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勝而歸的韓衛率軍進入三江城時，城裏萬人空巷，居民們紛紛圍聚在路邊夾道相迎，被明軍押着的長長的俘虜隊伍令人群一片歡騰，歡呼雀躍。

經過确切的清點，明軍在落葉坡一共俘虜了八千六百五十六名叛軍，殺敵九千兩百六十三人，可謂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大勝。

由于俘虜人數衆多，而三江城又位于叛軍的眼皮底下，因此李雲天很快就派人将俘虜逐批送到太原城和宣化城看押，減輕三江城明軍的壓力。

經曆落葉坡一戰後，意氣風發的韓衛心中對李雲天是敬畏有加，如果沒有李雲天的精密部署他自己是無論如何也打不赢人多勢衆的叛軍，對他無疑是有着提攜之恩。

在平叛大軍的将領中，韓衛是第一個在交趾戰場指揮部隊打了勝仗的人，而且還取得了殺敵、俘敵近兩萬人的輝煌戰績，按照明軍的定制這是最高等級的戰功。

明太祖定下了以戰功晉爵的祖制，依照韓衛這次所立下的戰功，即使不能封爵，至少也能被晉升爲都指揮使，他的世襲軍職也會随之被提升一個等級，由世襲衛指揮同知升爲最高的世襲軍職――世襲衛指揮使。

隻要再立上一個大功，那麽韓衛就可能跨進勳貴的行列，搖身一變成爲大明新晉的伯爵，這在以前他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說實話，韓衛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在落葉坡立此大功完全是運氣使然，平叛大軍中官職比他高的梁少傑和秦昆都在交趾，按理說兩人最有資格指揮此次戰鬥但被李雲天派去執行其他的任務，故而這個機會就落在了他的頭上。

而且，參與落葉坡一戰的明軍都是李雲天手下那些骁武軍軍士整編而來的，與他沒有絲毫的關系。

最爲重要的是，在落葉坡一戰開始前，李雲天手下的那些骁武軍的作戰參謀官已經制訂了一套詳細完善的作戰方案，而落葉坡一戰的走勢完全按照那套作戰方案的推測在走，他的任務隻是按照作戰方案發号施令而已。

按理說，按照大明軍隊的“賞功”體系，韓衛完全可以憑借落葉坡的大捷晉升爲大明的伯爵。

不過，李雲天并沒有将落葉波大捷的功勞全部都歸于韓衛，韓衛作爲此戰的指揮官占了首功，梁少傑和秦昆因爲盡職盡責地執行了李雲天任務，故而兩人雖然沒有參與落葉坡一戰，但李雲天給了兩人次功。

如此一來的話，落葉波大捷的功勞就被韓衛、梁少傑和秦昆三人所分，使得三人皆大歡喜。

對于李雲天的這個做法，韓衛并沒有怨言，因爲早在離開京城的時候，李雲天就已經向平叛大軍的将領宣布了骁武軍軍功認定的标準，與大明軍功的賞功體系不同。

在李雲天所制定的骁武軍軍功體系中，由于高級軍官、中級軍官與基層軍官、士兵在戰争中的職責不同，故而他又細分爲中高級軍官軍功體系和基層軍官、士兵軍功體系兩大類。

所謂的中高級軍官，在平叛大軍中指的是遊擊将軍以上的武官，骁武軍與之相對應的是團級以上武官。

而基層軍官指的就是營級以下的武官。

李雲天之所以這樣做是經過慎重細緻的考慮，中高級軍官在戰争中主要負責指揮作戰，而基層軍官和士兵主要是沖鋒陷陣，故而雙方評定軍功的标準自然也就不同。

對于中高級軍官，李雲天将作戰的軍功分爲兩部分，首攻歸指揮作戰的軍官，次功歸牽制敵軍和保障後勤的軍官，以及負責情報工作的軍官。

梁少傑和秦昆雖然沒有參加落葉坡一戰，但兩人一個在三江城保障了明軍的後勤運轉，一個在安梁縣城牽制了黎利，故而都分得了軍功。

而且，在李雲天所制定的中高級軍官軍功體系中，如果作戰将領完成了李雲天所布置的軍事任務，那麽即使戰敗或者丢失城池，李雲天也會給其軍功。

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爲李雲天作爲統帥，着眼的是整個戰局，而不是一城一戰的得失，從全局來籌劃他的戰略方針。

如此一來，既增強了骁武軍的凝聚力和執行力，也會使得各個将領安心于本身的職責。

對于基層軍官和士兵的軍功，李雲天認定的标準主要有三點，一點是作戰是否勇武；一點是戰績的大小；一點是是否完成戰略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中高級軍官還是基層軍官，李雲天都實行各級主官負責制，即戰鬥的成敗皆由各級主官負責，既立功受獎也承擔罪責。

與骁武軍的軍功體系相對應的自然就是大明實行的“賞功體系”，永樂十二年，永樂帝參酌洪武、建文兩朝的升賞舊例，确定了将士的兩種賞功方式，自此以後明朝基本沿用這兩種不同的标準來制訂将士賞功的細則。

