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五十四章歐洲險境

第二天早上，久違而習慣地，畢文謙和黎華一起晨練，然後吃飯。

夏林和中森名菜叽叽喳喳地分别用漢語和日語詢問着各自想知道的問題，黎華有條不紊地一一應對着，仿佛有一點兒心不在焉，看得畢文謙莞爾。而在吃完之後，黎華隻交代陸衍讓今天要來的人來了先等等，便夾了公文包，帶着畢文謙一起鑽進了錄音室。

“有些時間沒待在錄音室了。”

感歎着，黎華先去了控制台，開了錄音，然後才慢慢坐到了畢文謙面對面。

第一次，畢文謙在黎華面前拿上了筆記本兒。

“黎華，10年前，我們出去的考察團，認爲歐洲很發達，遠遠比我們發達。現在，你将要用你的眼睛，重新看一次。那麽，你對于歐洲的印象，是如何的？”

畢文謙一開口，并沒有直接說什麽結論，反而隻是一個飄渺的問題，這有些出乎黎華的意料之外——短暫的思索之後，她搖了搖頭。

“當初出去的人，考察的是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我這一次，除了蘇聯之外，整個歐洲，都要盡量走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況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體制？從70年代開始，歐洲東西兩邊，都先後開始了改革，對于我們來說，他們都是石頭，我們過河，可以摸着看看的石頭。”

這樣的說法，使得畢文謙瞅着黎華，浮現起了開懷的笑容。

“說得沒錯。我再給你加一句——整個歐洲的面積，和我們中國大體相當，他們絕大多數國家的政策，無論是好是壞，都隻能直接對應相應的面積和人口的規模，而我們，需要全盤考慮的頭緒，将要面對的困難，相當于一個統一的歐洲，而不是分裂的歐洲，所以，他們的一切經驗教訓，都能夠也隻能夠作爲我們的參考，一一照搬，是絕對不行的。”

“是啊，十年來國内很多人吹捧向往羨慕的發達國家，在你眼裏，不過如此。”黎華翹起二郎腿，從公文包裏掏出硬殼筆記本兒，打開擱在膝蓋上，右手兩指夾着鋼筆，身子卻坐直着，目光炯炯地望着畢文謙，“這就是我師父嘛！他們都說，你這個月都在研究歐洲，現在，你連小本本都拿起了。”

“這個啊，其實……”

“謝謝。”突然，黎華打斷了畢文謙的話，卻又沉默了幾秒，“……其實，你對這些沒興趣吧。”

“爲什麽這麽想？”

“你要是有興趣，根本就不必用筆記下來。”黎華笃定地點着頭，“你慢慢說吧，我都會好好記下來。”

“……不是已經在錄音了嗎？”

黎華隻是笑笑，也沒多解釋：“呵呵，提着筆，總會好一些。”

見她執意這樣，畢文謙也不再糾結，低頭翻開筆記本兒，飛速地浏覽了幾頁，然後重新擡頭。

“先從西歐說起吧！畢竟，上一次，咱們國家的考察團，去的就是西歐。”

“嗯。”

“談歐洲，談二戰後的歐洲，必然牽涉冷戰的格局，考慮冷戰，就不能不意識到北約的存在，而北約的存在，既西歐爲代表的諸國對抗蘇聯的組織，同時也是美國滲透歐洲的方式之一。沒錯，西歐，雖然在許多人眼裏，看上去很發達，但實際上，它們和東歐的一些國家一樣，作爲一個國家的一些主權的獨立性，并不完整。”

“這并不是偶然的情況，而是戰争的結果。衆所周知，美國在一戰的末尾，百萬軍隊入歐洲，成了戰場上撿桃子的勝利者，但歐洲的戰勝國們，并沒有在巴黎和會上給予美國他們希望的東西——無論是實際利益，還是國際地位。所以，當二戰發生之後，美國就進化成了另一番面目——當歐洲戰場正在打死打活的時候，美國就用一些軍艦等等裝備，換取了英國在全球範圍的軍事基地，這個事實，被很多人刻意忽略着，卻是決定了而今海洋貿易圈霸權的關鍵之一。而另一個更重要的關鍵則是，在霸王計劃的軍事行動在準備和實施期間，盟軍在新罕布什爾州召開了布雷頓森林會議。對于很多學習和了解經濟知識的人來說，在這個會議上産生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耳熟能詳的東西。但在會議期間，代表美國利益的懷特計劃，和代表英國利益的凱恩斯計劃之間的争衡，很多人卻不求甚解了。懷特計劃推行，凱恩斯計劃流産，不過是1944年作爲世界最大債權國的美國和黃金儲備消耗殆盡不得不在軍事上仰人鼻息的英國之間國力差距的必然，卻也是美國而今在世界範圍的霸權的最重要的基石之一。了解經濟發展史的人都知道，直到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終結，但被人無意或者有意忽略的是，因爲布雷頓森林會議而誕生的事物、協議和趨勢，依舊存在着——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其他相關國家和地區的貨币與美元挂鈎、貿易和資本流動國際化——這些等等情況，并沒有因爲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而消失，相反，它們繼續生長着，在歐美國家爲代表的經濟圈裏發揮着它們的作用，光彩的作用，以及不光彩的作用。”

