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可見，新政開啓之後，特别是預備立憲逐步進入實質性操神作書吧階段之後，朝庭有意在引導輿論普及立憲思想，并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開展教育、衛生等日常生活方式的革新；且不惜犧牲巨大既得經濟利益、不憚引發列強壓力開展禁煙事業；還花費巨資整備陸軍、重建海軍·····試圖在最後關頭挽救自己的命運、挽救自己統治的整個帝國和整個民族的命運。一方面，清庭這些不得已而爲之的政治努力，不僅帶來了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以及新事物、新思潮的大量湧現，也進一步觸發了民族的覺醒和更多人參政議政意識，從京城到大西北的偏遠縣城，更多的人開始走出狹隘的家族主義的樊籬，開始關心國家的命運，甚至不少人第一次有了“國家“這個概念。——朝庭的開明舉措和民間的積極回應，确實爲中華民族、爲統治者本身提供了一次曆史性的契機。但是由于各種社會問題積重難返、新政事業牽一發而動全身，更因爲政治改革的絕佳機遇已經錯過，各項新政舉措不但沒能達到預期的成效，反而進一步誘發了各種社會矛盾的凸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新政的推進也增加了滿清的生存危機感；對于清庭本身，則意味着統治危機将日趨加重。

政府權力未必一定就是個人權利的敵人，在人類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成功的君主立憲國家的政府權力比“臣民”力量還要弱小。但一場社會改革不論在本質上多麽合乎時代潮流，多麽具有“進步性”，一旦它侵犯了生存在其中的人民的切身利益，嚴重侵犯了他們的最低生存權，或者是與其價值觀嚴重沖突，就勢必引起下層人民的不解與對抗。

新政和政治改革一直是打着順應民意、順應時代潮流的旗幟推進的，并且在客觀上确實推進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地方自治被說成是爲了人民的利益而舉辦，省咨議局被宣傳爲可以代商人和群衆參政議政的地方議會雛形；新學堂傳播着新的知識和理念；新型模範監獄也被廣泛建設，在裏面沒有酷刑，犯人們甚至也有基本的權利，這在數千年的中國曆史上聞所未聞；新軍的建設則是爲了對内保衛人民正當權利，對外抵禦列強，警察是用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産與生活秩序······

在現實生活中，政府的一套說辭也都可以找到不少證據。清庭小心翼翼地安排“預備立憲”，一方面可以解釋爲當政者的保守所緻，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改革者的政治謹慎态度。

但是，曆項新政措施的推進都需要财政神作書吧基礎。

上文提到财政危機已與擴軍政策形成對立局面，而整個帝國的實際财政情況則是：1898年财政赤字1000餘萬兩，與财政危機同時出現的是财政支出日益加大，各項改革都需要财改撥款。到1906年資政院的财政預算，朝庭歲入86696萬兩，歲出98135萬兩，赤字1億1000餘萬兩。就各省财政狀況看，也大多支大于收。1905年湖北歲入包括所借外債1436萬兩，支出1649萬兩。四川則每年虧空250餘萬兩。奉天、吉林、黑龍江入不敷出也非常嚴重。1905年奉天歲入980萬兩，歲出1340萬兩。吉林歲入480餘萬兩，歲出650萬兩。黑龍江歲入290萬兩，歲出400萬兩。幾乎所有的省份都受到财政匮乏的困擾，嚴重的财政赤字使“幾乎沒有一個地方官在論及财政問題時不用‘支绌’二字”。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地方稅收都不足，在兩江、閩浙、山東等一些劉飛揚控制的地區，稅收還是不錯的。特别是兩江，中國最早發展起來的地方，一年的稅收就有3億6000多萬兩，但是上報給朝庭的數額隻有6000多萬兩。雖然，朝庭也知道劉飛揚讓人瞞報了，但不知道他瞞報了那麽多，而且也不敢去查怕惹惱了劉飛揚，惹惱了新軍。朝庭知道劉飛揚一直暗中給他的新軍補貼。

但新政改““無事不需款，新法新器日多，非巨款不能集事”，朝庭決定加稅于民。除此之外，清庭也無力安撫發生在其他領域内産生的對立情緒。

1906年6月18日的《民呼報》報道說：“自舉新政以來，捐款加繁，其重複者，因勸學所或警費不足，如豬肉雞鴨鋪捐、磚瓦捐、煙酒捐、鋪房最小之應免者，複令起捐。”

漢口的《公論新報》甚至發表評論直接攻擊新政，指責它“僅僅是一個蒙蔽我們的彌天大謊，以此神作書吧爲由頭來經常榨取我們的财富而已”。

另一部分保守的人又認爲新政乃清庭奉列強旨意爲洋化中國而舉辦。

這樣的言論在當時極易引起共鳴。

農民們有這樣的切身感受：“以前不辦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辦自治巡警學堂，無一不在百姓身上設法。”

1906年陝西北山一帶地方抽取羊稅，當地民衆本“并不知新政爲何事，特以羊稅爲切膚之災，故不得不糾集多人抵抗官府”。

神作書吧爲新政産物的學堂等新政事務也正是賴這些捐稅而建立起來的，“凡立一學堂，則經費甚巨，初以公款充其費，繼則搜刮民财，不肖官吏籍此漁利”，“教育普及以學校普設爲基，而學校普設必以籌款爲基”。伴随新政事業的開展，清庭并沒能遏制住腐敗的風氣，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勢。

此時已經形成這樣的局面，一方面民主黨等立憲派輿論陣地積極宣傳新政于中國有利無害，即使民衆暫時不能接受也是要必定推行的；但是另一方面，新政在廣大城鎮農村引起的非旦不是廣泛的響應，而是普遍的冷漠、不滿和反對，甚至“謠诼蜂起”。

山西民衆中就開始傳頌着這樣一句民謠：“不用掐不用算，政啓不過兩年半。”在這場社會重大變革中間，由于各個方面的發展變化急劇，普通民衆惶恐不安，社會心理緊張而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謠言最容易産生和散布。

這種“氣數已盡”說法的擴散，預示着隻要現狀沒有徹底的、立即的改觀，民衆将對當局徹底失去信心，不與合神作書吧，一旦機會來臨，将起到摧枯拉朽的巨大神作書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