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寶仍在醫院，因無陪五天來無語隻是隔着玻璃窗看到寶寶不到40秒，今天上午還可以再看到一次，希望寶寶早日恢複健康！謝謝大家對無語和小市民的支持。無語盡可能的恢複更新！謝謝大家。）
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最危險的時刻，一些民族敗類爲了個人的利益，不惜出賣民族利益，喪失國格和人格，認敵爲友，充當了列強侵華的工具和幫兇，成了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這些民族敗類最終的下場與那些入侵者一樣，永遠被釘在恥辱柱上，成爲人人讨而誅之的對象。他們最終也逃脫不了正義的審判。
通款敵國，謀叛本國，爲侵略自己祖國的敵人的利益服務，并謀取一己的私利，這樣的人物在世界各國的對外戰争中均爲常見，中國亦不例外，漢奸就是國人對他們的鄙稱。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最危險的時刻，漢奸們喪失國格人格，認敵爲友，充當列強侵華的工具和幫兇，成爲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5月16日，随着台南日軍投降，在台灣似乎一切零散的、對國防軍有威脅的日軍的散兵遊勇的都正在被剿清。但是，對台灣來說，還有一項任務沒有完成，那就是對台灣的清洗，自台灣光複之後，出于對漢奸、走狗的仇視，國内就有輿論要求政府必須對台灣進行清洗。
在台灣迎來光複之初，這種清洗運動就已經陸續開展起來，清洗的對象自然是那些出賣國家與人民，替日本人辦事的漢奸。但是，這種的清洗并不徹底，盡管有1000人之多的漢奸被處死，還是有不少漢奸苟且偷生。
而即便是在台灣本地，很多民衆同樣對一些漢奸也是恨之入骨的，在台灣光複初，他們擅自殺死了上千名漢奸以及數萬名日本移民以洩憤恨。漸漸地，這次清洗運動擴展成爲民衆自發的報複行動，隻要是曾經與日本人有過牽連的人，不管男女老幼，一律被抓捕。
面對清洗運動逐漸演變成瘋狂的報複行爲，共和政府顯示出高瞻遠矚的氣魄。身爲共和國總理的司馬認爲，漢奸不能一概而論，一些漢奸可能是因爲膽小懦弱而爲日本人辦事，但多數人是無古的，是被迫的，這一點是在光複台灣之前，司馬就已經認同的。爲了對大多數國民負責的态度，同時爲了維護法律的尊嚴，這種盲目的清洗運動不應該再持續下去，應該在台灣實行一次真正的清洗運動。
應司馬的要求，共和12年5月17日，國會批準最高**官成立起專門審判漢奸的特别法庭，将民衆自發的處決行爲糾正爲正規的法庭程序，在維護法律尊嚴的同時，盡可能的避免冤案。
台北，西門町八角堂這處兩屋高的紅磚洋樓的牆體依然可以看到的戰争留下的痕迹，現在這座八角形外觀的磚造樓房外，擠滿了數千名圍觀的民衆，在八角樓的門外站着數名頭戴白盔荷槍實彈的憲兵，在樓頂上的女兒牆突出的三角型山頭後，依站數十名據槍的國防軍官兵。
這裏之所以會如此戒備森嚴的原因非常簡單，八角樓是台灣特别法庭所在地，今天之所以吸引如此衆多的民衆圍觀，隻是因爲今天的這場審判，這場審判從開庭之前，就吸引了整個台灣的目光，台灣五大家族之的古家的未來均系于這一場審判。
“日本上山兵五萬，看見姓古行頭前，歡頭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舊親情。”
看着緊閉的大門，圍觀的一些民衆唱起了這首幾十年來一直在台北艋舺的酒場間不知有多少人傳唱着的歌曲，公道在人心，或許過去姓古的被的日本檢察官三好一八在幾個月前的治警事件中曾他在爲嚴智，也就是印度聖雄甘地的台語音譯，但是台南詩人謝星樓卻寫一道詩諷刺他“古先榮比嚴智，蕃薯簽比魚翅，破尿壺比玉器”。
“……台特庭字第九六号公訴古先榮叛國罪一案，共和十二年5月20上午九時十分于台灣特别軍事法庭開庭……”
特别軍事法庭書記官朗讀案由時未帶有一絲感情的聲音在八角樓内響起，盡管是公開審判，但是根據法庭原則記者們不得攜帶相機之類的記錄設備，隻能依靠筆記，而速寫記者則在紙面上勾勒出了古先榮出庭時站在被告席上的那種惶恐不安。