“也許會有許多人認爲，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是美國的帝國主·義霸權受挫的标志，因爲它的發生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美國的黃金儲備已經無法讓這個體系繼續維持下去了。事實上，這是沒有錯誤，卻很愚蠢的看法。因爲持這種看法的人，潛意識裏，對于經濟的理解，還停留在黃金儲備至關重要的窠臼觀念之中。問題是，美國爲什麽一定要維持這個體系呢？美國召開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初衷，是建立美國的經濟霸權，從來都不是維持一個具體的體系。恰恰相反，布雷頓森林體系天生就是一個有缺陷的東西，它注定不可能長久下去，非要說它有什麽好的話，那就是它用黃金和美元挂鈎，至少還留存了一部分良心。不過，這并不是因爲美國政府真有良心，而是因爲當時它還不敢把吃相露得太過難看，因爲當時它對其他地區的滲透和控制，還比較弱。等到了70年代初，這個體系的崩潰，在大的格局下審視，實質上，是美國的金融霸權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國家資本主義掙脫了一道重重的枷鎖，開始隐秘而肆無忌憚地金融侵略。”

“黎華，你肯定了解過歐洲的基本情況，在意識形态劃分的西歐，傳統強國，毫無疑問的隻有三個，英國、法國、德國。英國作爲一戰前的世界霸主，又是一個島國，維持歐洲的分裂狀态，是他們幾百年來堅持不懈的國策，甚至可以說，在貞德之後，法國在百年戰争中将英國趕出大陸之後，英國就漸漸形成了這個國策。所以，對于美國控制歐洲的戰略意圖，英國雖然有着‘明明是我先，本該是我’的酸溜溜的嫉妒心态，但在糾結中，其實是願意接受的，原因很簡單，一個被人滲透控制的歐洲，是絕不可能統一的，也就難以對英國産生決定性的威脅，何況不少英國人把美國人當作是暴發戶的表兄弟。而作爲戰敗國的德國，至今還處于分裂狀态，而且處于冷戰的最前線，無論西德人怎麽想，他們也不過是全球戰略中的魚肉。唯獨法國，在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努力而堅定地選擇了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也許國内的教材和宣傳給人的印象是，戴高樂是法國二戰的功臣，是法國第五共和國的總統，是法國的領導人。然而事實是，從1944年8月戴高樂凱旋穿過香榭麗舍大道，巴黎民衆向他熱烈歡呼，到1946年1月戴高樂因爲軍事貸款問題向國民議會主席提出辭職，不過一年半的時間。之後，一直到1958年，戴高樂不過是法國一個在野的政治人物。是法國第四共和國應對不了政體面臨的嚴重危機，全國各界的許多政治要人都希望戴高樂複出，救國家于水火，那個時候，法國才真正進入了戴高樂執政的時期，成了所謂的第五共和國——他實際執政的時間，不過十年出頭。而戴高樂上台之後，面臨的局面是什麽？和這些年我們國内宣傳的法國的發達不同，當時的法國，通貨膨脹嚴重，預算開支失衡，正處于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監管之下，法郎幾乎不值什麽錢，整個國家欠了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大約9億美元，這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是一筆巨款。那麽，戴高樂是怎麽應對的？他的理念很清晰，歸納起來，就是國家、軍隊、貨币，三個詞彙。從1958年，到1969年，法國不僅經濟複蘇了，并且歸還了欠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全部債務，法國經濟基本上控制在國家手中，每年大約170家大企業在政府的組織下制定國家和企業的發展計劃，經濟發展主要構築在就業和工業上，國家投資主要集中在工業領域和基礎設施。就是在這個時候，戴高樂提出了‘參與’原則，以及具有法國特色的由企業員工‘入股’的方案，嘗試讓資本與勞動、資方與勞方在企業利益上趨于一緻。這個經濟理念，意味着嚴格限制了金融資本通過投資活動獲得利潤的途徑和上限，同時也意味着法國将在獨立自主的經濟政策上更加邁進。”

“毫無疑問，戴高樂的經濟理念既被以通過金融霸權控制歐洲的美國視爲眼中釘，也被法國國内的私人資本特别是金融财團視爲肉中刺。于是，五月風暴來了。那個事件的來龍去脈的背後，存在着全世界諸多大國的影子，畢竟，公開喊出‘法國不居領導地位，歐洲就無法形成’的戴高樂的歐洲觀，不僅讓歐洲其他國家恐懼，同時也讓蘇聯和美國這兩個新興的超級大國厭惡。一個已經進了棺材的老牌兒帝國主義大國，想要掀開棺材闆兒站起來，被人拍闆磚兒不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當戴高樂正式向美國提出将手頭的美元換成黃金，并且公開暗示懷疑美國在濫印紙币的時候，當他說出‘我們向美國付錢，讓美國來把我們買下來’的時候，他的下台，就已經注定了。”

