因。

荷蘭人不傻，尤其是來往過大明朝一趟的現任駐東番總督畢德諾，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鄭芝龍在東番島上的勢力，與大明朝廷不同。

鄭芝龍是鄭芝龍，他與大明朝的北京朝廷之間關系微妙。

而意識到了這一點後，正在忌憚着鄭芝龍勢力的畢德諾，很快也就認識到，如果他們與鄭芝龍之間的協議，能夠得到大明朝廷，甚至是大明皇帝陛下的親自确認，那麽這個确認本身，就是對鄭芝龍的一種制約。

與此同時，荷蘭人的存在本身，對鄭芝龍的勢力來說，也是一種制約。

畢德諾這個紅毛櫃子，倒是把大明朝堂上的這些錯綜複雜的關系，猜了個八九不離十。

不過也正因爲這樣，畢德諾成爲了如今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遠東地區的高層人物中，最積極主張與大明朝展開合作的人。

同樣基于這一點認識，畢德諾也寫信力勸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總部，繼續資助以康迪紐斯爲主的耶稣會在大明朝西北邊疆的聖戰事業。

而這一次，韋特帶來的副手——來自巴達維亞的安東尼?範?迪門，其使命，正是帶着荷蘭東印度公司資助的第二筆資金，前來交付給在華的耶稣會負責人，并且要擔任康迪紐斯耶稣會保安團的軍事指揮官。

對此，崇祯皇帝當然也沒有反對。

就在接見了韋特等人一行之後，他也不等正旦大朝會舉行，即令理藩院給安東尼?範?迪門等人開具了通行宣大、河中地區各個關口的文書。

讓安東尼?範?迪門在京師雇了騾馬車隊和向導，在一隊錦衣衛人馬的護送之下，沿着用水泥混凝土鋪裝了半截子的京西驿道，一路往西，出居庸關而去。

同時，也讓這個荷蘭貴族軍官出身的安東尼?範?迪門卡曼達（海軍中校），去代替德國人傳教士湯若望的位置，讓湯若望回來繼續參與編纂崇祯曆書。

除了除了荷蘭人的特使之外，在崇祯四年正旦大朝會舉行前夕，趕到北京城中的人物，還有朝鮮國的使節和對馬藩的貢使。

而這一次，與朝鮮國使節一同來到大明京師的人中，還有經過了大明朝的駐朝鮮使節張溥與朝鮮國弘文館共同選拔出來的朝鮮舉子，一共是二十一人。

最初通過弘文館選拔考試的朝鮮士子，總計多達七十二人。

但是經過大明駐朝使節張溥領着複林書院的人馬，親自檢驗了一番之後，就隻剩下二十一個人了。

這些人寫出來的八股文章，能夠得到張溥、張采、周鍾、孫淳等人的肯定，也可以算得上是當今朝鮮士林之中的所謂佼佼者了。

與這些被選中的朝鮮世子們一起，一同抵達京師備考崇祯四年春闱的人中，自然也包括了張采、周鍾、孫淳、李雯這批身在朝鮮複林書院一邊講學一邊研讀的大明舉人。

崇祯皇帝雖然厭惡這些在原本的曆史上隻知道誇誇其談的複社名士們，但卻也不能明目張膽地剝奪他們參加崇祯四年春闱的資格。

甚至于恐怕還得捏着鼻子，盡快将他們這些人吸納到大明朝的官僚體系之中來。

就像崇祯元年的恩科之中，崇祯皇帝不得不捏着鼻子把張溥這樣的人物，拉進大明朝的官僚隊伍之中那樣。

因爲将他們這類人物留在大明朝的官僚體系之外，反而更加危險，更加具有破壞性。

而将他們弄進官僚隊伍裏之後，他們這些人的前途命運，幾乎就等于是完全掌握在了皇帝的手中。

西北也好，邊外也罷，包括遙遠的西南地區，到處都有空缺的縣令位置。

等他們中了進士，給他們一個三榜的同進士出身，再了不得的，最多給一個進士出身。

然後隻需在吏部報上來的分配名單之中略作手腳，就可以将他們安排在再也發揮不了其煽動作用的遙遠邊地。

若是其中某些人真有實幹之才，那麽過不了幾年就會冒出頭來。

若是還想曆史上那樣隻懂得耍嘴皮子誇誇其談，那麽他們就等着在各種蠻荒遍地渡過一生吧。

若是他們考中了進士，卻不服從朝廷的安排，那等于是自己戳破了僞君子的面目，今後自然也就沒有了前世立足于道義之上的蠱惑性和煽動性了。

這樣一來，他們這些人的巨大危害，也就自動消除了。

當然了，将來有一天這些人有了在海外講學的經驗，自然也可以以此爲借口，如同将張溥派往朝鮮國一樣，給他們安上個常駐使節的名義，然後将他們派往緬甸、安南、寮國、暹羅，以及烏斯藏、對馬藩，甚至是喀喇沁、多倫部、庫倫部等等屬國與外藩，去傳播儒學。

也因着崇祯皇帝此時的暗中算計，周鍾這個曆史上崇祯朝最後一科的狀元公，既沒有了屢試不第的曲折，也沒有了最後得中狀元的榮耀，同時也沒有了明亡後投降闖軍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