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6章 話語權

傅松斟酌道：“那我就簡單說說縣級職能機構的運作方式。在中國，縣級政府機構基本上實行的是三級直線制。也就是單位主要負責人對全盤工作一把抓，分管領導按分管職責對分管部門實施計劃、指揮、監督、協調，具體部門在總的目标任務下，在分管領導具體指揮下實施工作方案……。”

卡曼道：“這種政府組織架構，使得權力過于集中，如果機構的領導者是個平庸之輩，很容易造成整個機構運行效率低下，而且三級直線管理模式增加了管理層級，增大了信息傳遞失真度，降低了反應速度。”

哈維反駁道：“不不，這種管理模式雖然增加了管理層級，卻在很大程度上減小了管理幅度，使一、二級管理者分工明确，能充分有效地行使職責。随着社會分工的進一步專業化，未來政府部門的領導者，必将更注重其專業化、專職化。”

卡曼苦笑着聳聳肩，道：“瞧，我們本來是吃飯的，現在又辯論起來了。”

哈維道：“辯論使人清醒，使人進步，更是生活的調味劑。如果沒有了辯論，人就沉淪在自我之中。”

傅松怕兩位教授真的來一場晚餐辯論會，連忙岔開話題，用一種請教的語氣問道：“哈維教授，您作爲地理學家，爲什麽會從地理學切入馬克思主義研究？”

哈維放下刀叉，用餐巾擦擦嘴，道：“我個人從未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個學科，我隻是喜歡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有趣問題。作爲一個地理學家，我比較關注空間、地理、地區環境的演變過程，這些可以看做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部分。後來我嘗試着把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植入地理學學科，因爲如果我們不去看待社會上的地理位置、空間、環境的演變，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社會的發展過程。我一直認爲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内在具有地理方面，如果将地理因素剝離掉，單純的研究馬克思主義，那将是片面的，是不完整的。”

傅松聽得很認真，一邊聽一邊思索，道：“您說得對，原生的馬克思主義忽略了空間問題，這或許與當時的曆史條件有關，畢竟十九世紀中葉，資本主義還沒有開啓全球化的征程。但全球化思想其實早已根植于馬克思思想中，比如他對社會分工的論述，機器大生産、大工業的出現必然引起廣泛的社會分工，這種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換的擴大，而商品交換擴展到世界範圍則形成了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各個國家、民族連爲一體，形成世界曆史。”

“Globalization？”哈維眼睛一亮，道：“我喜歡這個詞，很形象。全球化，尤其是經濟上的全球化，給予了資本主義國家‘空間修整’的機會，将自身積累的危機與階級矛盾轉嫁到國外市場。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個涉及全球的地理問題，在過去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戰争和殖民，明目張膽在全世界範圍内搶掠，現在它使用一種更加隐蔽的方式，比如跨國投資、财富轉移等手段，悄無聲息地繼續掠奪。”

卡曼聽哈維又開始抨擊資本主義制度，無奈道：“哈維，還記得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我們爲了什麽争論起來的？”

哈維笑道：“好吧好吧，今天應該聊點愉快的話題。你最近還在搞行爲主義的研究？”

卡曼點點頭道：“有一個福特基金會的項目，我是項目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是關于環境與發展問題的。”

哈維吹了聲口哨，對傅松道：“聽聽，福特基金會的項目。我剛才說什麽來着，我是一隻孤獨的笨鳥，不像他，吹聲口哨就會有人主動送來大筆研究經費。”

福特基金會是美國最大的私人基金會之一，主要資助四個領域：司法體系改革、生殖健康、環境和發展、公共政策研究。

這種私人基金會，表面上主要資助自然科學、社科類的研究項目，但實際上每一個研究項目都帶着政治目的或經濟利益。

卡曼笑道：“你太固執了，還是那麽堅持己見。”

哈維聳聳肩道：“思想本就不應該被金錢所左右。”

兩人很快轉移了話題，不過傅松卻把這事兒記住了，福特能搞基金會進行意識形态鬥争，老子爲什麽不能？

哼，回去後老子也搞一個私人基金會，第一個資助的對象就是大衛·哈維，卡曼不是在搞環境與發展問題的項目嗎？老子也搞，對，先把氣候變暖和碳排放的話題炒作起來，将屎盆子往西方發達國家頭上扣……。

“格倫，你跟哈維教授介紹一下你現在研究課題，請他給你出出主意。”

哈維好奇道：“來紐約之前我跟卡曼通過電話，了解一些你的研究領域，社會資本理論，不得不說，這是個很新穎，很有趣的東西。”

看到卡曼給了自己一個鼓勵的眼神，傅松連忙放下刀叉，從包裏掏出一疊稿子，道：“哈維教授，這是我來美國後寫的一些東西，我知道這樣做很冒昧，但我還是鼓足勇氣，想請你斧正。”

哈維接過稿子捏了捏，驚訝道：“這麽多？我明天下午回巴爾的摩的飛機，畢竟馬上要過聖誕節了，這些稿子我得拿回去慢慢看了。”

傅松見他收下了稿子，高興道：“謝謝哈維教授，給您添麻煩了。”

哈維擺擺手道：“你來自中國，其實我對中國的一切都很感興趣，所以也想從你的論文中，了解一些中國學者的思維。對了，你認識侯仁之教授嗎？”

傅松道：“聽說過，侯仁之教授是北大著名的曆史地理學家，在中國學人文地理的人，幾乎都讀過他的《曆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當然，您的《地理學的解釋》《社會公正與城市》，同樣是繞不開的兩本著作。而且在我擔任大學老師的時候，向學生們推薦了您82年出版的《資本的限度》作爲參考書。”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