“那麽，戴高樂下台之後，法國發生了什麽呢？說起來很簡單，在1973年，蓬皮杜執政時期，通過了一部銀行法。這部新法律的本質，其實也很簡單——在此之前，法國的國家金融活動都是在法國國家中央銀行主導下進行的，由國家向中央銀行以無息或者低于1%的利息借款，用于日常行政開支或通過中央銀行發行國債，用于建設國家急需的大型基礎設施。在這種結構下，外國和法國内部的私人銀行體系，都和法國的國家債務沒有直接的關系。而新的銀行法，以無節制地借款必然會造成惡性通貨膨脹的經濟理論爲依據，以爲了限制國家無節制地借款爲理由，限制法國國家以低于1%的利率的方式向法國國家中央銀行借款，取而代之的是，法國國家必須向私人銀行進行有息貸款。換句話說就是，在這部新銀行法出台之後，法國的國家金融活動，從國家可以向法國中央銀行以低于1%的利率直接借款，變成了法國中央銀行以低于1%的利率将錢借給私人銀行，再由私人銀行以高于4%的利率借錢給國家。而國家不得不向私人銀行貸款，更意味着國家失去了對中央銀行的實際控制權，特别是貨币投放量的控制權。這就相當于，爲了避免心髒流出過多的血液給血管造成壓力，所以在心髒和主動脈之間制造一個腫瘤來節制。”

“總結地說，在戴高樂下台幾年後，法國就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喪失了金融主權。”

說到這裏，畢文謙露出了嘲諷的笑容。

“黎華，你不妨來計算一下，即使保持4%的利率不變，這部銀行法的施行，将在多少年之後，導緻法國的國家金融債務超過法國的年财政收入？放心，這隻涉及高中之内的數學知識。而更重要的是，這種債務，和法國的實體經濟政策沒有關系，甚至可以戲谑地說是憑空而生。黎華，你覺得，這意味着什麽？我可以提醒你一句，我以前就說過的話——在這個時代，美國擁有着世界上最龐大的金融資本。”

黎華當真低頭去算了一下——沒過多久，她就目光冰冷地擡起了頭。

“根本用不到等債務超過财政收入，就足夠讓整個國家經濟傷筋動骨積重難返了！腫瘤？這簡直是癌症！法國那些人都是白癡嗎？”

“癌症不就是惡性腫瘤嗎？而且，這就是你的不對了，”畢文謙依舊保持着嘲笑的表情，“制定這部銀行法，能夠推動它通過，并被大多數法國人接受或者無視的人，怎麽可能是白癡？即使不說聰明絕頂，也差不了多少了。他們，不過是賣·國賊而已。但是，這個名号對于他們來說，并沒有意義——從布雷頓森林會議之後，歐美經濟圈的資本國際化的趨勢一步步深化，和私人金融資本談國籍，才是一個天真的笑話。何況，作爲一個白種人爲主導的移民國家，美國有過黑奴制度，也有過排華法案，卻沒有排法的曆史。法國的興衰，對于法國的銀行家來說，不過停留在嘴上。”

“這就是現在的法國，這就是現在的西歐諸國的縮影。喪失金融主權的它們，一開始，大多數人并不會感覺到套在脖子上的繩索，指數性增加的債務，越在早期越不容易被察覺，何況美國的第一敵對目标是蘇聯，在蘇聯倒下之前，在美國自身難保之前，它不會把繩索勒緊，相反，它會把西歐的國家或多或少地供起來，作爲冷戰前線的模範樣闆兒，向華約諸國制造資·本主義更先進的表象。而擁有世界海洋貿易圈，占據全球一半以上經濟圈的它們，一方面能夠通過對落後地區的掠奪，同時也沒有背上對國内全民負責的社會責任，它們的确能夠在不短的時間内維持外表的光鮮。至于有朝一日冷戰結束，等待西歐諸國的命運将是什麽，美國的金融資本不會告訴他們，也不會允許别人告訴他們，至少，不會讓西歐的大多數普通人意識到問題，進而思考。”

“這也是爲什麽，美國會抛棄美元和黃金挂鈎——黃金的産量和保值性都是天然貨币裏相對最穩固的，天然會限制金融資本輾轉騰挪耍猴兒戲的空間。而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後，美國選擇了将石油和美元捆綁起來。石油是現代工業必不可少的能源和材料，而現代工業能源，以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爲主，而無論是開采成本還是運用空間，石油都是優于煤炭和天然氣的，更關鍵的是，歐美經濟圈裏的煤炭資源儲備，主要集中在美國、澳大利亞、西德、南非，除了南非，澳大利亞和西德都是在經濟上仰美國鼻息，而天然氣的開采和運用技術以及運用廣度，還遠遠無法在經濟層面挑戰石油的地位。也就是說，美國隻要控制了石油定價權，并且确立了石油貿易以美元結算的霸權，它就可以通過操縱石油價格的波動來劇烈影響其經濟圈内的工業國的經濟情況。要知道，布雷頓森林體系裏的黃金的定價是穩固的，而石油價格的波動卻沒有理論上的上下限，在自身金融體量最強大的基礎上，隻要是它所控制的經濟圈裏的地區，它根本不必直接用軍事手段，就能夠作浪，作威，作福。”

“當美元和黃金脫鈎之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等等在布雷頓森林會議後誕生的，美國擁有着決定性的影響力的國際組織，就徹底甩掉了原本還戴着的面紗和鎖鏈，露出了獠牙，毫無保留地行使起國際金融資本巧取豪奪全球财富的職能。”

