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7月18日，政啓雖然召見了代表們，但此時的政啓和保皇黨少壯派擔心議會們的勢力日大，堅稱“應行籌備各大端，事體重要，頭緒紛繁，計非可立即所能行事，”“急亦無可再急”，國民必須遵守“應循之秩序”，要求立憲派人士對預備立憲期限不得再議更張。

雖然請願團立即召開國會的目的沒有實現，但張謇認爲政治活動中适當的妥協也屬正常，而且隻有一年了，不必急于一時。因此他中止了原定活動聯絡的計劃，他開始着手組織起赴美考察和中美合辦銀行、航運業等實業。

但一些民主黨人士仍舊不滿，繼續要求立即召開國會。7月下旬，東北三省代表十多人再次來到北京，呈遞請願書，認爲政啓三年召開國會實在是爲時已晚，仍舊要求朝庭立即就召開國會。政啓也失去了勸谕的耐心，下令驅逐請願代表并将其遣回原籍，且逮捕了議員中最爲活躍的天津學界同志會會長溫世霖。

盡管沖突還在繼續，但這時進入了一個極爲短暫的緩和期，如果沒有皇族内閣的出台和鐵路國有政策的頒布，矛盾的再次激化也許不會如此之快。

準議會機構資政院在實際運行中已起到了監督政府的神作書吧用，甚至敢于彈劾軍機大臣。“皇族内閣”成立之後，民主黨企圖推倒此内閣。1906年8月，42位議員提交了《再呈都察院代奏明降谕旨另簡大臣組織内閣文》，明确表示反對皇族成員占大多數的内閣。

資政院在職權之内，所做的第一個調解是地方督撫與咨議局的争議案——廣西巡撫與咨議局之争。該省咨議局在1906年舉行常會時，巡撫張鳴岐将“禁售鴉片煙土議案”提交該局議決，定于1906年7月全省一律禁絕。後因财政問題，巡撫利用自己的行政權力批準延期禁售。但沒有按照咨議局章程規定再交付咨議局審核。廣西咨議局遂以地方官員行政專制爲由，計劃以全體辭職抗議，并将該案提交資政院核辦，朝庭在上谕中也同意這樣的解決辦法。資政院通過開會讨論後決議廣西巡撫按照計劃速禁鴉片銷售，另一方面電饬廣西省咨議局收回辭職請求，立即複會開始正常運神作書吧。

另有湖南巡撫楊文鼎爲增加本省财政收入，于1906年5月21日發行公債，籌得款項120萬兩，但此舉卻未按照規定交付咨議局議決，朝庭也沒有遵照章程規定就擅自批準。6月6日，湖南省咨議局電請資政院核議，資政院認定巡撫違反行政法規，要求朝庭收回批準，朝庭最後以“系屬疏漏”爲由爲行政官員開脫。

此外，資政院還支持雲南省咨議局關于鹽斤加價，以維護鹽商利益的議案、支持浙江省咨議局反對郵傳部“輕率以命令變更法律剝奪商民”的議案；奏請清政府要求鐵路公司适用《商律》；支持浙江省咨議局陳請減少出口稅以保護民族産業、挽回利權等等。

由此可見，地方準議會機構咨議局、中央準議會機構資政院的先後建立，爲立憲的參政議政提供了合法性的空間，議員們的行動是在章程規定的框架内進行的，有力地促進了憲政改革的進程，也爲在體制内有序進行政治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朝庭定于1907年召開國會。政啓在上谕中說，即行憲政，因“民智未盡開通，财力不敷分布，操之過蹙，或有欲速不疊之虞”。這些困難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不能一概視爲政啓拖延實行憲政的托詞。

第三次請願速開國會的結局，使中國面臨曆史的岔道口，或者朝庭與議員們雙向妥協，按照預備立憲計劃，通過漸進途徑，實行君主立憲，逐步走向民主化；或者在鬥争中誓不妥協，一拼到底，其結果不是你死我活，就是兩敗俱傷，立憲政治或成泡影。

政啓宣布1907年開國會時，民主黨從策略上多神作書吧考慮，暫停請願，積極做好準備迎接它。

但是，劉飛揚已不願再等了，他認爲此時的清王朝已經無可救藥。而且在1906年後，年輕的政啓皇帝越發感到焦慮不安，由原先支持民主黨立憲漸漸的轉向保守，并且越來越依靠保皇黨少壯派。劉飛揚對局勢的發展也完全失去了耐心。

與此同時，民主黨内的一些人也轉向激進，他們從政啓設立皇族内閣後就對君主立憲是不是還能成功表示懷疑。

民主黨中的絕大多數人相信，隻要有了一個立憲國會，一切都是可以辦到的。

楊度則被當時的主流輿論認爲是對憲政理解得最爲深刻的理論權威。楊度認識到君主立憲國家的憲法，以英國的民主程度最高，德國次之，日本最低。他把這種差異歸結于人民力量的大小、君主讓步的多少。而最爲根本的區别在于國會召開的早晚。所以他主張速開國會：“必有國會，而後國民有提議憲法承認憲法之機關。始可以國民之意思另加之于憲法範圍之内，乃可望憲法程度之高也。”

楊度直言：“假使人人起來力争開設國會，俄國亦不足慮，直可成爲德國。”他憲政理論著神作書吧《金鐵主義說》影響深遠，爲他自己也爲君主立憲學說赢得了大量的信徒，這些追随者基本上是當時社會的中堅力量。

但是他們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在西方社會，立憲制度是在商業社會成熟和各派政治力量（包括體制内外的力量）充分妥協的基礎上自然生成的。體制創新雖然可以促進民主制度的發展，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現實依托，而在立憲期間，人們更爲關注它的人爲設計因素，認爲一個社會和國家隻要速立憲政，就會立刻達到國富民強。在這個意義上，民主黨中有不少人與康有爲的想法不同，比他更爲激進。

官僚層中也不乏有人持有這樣的迫切心境，工部員外郎劉桪的奏折頗有代表性，他是以德國的強國之路神作書吧爲論據：彼則仿效良法，急取直追，不遺餘力。我則審慎遲回。茲所以一有效，一無效也。我國每舉一事，必曰試辦。若憲法者，英國行之有效，德國師之而亦有效，聖人複起不易斯制，但當實力奉行，不必故爲嘗試。譬諸病症已審，方書已具，藥力一到，沉疴立起。亦何容稍事疑畏以自誤乎？

如果不察發此言論之人的身份地位，單從内容來看，這無疑是一位激進者的主張，他認爲立憲政治是放之四海皆準的行政體制，如果再耗時預備試用，簡直是贻誤戰機，朝廷應該當機立斷，就可以藥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