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樊斌提出離婚以後，我搬回我媽家住了一段，白天足不出戶，專心在家趕劇本，晚上就到樓下一個小酒館坐着喝點啤酒。小酒館的名字叫十月，從十月往左看，二裏之内都是雞店。從十月往右看，二裏之内還是雞店。到了晚上，雞店兩邊一溜燒烤，雞們成群結隊睡眼朦胧地在街邊吃一串烤腰子，然後抹抹嘴角趕上去晚九朝五假裝意亂情迷。樓下有肉香，樓上也有肉香，場面十分壯觀。幾天下來還認識了一幫兄弟——王不留，老劉，iq，晃晃，永哥，北風——都是喝酒的好手。時間長了有點兒習慣了，幾天不來就好象少了點什麽，有時每人叫上一打酒，什麽菜都沒有也能從晚上六點喝到早上六點。

開始還挺正常的，住了兩天以後我爸覺得不對勁了，派我媽來問我，是不是跟樊斌吵架了。我說沒啊，感情好着呢，煩死了樊斌老讓着我，想吵都不行，打他都不跟我吵。我媽一看我嬉皮笑臉的樣子就放心了，心想我肯定平時在家作威作福欺負樊斌，勸我說：“你現在不是一個人那時候了，你們這代人比我們差遠了，不懂互相謙讓互相關心，還有你得找時間跟他談談，你們倆都結婚了他老出差像什麽話，還一走就是一個月。”我說：“媽，你放心吧，現在都流行這樣的，兩口子結了婚都不在一起住，偶爾見一面還增加新鮮感，小别勝新婚。”從前我一有點什麽事兒就想回家，想我媽，我總覺得自己很幼齒，心裏挺不好意思的，事實證明回家是無比正确的選擇。人幹嘛得結婚，就在家跟自己爸媽在一塊兒呆着多好，想幹嘛就幹嘛，還沒有心理負擔。我在家老跟我媽耍貧嘴，她讓我往東，我就往西，我媽罵我小不正經，我就說這是遺傳。閑着沒事還跟我爸學了兩手怎麽做菜，年輕的時候可以不開火，總下館子總叫外賣，等到了五六十歲還好意思呼朋引伴去飯店吆五喝六地喝酒嗎——一群老頭老太太帶着假牙，顫顫巍巍地嚷嚷，“哥倆好呀，八匹馬呀，六六順呀，沒有沒有，”一不留神再心肌梗塞了——早晚得回家吧？還有好幾十年的狗命呢，不學會幾個對自己胃口的菜實在是太凄涼了。我爸做菜比我媽好吃，屬于那種輕易不出手，一出手就讓我惦記好幾天的類型。做菜跟做人一樣，講究火候，我跟我媽都是急性子，我爸比我倆穩當多了。他是個樂天派，對我的影響很大，知道我好吃，從小他就拿吃的教育我：樂觀的人看到的是一個油炸圈餅，悲觀的人看到的是一個窟窿。

樊斌打過幾個電話，說離婚是不可能的，想跟我好好談談，我說手裏趕稿，過一段再說吧。胖子知道我跟樊斌的事兒之後把我約出去談了一次，他勸我說，在男女關系問題上不能使用大陸法系的有罪推論，你先設定一個人有罪了，再去證明他無罪就比較困難，怎麽看他都是犯罪嫌疑人。應該采用英美法系的無罪推論，在沒有拿出确鑿證據之前，大家都是清白的，這樣才能好好過下去。胖子說：“不就一把鑰匙嗎，能說明什麽問題？說到底你是不信任他了。一個生活在不信任裏的男人，可憐哪。”對于胖子的言論，我不置可否。抛去我對他信不信任的因素，我覺得樊斌最不切實際的一點就是，在我們的感情世界裏，他一直扮演的角色是一個三十一歲的嬰兒。

人越大，生活中産生驚喜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是那些忽略時光忽略皺紋忽略一切自然條件不想長大的瓊瑤式人物，也很難每時每刻真正相信自己隻有十六歲，不過樊斌可以。總的來說這是一個心境問題，對于樊斌來說，直接追随自己最本能的情感走向就夠了，仔細想想也未嘗不是一種幸福。能随性而爲本來就很舒服。記得我剛認識樊斌的時候，他還是當時小有名氣的号稱“用下半身寫作”的詩人。那時的下半身寫作不是現在泛濫的小黃詩歌，而是最早出現的小黃詩歌，好比在80年代搞***，在90年代玩bbs，屬于很先鋒的行爲。隻可惜後來樊斌變成隻會使用下半身，不會寫作了。那時我就知道，讓樊斌這樣的男人隻忠于一段感情是不可能的，他們的内心波濤洶湧，激情澎湃，随時準備動情，随時準備在激情的滋潤下春暖花開，長生不老。世界上确實存在這種人，他們生來就柔情萬丈，并且從不懂得拒絕。

昔日，聖者克裏斯朵夫背負着一個孩子渡河，孩子非常沉重，他曆經艱難終于到達彼岸，将孩子放下後，克裏斯朵夫問：“孩子，你是誰，爲什麽這麽重？”　孩子說：“我是未來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