“全球的金融資本在國家資·本主義的天性下，自發地聯合起來，以美國爲載體，以美國的軍事霸權爲根基，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爲理論包裝，發起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其經濟圈裏的其他國家，甚至包括美國自身的大多數人，都是被收割的韭菜。這，就是西歐諸國現在所面臨的最具有決定性的局面。”

“腫瘤，已經無法抑制地形成了，雖然，此刻大都還處于良性階段。”

“那麽，與之相對的，屬于蘇聯陣營的東歐諸國，在這個時代，又是怎樣的情況呢？”

嘲諷的笑容漸漸消失，畢文謙的臉上，換成了冷漠。

或許，他已經察覺了黎華面色漸漸的蒼白，但他并沒有給黎華留下太多思考的時間，便繼續說了下去。

“作爲社·會主義國家，東歐諸國面臨的情況和西歐諸國完全不同。如果說西歐諸國脖子上已經被悄悄套上了還沒有勒緊的繩索，那麽東歐諸國則面臨着更爲直接的險境。”

本在速記的黎華猛地擡起頭來，瞪大了眼睛：“險境？”

“沒錯，險境。”畢文謙認真地點點頭，“我一個一個和你說。”

“首先，阿爾巴尼亞。這個國家，不僅面積和人口的體量都比較小，而且到了80年代才能獨自造出第一輛國産拖拉機，這樣的國家，暫時就不必細談了。”

“第二個，南斯拉夫。雖然國家的名字裏頂了一個斯拉夫，但事實上它很早就抛棄蘇聯模式，選擇走自己摸索的發展道路。雖然本質上屬于社·會主義國家，但在冷戰中屬于哪個陣營，卻不好說，或者說，它并不想站隊。和法國有所謂的戴高樂主義類似，南斯拉夫也有所謂的鐵托主義。鐵托主義在經濟層面的思路，倒并沒有什麽大的問題，作爲一棵牆頭樹而不是牆頭草，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都無法接受位于巴爾幹地區的南斯拉夫倒向對手，也就不敢過于逼迫。所以，南斯拉夫的經濟發展，其實是挺不錯的。然而，這一切都止于鐵托還在世的時候。”

“鐵托主義，有一個緻命的問題——民·族問題。南斯拉夫因爲曆史成因，國内始終存在着民族矛盾，雖然鐵托活着的時候可以依靠個人威望和能力保證這些矛盾不至于爆發，但事實上，他并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相反，他一直在妥協。早在1971年，南斯拉夫就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聯邦的大部分權力下放給了各共和國，而在1974年更是通過了新憲法，又把剩下的行政和經濟管理等大權全部下放，從此，南斯拉夫各共和國、自治省也就變成了國中之國。在你給我的那些材料裏，有這麽一條，咱們今年4月上任的外·交部的錢部長，希望去南斯拉夫上任的大使好好研究一下，爲什麽80年代初期，我們還在學習借鑒南斯拉夫的經濟發展經驗，而最近幾年，他們的經濟情況卻漸漸陷入了困難。其實，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鐵托死後，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就逐漸發酵起來，而政治制度的缺陷導緻的經濟領域的問題的爆發，在和平環境下總會有一定的滞後性。而今南斯拉夫的經濟發展陷入困難，隻是一個開始，衰退才是它将面對的曆史性局面，更進一步說，如果隻是經曆曆史性衰退，那南斯拉夫已經可以燒高香了。一旦冷戰分出了勝負，騎牆幾十年的它，必然會迎來猛烈的清算，無論勝利者是誰，都不會不利用它的民·族矛盾，到時候，外國勢力慫恿其内部釀成民族仇殺，整個國家被分裂肢解，才是南斯拉夫最可能的結局。”

“第三個，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相似的，這個國家同樣始終面對着民族問題。雖然語言相近、信仰相同，但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民族的曆史發展不相同。二戰之後幾十年，捷克斯洛伐克始終沒有真正形成統一的國家和民族意識，兩個地區的經濟融合也始終不成功，捷克的政治地位、經濟水平以及人民收入，始終高于斯洛伐克，這也就意味着，這個國家始終存在着分裂的土壤。不同的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間并沒有曆史矛盾，它的地理位置也不是那麽吸引仇恨。即使真有分裂的那一天，它也不會像南斯拉夫那麽凄慘，而更可能以和平分手告終。”

“第四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鐵托相似，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也長期統治着這個國家。從1965年上台開始，他也探索着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不僅加入了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還率先承認了西德政權，不過，羅馬尼亞始終留在華約裏，和蘇聯的老子黨鬥而不破。這個所謂的東方戴高樂主義，也的确像戴高樂時期的法國那樣，引領着羅馬尼亞步入了成功的發展階段，把這個國家從一個工業不發達和農業落後的典型的農業國，建設成了一個具有較強大的工業和處于全面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然而，這一切，在齊奧塞斯庫提出高速度、高積累、高指标的發展策略時，就注定會漸漸步入死結。”