古家是台灣五大家族之一，同樣也是五大家族中與日人合作最爲親密的家族，其在台灣的影響力超人想象，國内報界用“台灣第一漢奸”稱呼古家，關注這個案件的不僅僅隻有台灣人，大陸同樣關注這個号稱是“共和第一漢奸案”的審理。
在大陸對此案國民的态度是殺之而後快，甚至有團體聲稱如法院不能柄公處理，他們将會刺殺逃脫漢奸，但是在台灣民衆之中，此案卻形成了兩個極端，一方認爲古先榮爲漢奸，該殺，而另一方則認爲古先榮無罪，原因非常簡單，當時根據國際法台灣已經割讓與日本，作爲台灣人的古先榮與日人合作何罪之有，而一些台灣家族出于爲維護自身利益出發，也紛紛呼籲中央應重輕處理。
“二十八年前，古先榮先生已能以前瞻的眼光洞悉台灣必須脫離中國之黑暗統治，否則永無翻身之日。毅然選擇與日本人合作，……”
“……北部地區秩序之得以早複，居民減于虐殺滋擾之苦，此行之力不爲虛也。不僅如此，古先榮後來又跑去嘉義，……日軍南路以北白川宮爲主帥，抵嘉義居民閉城不納，圍數日不解。日軍揚言轟城，先生聞訊馳往，請撤南門兵願代爲舒解，終亦免于屠掠之慘。……顧後世或疑先生此行乃不免爲日軍減免抗力者，實則處當時之情勢，先生乃系以急難救人之心，圖免毀屋取子之痛，既保土之願無力可回天，斯保民之誠，甯複嫌于屈己，居者行者互有其責，守經達權互通其義，固未可執一而論也。”
如此之類種種的辯解在古家的鈔票以及台灣士紳對“清洗運動”可能會随之擴大化的擔憂下，紛紛出現在《台灣民報》、《台灣新報》等台灣報紙上，甚至于在開庭前，多次發生數萬人至第三集團軍司令部以及台灣光複善後公署請願的活動，爲了應對這種情況，經請示中央後，公署不得不下令台灣進入全面戒嚴，以防止日諜乘機發難。
“……甲午戰後，劣清戰敗割讓台灣，日軍未抵台灣，被告古先榮率領士紳商賈李春生、向其祥、吳文秀、李秉鈞、吳聯之等人迎接日軍進入台北城，當時民政局長水野遵予以接見。此爲被告賣國初始，随後其随日軍南下，爲日軍引路、說服抗日武裝，協助鎮壓抗日武裝……在這裏我請求法官大人來驗證這些數量驚人的證據，這一系列的證據足以說明一個事實，在過去的二十八年之中，被告一直以賣國、出賣民族同胞爲代價，謀取日人信任并獲得自身經濟利益……這些罪行不僅僅是個人罪行，是對整個民族、國家的犯罪，事實上在過去的二十八年之中，被告所犯下的重重叛國之罪，對同胞和國家造成的傷害遠超過世人的想象，……”
作爲檢查官的王文深站起身看着座于首席的法官。特别軍事法庭與的普通法庭不同，未引入陪審員制，之所以如此，是考慮到根據陪審員挑選原則，陪審員需在審判地挑選，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影響法律的公正。
随着檢察官的聲音在法庭上響起，站在被告席上的古先榮此時已經是面如白紙，豆大的汗水不時順着額頭滑落，沒有人知道他此時在想什麽，他隻是在嘴邊喃喃着。
“法官大人，在您的台上銘刻着一句“既便天塌，也要讨還公道”，古先榮先生的命運系于您手，我想如果曾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的獎賞和接受公職就被視爲叛國罪的話，今天恐怕會有數十萬台灣人犯下的叛國罪！”
身爲古先榮的辯護律師的李玉堂，這位曾畢業于東京帝**律系，被視爲台灣最“優秀”的辯護律師話音一出，法庭時頓時亂了起來。
聽着法官的擊錘聲，同時大喊着“肅靜”，李玉堂很滿意這種效果，這正是自己需要的，把此案盡可能的擴大化，最終迫使法官無法忽視民意，畢竟在台灣曾有十餘萬人接受公職和獎賞，隻有将案件範圍擴大化，才能可能救回自己的委托人一命。
“甲午之役，清廷割棄台灣，……志士謀獨立，……連戰皆北，唐景松攜印潛乘德商輪内渡，民益亂無主，潰兵四出，土匪乘發，哭聲滿巷。當地紳商集議彈壓，既無力可制，拟赴日軍求鎮撫，亦無敢往者。先生适事北來，得與其議，見事急乃告奮勇赴基隆請谒日帥。登艦日軍臨之以威，挺然無懼色。日帥桦山知不可侮以賓禮見，因得述來意以安民爲請。……四天後，日軍順利進入台北城，因此事曾被罵爲“漢奸”。然！事出有因！以當時台灣民主國部份義勇軍在台北城内奸淫擄掠、加上日本人依照國際法取得台灣，因此古先榮等人開城迎日軍讓當時的台北人如同脫離“人間煉獄”，因此這本是合乎道德，若隻是因爲此事而稱其爲漢奸，被視爲太不中立、對當年台北人太冷血。……民衆隻知古先榮先生過去與日人合作，卻不知二十八年間，古先榮先生一直小心翼翼與日本占領軍委以虛蛇，以免落得身死族滅之境，衆人皆知日人之殘暴，先生合作也是屈于壓力而爲之。”