一種标準是從戰争勝敗的整體出發，以士兵在戰争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勇武來确定功績，簡稱“戰功制”。

另外一種标準是以斬獲敵人首級的多少來評定賞格等次，簡稱“首功制”，這裏的“首”指的是被殺敵軍的頭顱。

通常來說，大明以首功四等、戰功二等來确定參與作戰将士的戰功。

所謂“首功四等”應指明廷按立功地區、擒斬對象不同劃分爲“北邊”、“東北邊”、“西番苗蠻”、“内地反賊”四個檔次給予不同的首功賞格。

“戰功二等”指明朝以士兵在戰鬥的表現分“奇功”、“頭功”兩個名号來論功次。

另外，首功制除了以上四等外，大明中後期還出現了“倭賊”功次、“流賊”功次等，戰功制下除奇功和頭功外還有“次功”之名等

有明一朝，關于軍功方面的條例繁多，各種賞格也屢經變易，不過戰功制和首功制作爲兩大基礎标準貫穿始終，此消彼長。

洪武、建文和永樂年間以戰功制爲主，這從永樂十二年軍中賞罰号令可以看出：“凡交鋒之際突入賊陣、透出其背殺敗賊衆者，敢勇入陣、斬将搴旗者，本隊已敗賊衆、能救援别隊克敵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奇功；齊力前進、首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破賊者皆爲頭功。

凡建立奇功、頭功，其親管頭目即爲報知，妄報者治以重罪。

行營、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升賞準頭功。餘俱次功。”

由此可見，永樂時期對将士軍功的考察主要依據的是戰功制，雖然永樂十二年的賞罰号令中還有“哨馬生擒虜賊一人來者，賞銀三十兩；斬虜賊首級一顆來者，賞銀二十兩”，依照的是首功制，不過這隻是針對哨馬獲功而言。

自洪熙、宣德以後，大明軍功的主要認定标準發生了改變，換成了以斬首多少論功的首功制，戰功制爲輔。

此後，盡管首功制成爲明軍功制度中的主導标準，但戰功制未被完全廢除，兩種标準依然并存。

嘉靖四十年，戚繼光被調往江西剿流寇，行前還專上書朝廷希望确定軍功标準究竟是首功制還是戰功制，并在後面建議“計今合當止以戰次爲額，如某處賊約若幹，但能全勝，則約以懸賞若幹，而不必論其首功”。

戰功制之所以在洪熙、宣德年後沉淪，主要是因爲借此冒、濫功者日盛。

首功制好歹還有首級來進行核實，戰功制隻須巧立名目就可冒功，其真實功績難以考察，以緻于常發生斬首不過幾級，而升賞卻有數十百人的“盛況”。

正德末年應州的一次戰鬥，斬首流寇不過十二三人，但卻因爲巧立“當先沖鋒”、“赍旗督陣”等五花八門的名目，以至于官軍獲得升賞者不下數百，可謂冒濫之弊極矣。

由于戰功制始終存在着冒功、濫功這個無法消除的弊端，因此大明的朝廷戰功制持謹慎态度，進而轉向了首功制。

實際上，首功制的弊端更多、危害更烈，有明一代無論文臣武将都對首功制進行過猛烈的抨擊。

正德年間禦史程啓充就曾詳言首功制的弊端：“定制：軍職授官，悉準首功。今幸門大啓，有買功、冒功、寄名、竄名、并功之弊：權要家賂軍士金帛，以易所獲之級，是謂買功；沖鋒斬首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者殺平民以爲賊，是謂冒功；身不出門闾，而名隸行伍，是謂寄名；賄求掾吏，洗補文冊，是謂竄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不出京師，而東西南北四處報功者，按名累級，驟至高階，是謂并功。此皆壞祖宗法，解将士體。”

而首功制最爲外界所诟病的無外乎兩點：一是殺良冒功，一是臨陣割級。

所謂殺良冒功指的是妄殺平民冒充賊寇，臨陣割級指的是在戰場上割除敵人的首級，而割除首級者并不一定是殺敵者，士兵之間因爲争搶首級而發生的火并屢見不鮮。

其中，殺良冒功可謂危害最大、影響最壞、尤爲可惡，盡管明廷對此屢有禁令，《軍政備例》有記載：“凡官軍臨陣，不許故殺投降及被搶并走回人口以報功，違者償命”。

《大明律》也曾經記載：“凡擅殺平人報功，其本管将官頭目失于钤束者，問罪。量其所殺多寡，輕則降級調衛，重則罷職充軍。俱奏請定奪”。

對于縱容部下殺良冒功者予以懲罰，殺良冒功之人則依殺平人罪抵死，可事實上這種現象卻累朝皆有，事關名利，無法禁絕。

故而，李雲天既沒有選擇戰功制也沒有首功制作爲骁武軍的立功标準，他綜合了兩者的優點并進行了改進，建立了骁武軍的這套賞罰分明的軍功體系，經宣德帝禦準後在骁武軍推行。

在落葉坡一戰中，骁武軍這套軍功體系的優勢立刻顯露無疑，不僅從根本上杜絕了臨陣割級的現象發生，而且使得參戰的明軍将士能全力追殺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