“我曾經說過，教育資源是一個穩定大國在核算生産力水平時，階層最高，影響最深遠，同時回報周期也最漫長的指标。而羅馬尼亞呢？首先他就不是一個大國。其次，羅馬尼亞貫徹了齊奧塞斯庫鼓勵生育的計·劃生育政策，不僅宣稱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國家的人，甚至還規定禁止離婚，要求每對羅馬尼亞夫妻至少生四個孩子。與此同時，羅馬尼亞在60年代普及了8年制義務教育，7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10年制義務教育，從1980年開始，普及12年義務教育。從二戰解放前每1萬人中隻有17個大學生，到1980年每1萬人中已經有有80多個大學生了，更加嚴重的是，羅馬尼亞規定學生上學全部免費，中小學和技校甚至免費供應課本。根據你們收集的數據，以1980年爲例，羅馬尼亞的在校學生達到了570多萬！而羅馬尼亞的總人口呢？說好聽些隻有兩三千萬！這根本就是違背經濟規律的大yue進！”

“毫無疑問，這樣的國家發展政策，如果沒有外援，根本不可能持續。所以，羅馬尼亞的外債漸漸積累起來。但齊奧塞斯庫又從80年代開始堅持計劃十年内還清所有外債，怎麽還？錢和物資不可能憑空變出來，當然是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兒了。直到現在，羅馬尼亞的人民生活物資都處于短缺的狀态。以最近的數據看，羅馬尼亞很可能在明年完成計劃，真的還清外債了。但這一切的代價，必然是全國人民的怨怒。雖然齊奧塞斯庫在1982年就承認過，國民經濟比例失調，但他始終堅持認爲羅馬尼亞不存在改革問題，強調他推行的思路和政策是正确的。”

“然而事實上，羅馬尼亞現在已經病入膏肓了。國民已經忍受了十年的苦日子，和所有國家一樣，二戰之後出生的那些和平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特别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年輕人，對于世界的殘酷，并沒有正确而清醒的認識，他們很可能一邊享受着完全免費的教育，一邊跳起來反對政府。即使退一萬步說，齊奧塞斯庫能夠應對好國内人民特别是年輕人的憤怒，他仍然不可能解決獨立解決接下來的死局——從66年執行計劃生育政策開始，到現在，新生的大批人口已經漸漸成年走出學校，以羅馬尼亞的經濟基礎和科技水平，根本不可能提供足夠而适合的高中學曆以上的工作崗位，這不僅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更會加速滋生社會性的怨氣。和我們中國不同的是，小國寡民的羅馬尼亞，問題更大，獨立解決的空間更小。說得不客氣一點兒，隻靠自己，在不改變社會體制的前提下，已經神仙難救了。與其說擔心經濟問題，不如擔心被外國勢力借機生事，搞出什麽政變來。”

黎華的臉上，早已沒有了血色：“文謙，真的……有那麽嚴重？沒有辦法了？”

“真要想辦法？”畢文謙看着黎華的臉，終于歎了一口氣，“樹挪死人挪活，真要想辦法，總是有的，但是……”

“真有辦法？”

“有，還不止一個。”話是這麽說，畢文謙的口吻卻更加低沉了，“第一個辦法，向蘇聯求援。蘇聯雖然在地圖頭的神仙般的經濟改革下漸漸陷入了泥潭，但真要拯救羅馬尼亞，并不是做不到。問題是，地圖頭會願意嗎？蘇聯人會願意嗎？羅馬尼亞需要怎麽翻那三寸不爛之舌？它還要不要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當初齊奧塞斯庫批駁蘇聯提出的‘一體化’方案，反對‘有限主權論’的種種過去，是否都将成爲曆史笑話？說實話，即使齊奧塞斯庫和羅馬尼亞從個人到國家，真的願意做到那一步，我也不覺得以地圖頭的格局和眼光，能夠做出拯救羅馬尼亞的決斷。不然，蘇聯自身根本就不至于鬧到現在這個情況。而第二個辦法，就是立即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再去管所有人的死活，把多出來的失業人口，全部勞務派遣出去。這顯然意味着把羅馬尼亞全國20多年來辛勤建設的最主要的成果——高素質人口，折價抛售，任由外人掠奪，但至少在經濟層面上，的确可以渡過死局。至于這麽做的政治後果，以及經濟水平将會倒退多少，我不是羅馬尼亞人，我就懶得去思考了。而第三個辦法，某種意義上來說，倒是最簡單的——改頭換面，走實質上的法xi斯道路，對内貫徹真正的恐怖統治，強制性的将勞動人口分配到不同崗位上，即使很多高素質人口無法發揮自身的才能，但能有一點兒是一點兒了。與此同時，改變計·劃生育政策，減少生育，放棄免費教育，大幅度削減福利支出。隻要政府能夠牢牢掌控軍隊，這樣鐵定能夠慢慢走出難關。但在而今的世界格局下，這将遭遇怎樣的外界指責甚至封鎖，就是另一回事兒了。”

聽完畢文謙所謂的辦法，黎華微微張着嘴，許久才轉爲一聲苦笑：“文謙，你還不如直接說，沒有辦法。”

“……我是你師父，怎麽能在你面前說沒辦法呢？”