李玉堂的話聲未落，整個法庭頓時再次嘩然，無恥之徒有之，但是卻未曾想見世間竟然有如此這等無恥之徒，将賣國行徑詭辯爲“合乎道德”、“解民倒懸”之爲，按其辯解古先榮不僅不是漢奸，反而是解民倒懸，救民于水火。
李玉堂的辯解讓王文深心頭一惡，這些律師爲了錢什麽都會做，他應該慶幸這裏是台灣，如果是在大陸，那些替犯有叛國罪的被告辯護的律師，大都會收到死亡威脅。眼前的李玉堂有個日本名字叫什麽來着……加騰六郎，這個假日本鬼子！要不是……
“法官大人，各位陪審員，既然李大律師，這位畢業東京帝**律系的高材生今天重提此事，我再一次提醒各位注意到一點，在被告迎接日軍進入台北城的四天後，日軍順利進入台北城。同年8月，古先榮随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南進，協助鎮壓抗日有功，以台灣紳士的名義，跟民政局長水野遵到東京，受警界人士接見，日方賜予叙勳六等、授單光旭日章，蒙受破格的光榮。次年，古先榮被任命爲台北保良局局長，同時取得日方所給的鹽和樟腦等專賣的經濟特權，奠定古家富裕的經濟基礎。獲此經濟特權的前因，在于其的賣國于先，以賣國之徑而獲經濟特權……1904年日俄戰争爆發時，日本海軍獲知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将繞道航行通過台灣海峽；當時古先榮即奮勇挺身率領戎克船，參加鵝銮鼻和菲律賓間、台灣和福建之間海峽偵察隊的活動……古先榮在台中公會堂演講“時事談”，提到“台灣今日之設施，非常發達。假使二十年前，哪有這公會堂，哪有此整然的台中市？由天理而言，今日支那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穩啦。所以凡事不可錯辨爲第一。今日二十五年整頓如此江山，比較支那，共和至今九年還不息兵亂；這樣事由，良心可以忘記嗎？其次，就是我對警察官的意見。警官之中，難免有無品格之警官，然亦不可無視他們；他們是有資格，不可與他争辯了。”在這裏我想反問一句，可爲日本帝國之勝利的奮勇當先行偵察、并在過去的二十八之中一直堅定不移的站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的一邊，支持日本占領者壓制台灣人民之徒，可被視爲被迫與占領者合作的國民嗎？其如果心存的一絲華人之意，又談何先前鼓吹殖民統治之言，在這裏我想重複那首在台北艋舺的酒場間傳唱的小調“日本上山兵五萬，看見姓古行頭前，歡頭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舊親情。”……”
“反對！”
王文深的話未說完，李玉堂就猛的站起身來大聲叫喊道。
……
整整一上午，法庭上的辯論一直如火如荼的進行着，檢辯雙方是針尖對麥芒式的辯論，到臨近下午2點時，随着雙方做出結案陳詞，主審法官落下的木錘。
“辯論終結，定于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再次審理，被告古先榮還押……”
自戰争爆發之後，位于西北市市中心的中國國務院一直都是世界各國關注的重點，而作爲國務院的主人，司馬的一言一行也被的各界關注着，對于國人而言，人們關注着這裏的原因是因爲空前膨脹的自信心，中國作爲亞洲僅有的三個獨立國中的一員，同時也是亞洲唯一的共和國，共和之後，尤其共和九年之後，中國的精神道路，是圍繞着國家主義這一核心所作的向心運動，即使對平民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解，也總是離開它們的現實基礎——市民生活和個人自由，而從國家主義的立場出發作全新的解釋。
可以毫不猶豫的說，在這一時期，國家主義是共和時期的中國朝野精英們的共同精神，也是他們事業的内在驅力。自鴉片戰争後，國門的洞開，在經曆幾十年的沉淪、醒悟之後，這種對國家發展問題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熱情和關心，無疑是一種在近代危局下所激發出來的國家主義情結，這種情結導緻他們往往會先天下之憂而憂，把國家建設問題看作自己的問題，幾乎所有的國家精英都參與了國家建設的大讨論。