疑似調侃的話後，畢文謙繼續了正題。

“第五個，保加利亞。相比于剛才說的幾個國家，保加利亞算是最親近蘇聯的了，在各種領域的政策上，都向蘇聯靠攏，甚至可以說是亦步亦趨。而從1954年開始，日夫科夫就一直擔任着保加利亞的第一領導人。他在執政的幾十年裏進行了三次規模比較大的改革，有的成效不大，有的成績不錯，并且提出過他所構想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理論，沒錯，相比華約其他國家，保加利亞的領導層，更加強調，要确立社會主義生活方式，将其重要性提升到一個突出的高度，成爲保加利亞理論界熱烈研究探讨的課題，政治思想工作的口号，建設所謂更加成熟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任務之一，鼓舞全國人民取得更大成就的具體奮鬥目标。從發現問題的角度來說，這是具有一定的先進性的。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如果以1950年的人均國民收入爲基準，那麽到1975年，保加利亞的增長率隻稍微低于羅馬尼亞，比RB都高，遠遠高于英國、意大利、美國、西德、法國，也遠遠高于蘇聯、匈牙利、東德、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保共十三大上，他們因爲自己從1956年到1985年，國民收入增長了7倍，社會勞動生産率增長了7．4倍，從而就自豪地宣布，保加利亞已經跻身于擁有現代化農業的發達的工業國家之列。甚至，在幾十年來不斷提高人民平均工資的同時，他們特别注意追求縮小貧富差距，僅以工農之間爲例，1956年保加利亞的農業社社員平均收入是工業職工的63%，而到了1974年，這個數字變成了93%。另一方面，雖然沒有像羅馬尼亞那樣強制執行鼓勵生育的計劃生育政策，但也在經濟層面制定了很強的鼓勵政策。強到了什麽地步？這麽說吧，1970年，保加利亞的職工月平均工資是124列弗，1975年是146列弗，1980年是188列弗。而根據他們的國家政策，每個家庭一結婚，就可以得到15000列弗的貸款，30年還清。如果生了第一個孩子後，又生了第二個，可以免還3000列弗；生了第三個，再免還4000。此外，婚後第二年，每個家庭還可得到5000列弗用于其他需要的貸款，10年還清，如果生了兩個孩子，就免還一半，生三個孩子幹脆全部免還。而在教育層面，50年代初，保加利亞就已經掃除了文盲，接着又在全國實行了免費教育，之後又普及了7年教育，在60年代普及了8年教育，在70年代普及了中等教育。然後在1973年開始新教育體制，又把11年教育改爲普通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相結合的12年統一中等綜合技術教育，并在80年代全面實施。你們收集的統計數據裏，早在1975年，保加利亞每1萬人口中就已經有122個大學生了，超過了英國和西德。”

“毫無疑問，這些成就，是斐然的。躊躇滿志的日夫科夫和保共卻并不滿足，在十三大上，日夫科夫批評國内的商業仍然落後于市場的實際需要。商品的投放量，甚至某些居民急需的商品的絕對量有的下降，一些必需品經常脫銷，對商品銷售情況缺乏研究，對新的需求反應遲鈍，商業的服務水平不能令人滿意，首都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和國營工業綜合體的住宅需求量尚未充分滿足，社會上很多常見病的預防和治療措施以及健康普查措施是十分不夠的。母親、兒童和中年人的保健水平和效率仍然不能令人滿意……”畢文謙低頭讀着筆記本上摘抄的句子，“這樣的責任心和目标，值得全球絕大多數國家汗顔了。保共甚至很早就意識到了，說出了‘國家的經濟搞亂了，尚可調整；群衆的思想搞亂了，調整起來要難得多’的論斷。實話實說，就保加利亞這樣一個小國自身來說，日夫科夫和他領導的保共，已經做得很不錯了，即使是求全責備，也挑不出大的毛病。”

“然而，這一切成就建立的基礎，是保加利亞最投靠蘇聯，在經濟建設中有着蘇聯領導的經互會投桃報李的支持，他們放棄了許多國家層面上的自主性。這就意味着，如果蘇聯一直保持着不錯的狀态，華約和經互會長期持續下去，那麽保加利亞就能夠一直蒸蒸日上。可一旦蘇聯陷入了困局，保加利亞的發展，就會比其他東歐國家更迅速地陷入困難。現實，正毫不留情地證明着——地圖頭在蘇聯亂搞，提出所謂的新思維，日夫科夫和保共立即響應，在全會上提出被稱爲七月構想的新改革思路，結果改革到現在也不過一年上下，保加利亞就出現了通貨膨脹、商品短缺等等嚴重影響人民群衆正常生活的意料之外的困難。”

“我可以負責任地說，保加利亞本身是東歐諸國裏，在全世界都算是很不錯了，但隻要他們繼續奉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那麽他們的繁榮，也将很快随着蘇聯陷入困境而迅速或者更迅速地煙消雲散。而如果他們放棄了一邊倒，那麽經互會對他們的幫助肯定會産生變化，他們的很多政策，也将必然會因爲經濟困難而無法持續下去。除非，蘇聯立即扭轉地圖頭的胡搞毛搞——但很顯然，全世界多數大國，包括我們，都不願意看到蘇聯重新煥發生機，活蹦亂跳起來。”

朝黎華眨眨眼睛，畢文謙低頭又看了看筆記本兒。

“第六個，波蘭。這個國家，因爲曆史成因，本來就對蘇聯不太待見。在華約國家裏，就數它心裏想和歐美眉來眼去。如果說其他國家通過辛勤建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成就，那麽波蘭，則始終處于一種不安分的狀态。1956年的波茲南事件，1970年的格坦斯克罷工，等到70年代後期，因爲基建投資規模過大導緻的外債增加、通貨膨脹加劇、嚴重的經濟困難，波蘭政局就更加動蕩了。1980年的全國罷工，81年又一次全國罷工……就在上個月，波蘭又開始了罷工浪潮。這樣的動蕩，也就别談什麽建設了。與其說這個國家存在什麽潛在的危險，不如說它從頭到尾就像個内鬼。”

“算了，不提它了，繼續，第七個，匈牙利。雖然有着匈牙利危機這樣的曆史性事件，其政局也不算非常穩定，但相比波蘭，已經好了太多。在二戰前，匈牙利不過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被戲稱爲三百萬乞丐。而在蘇聯的幫助下，匈牙利從1950年開始，執行了以發展重工業爲重點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以鋼鐵及相關産業爲基礎的工業國，工業産品不僅能夠滿足自身，還可以出口了。然而，這樣的躍進和目标傾斜，并沒有直接改善民生，相反，那個五年計劃期間，匈牙利的職工工資下降了13%。這也成爲了釀成1956年的匈牙利危機的土壤之一。而在此之後，匈牙利逐步進行了改革，對過去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進行了批判，提出在堅持計劃經濟的同時，實行經濟分散管理，發揮經濟單位的作用，強調運用經濟手段管理經濟。到1968年全面實行改革，經過了十年以上的調研準備。具體的改革中，匈牙利選擇了經濟上放慢重工業，優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道路。廢除了農産品義務交售制，取消對合作社和國營農場指令性計劃。他們的經濟指導思想是，市場的活動條件和規則應由國家進行調節和管理，形成有組織的市場。但市場反過來也會影響計劃，修改計劃并對計劃過程進行監督。所以，他們提出對市場不應加以理想化，因爲它的調節是事後的、搖擺不定的，并且帶有損失，市場的作用雖然存在缺點，但其經濟效能仍高于靠集中指示來調節經濟過程的細節問題。”

“這樣的論斷，體現了他們長期認真調研的成果，大體上是符合這個時代的科技水平下，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優劣關系的。然而……”

這并沒有什麽卵用。畢文謙忍不住歎了一口氣。

“匈牙利是一個比較依賴對外貿易的國家。雖然經濟改革讓它在1968年到1973年，形成了不錯的發展勢頭，形成所謂的黃金時代，但在1973年，以石油危機爲代表的原材料價格暴漲，迅速導緻了匈牙利從貿易順差變成了很大的逆差。而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仍然選擇了片面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的決策。從此，這個國家的發展就陷入了斷斷續續的風雨。甚至在去年的時候，經濟出現了倒退，外債也超過了200億美元。這對于匈牙利這樣一個國家的體量來說，已經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了。近幾年來，不少社會不安定的迹象，也應運而生了。”

“算了，最後一個，東德。”

說到這兒，畢文謙忽然把筆記本兒翻到一頁，用中指當書簽，夾在手上，然後仰靠着椅背，目光沉沉地看着黎華：“黎華，在談東德之前，我先問一個問題：自柏林牆建成之後，東德有人逃往西德的報道，你怎麽看？”

黎華一愣，旋即認真思索起來。

“……這個，我不覺得西方國家的報道就是真相。我也就這方面的問題請萬鵬詢問過遠東那邊，雖然并不能保證他們的回答的可靠性，但的确和西方國家有所不同——他們也承認有不少人逃往西德，但其中有不少并不是東德人，而是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等國家的人。與此同時，從1949年至今，西德也有将近100萬人遷居到東德，大約是東德去西德的人口的三分之一。以柏林牆修建的1961年爲例，那年也有三萬多西德人遷居東德。并且，在東德去往西德的将近300萬人裏，有50萬人因爲以失業爲主的各方面的原因，對西德失望，又回到了東德。所以，或許是萬鵬在詢問的時候口風有些不對，人家直接給了結論——單方面地覺得東德比西德好，東德人争先恐後往西德跑的想法，是片面而錯誤的。”

“是嗎？”畢文謙聽了，隻是不置可否地笑笑，“我們在這裏無法探究真相，也沒有必要去計較。如果非要指責的話，不如談談蘇聯人早年對東德的田園化進程——名字起得好聽，其實就是把人家東德的工業設備給拆了，運走，支援給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好像咱們中國都收到了一些。這一來，你都把人家的工業給閹割了，那些工業人口，不跑才怪了！難道人家願意乖乖去種地？東德那點兒面積，容得下全民種地嗎？這些，蘇聯人肯定是不會主動去提的了。大概，這也是一種曆史宜·粗不宜細吧！”

“不過，這并非重點。對于東德來說，真正的問題，不在于離開了多少人，而在于爲什麽離開。黎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了解到一個細節——東德人翻越柏林牆的辦法，算得上是五花八門了。什麽遊泳、挖地道、跳高樓的，就不說了，還有開重型汽車沖撞的，一個人私造潛水艇的，制造熱氣球的，還有制作滑翔機的，連制作彈射器把自己當炮彈的都有！”畢文謙似乎笑了一下，“簡直是開動腦筋，各顯神通了！”

“這意味着什麽？也許很多人會覺得，這是東德的生活水深火熱，讓人下定決心逃離。但細節才是魔鬼——黎華，你覺得，在我們中國，有多少人，會開重型汽車？有技術和材料自造潛水艇、熱氣球、滑翔機、彈射器？在我們這兒，有這水平的，絕對能很容易找到不錯的工作了，說不定進了廠會被作爲專家供起來！”話說得俏皮，畢文謙的表情卻漸漸嚴肅起來，再次低頭看筆記本兒，“這是一個比較過硬的側證，東德的國民教育水平，非常之高。而關于民生的數據，你們收集的統計數據——1987年，東德，人均居住面積，27平方米，每一百戶家庭擁有：152.1台冰箱，104.6台洗衣機，121.6台電視機，其中彩電47.1台，小汽車有52.6輛，每年肉和肉制品99.4公斤，魚和魚制品7.9公斤，蛋和蛋制品303個，黃油15.5公斤，人造黃油10.3公斤，奶和奶制品108.3公斤。這些數據，是建立在二戰的瘡痍之上，建立在工業基礎設施被蘇聯全部拆走作爲戰争賠償的基礎之上，建立在青壯年勞動力，特别是技術工人和知識分子不斷外流的背景下，可以說是白手起家，在40年時間裏，建立了世界第十大工業國，并且始終負擔着華約僅次于蘇聯的軍費。與此同時，東德實行免費教育，從托兒所到成人教育。以你們收集的最新數據：每萬人裏有大學生79.4人，專科生100人，在全部就業人員中，80%受過系統的職業教育，20%受過大專教育。如果隻考慮物質建設，東德的成就，幾乎可以說是冠絕歐洲，和我們從大部分文盲人口到初步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各有千秋了。”

“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有不少東德人要往外逃，爲什麽？”再一次提着這個問題，畢文謙又歎了一口氣，“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根本性的原因其實就一個——精神文明的建設很不到位。事實上，這不僅是東德面臨的問題，整個歐洲社會主義陣營，都面臨着。也正因爲東德的物質建設成就格外的突出，全民教育水平極高，所以他們的問題也就最大。事實上，德國的教育底蘊，自普魯士以來，就是歐洲最強的。二戰的戰敗，能夠把德國打成廢墟，二戰的賠款，可以把東德的工業基礎拆完，但德國的人口素質，始終就在那裏，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平，無論東德還是西德。黎華，我說過，這個時代的科技水平，是國家資本主義如日中天，還沒有真正迎來到社·會主義制度的春天——科技尚且如此，比科技更重要的教育，就更是如此了。這也是爲什麽，擁有最好的平均教育水平的東德，能夠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在最差的物質起點，取得最高的成就。然而，這始終是遠遠不夠的。就像我們的宋朝能夠達到封建時代的經濟建設頂峰，是以重文輕武的國策爲代價一樣，東德的這些成就，是建立在政府對人民生活高度管控的基礎之上。于是，問題就來了——一個從小就接受免費的高素質教育的人，也沒有經曆過真正的饑寒交迫的苦日子的人，覺得他享受的一切是理所當然的人，對于實現自我價值，對于所謂自由的渴望，必然是格外強烈的。沒有親眼見過資·本主義社會血淋淋的殘酷，習慣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貌似天然實則并不天然的福利的人，自然往往隻看到外面世界的光鮮一面，然後産生向往，産生對于現狀的不滿，甚至是憤怒。甚至于，在去年的東柏林彩車遊行中，東德的總書記能夠向彩車上不穿上衣的女孩子微笑揮手——對于人民的生活，政府已經在很多層面上放寬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了，許多東德人仍然渴望着他們所謂的自由……”

本是在專心聆聽的黎華突然眉頭一挑：“是誰這麽沒遮攔，把那種東西都混在裏面送進院子來的！”

“啊……那個并不是重點。先聽我說完。”畢文謙略尴尬了幾秒，“……對于這樣的人，我們作爲外人，當然可以罵一句身在福中不知福。但對于執政者來說，罵，不過是一種發洩，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而因爲曆史成因，蘇聯對于東德，始終保持着提防的心态，對于經互會其他國家，可以說是以協助甚至幫助爲主，而對于東德，蘇聯卻在提供必要的協助的同時，始終加上了不小的經濟負擔。東德，現在就是一個強健卻跛腳的奴隸。當蘇聯的經濟困難越來越嚴重，東德必然會遭到殃及。雖然現在的形勢還沒有明顯的問題，但作爲一個連真正的國家主權都談不上的國家，當蘇聯的首腦是比CIA的特工更具有破壞性的地圖頭時，東德的局面，随時可能急轉直下。”

分析大約終于告一段落，畢文謙從衣服口袋裏摸出劉三劍留下的鐵皮随身酒瓶，輕輕擰開，慢慢喝起了白開水。

良久，一直低着頭的黎華終于慢慢直視着畢文謙，用略微顫抖的聲音問道：“文謙，這就是你說的，東歐面臨的險境？”

“是啊，無論那些國家自身是否已經意識到了，這些，的确是它們正身處的險境，和我們中國無關的那一部分險境。”

黎華聽懂了畢文謙話裏的意思，幾乎站了起來：“難道還有和我們有關的？”

畢文謙沒有立即回答，慢慢把酒瓶喝空了，才慢條斯理地一邊收瓶子，一邊點頭道：“當然，我們畢竟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