而共和六年之後，信奉奉公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西北在經濟上、軍事上獲得的成功，進一步刺激了國民，一時間國家主義成爲拯救中國的靈丹妙藥。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既塑造着新國家形象，同時也在重新塑造着自己(國民)，這種個人和國家的一體化傾向最終在全社會形成了濃厚的民族主義氛圍。
共和時期的奉公精神，以堅忍不拔的意志、甘願爲實現目标而奉獻的理想主義、克己奉公的英雄主義等形态，被國民精英階層接受了下來，賦予他們畢生事業追求中崇高的自律精神和不屈的鬥志。同時以開放的态度引進西方的新制度和新事物，傳統儒學盡管作爲國家文化傳統被繼承，但是卻得到新的全釋，“高、遠、空”的虛學特質被摒棄，一種融彙了儒學倫理道德與西方實學爲一體的新文化正自然而然的在中國誕生。
而帶來的這些改變，正是這個在國務院掌控着這個國家的年青人，不到三十七歲的司馬，這個年青人對于很多崇拜他的人而言，他是上天派來的拯救中國的救主，中國的現在和将來。
作爲一個需要崇拜領袖的民族，至少在現在司馬充當了這個角色，盡管這個角色讓司馬自己感覺到恐懼，甚至于害怕。這一切當然不爲外人所知，即使是最親近的朋友、家人也無法得知司馬有些惶恐的内心。
在太陽升起後，一夜未睡的司馬用曳足而行的細碎步子，從寬大的國務院總理辦公室的這一個角落踱到另外一個角落。這間寬敞的辦公室并不爲司馬所喜，過去司馬很喜歡這種寬敞的辦公室，這似乎是一種權力的象征，但是最近的一兩年來，司馬更喜歡呆在自己的書房中處理公務。
在陽光的射入的辦公室的時候，司馬渡步在高大寬闊的窗前停步下來，眼前看到的景色，是西北的清晨，盡管不過上午7點多鍾，街頭上已經喧嚷了起來，除去趕去上班的人群外，在共和廣場上，從升旗前到現在，已經聚焦了數萬人準備舉行祝捷集會，民衆喜愛這種大規模的集會。
今天早晨廣播電台中已經發布了新聞，國防軍已經将朝鮮日軍最後的近十三萬軍隊重重圍困在的釜山一帶，距離整個朝鮮光複似乎隻是時間問題，國會中作證的韓國代表也将會在今天提出加入中華聯邦。
對于國民而言，這場戰争似乎已經赢得了勝利，國家已經從戰場上獲得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藩屬國的光複、死敵的慘敗，而最重要的是重拾強國地位，在兩周前英國、法國等國先後通知國務院外交部，要求将公使提升爲大使級别，同時表示的願意就租界、特權等問題與中國展開會談。
種種的一切迹象表明，列強們已經接受和承認了中國的強國地位，國民追求了八十三年的夢想似乎已經實現了，當然還需要最後一戰，以迫使日本接受媾和條約，到那時才會獲得真正的勝利。
“……各國都希望我們立即停止和日本之間的戰争，以讓日本政府有能力鎮壓國内的赤色叛亂，現在日本國内的赤色叛亂正愈演愈烈，發生的東京的起義幾乎是1917年俄國起義的複制，戰争爆發後一直支持我們的俄羅斯帝國外交大臣維贊提醒我們注意，如果在遠東出現一個赤色國家，對于中俄兩國的威脅，未來中俄兩國可能将不得不同時應對兩個國赤色國家……”
盡管顧維鈞看似有些平淡，但是眉間卻帶着一絲焦慮，日本發生起義，而且起義系由赤化份子主導，這場起義發生的并不是時候，幾乎是在東京發生起義的第一時間，各國就提出最爲強烈的交涉，要求中國停戰，以避免世界上出現第二個赤色國家。
對于各國而言赤色運動似乎遠比一切更令他們警惕，這個警惕在顧維鈞看來或許用恐懼來形容最爲恰當，即便是在國内，國内的實業界同樣對此産生了恐懼和擔憂，相信不久之後他們就會作出反應。
站在窗前的司馬并沒有回應顧維鈞的話，而是把視線轉向了自己的朋友，身爲國防部長的蔡锷，在總理辦公室的這場會議從昨天下午進行，到現在已經超過十四個小時了。
“松坡，我們現在有沒有能力出兵沖繩！”
與他人對赤化日本的擔憂不同，赤化的日本是中國所需要的，一個赤化的日本不可能成爲列強們牽制中國的工具，甚至于會成爲的列強打壓的對象，之所以命令空軍停止對日本造船廠内正在修複的主力艦的轟炸，表面原因是爲了集中力量對日本進行戰略轟炸，實際上卻是爲了讓日本海軍保留實力，對于美國、英國等列強而言，赤化的日本失去海軍之後并沒有多少威脅，但是一個仍然保持着強大的海軍軍備的赤化日本卻讓能夠讓他們寝食難安。
赤化日本是國家安全戰略的需求，在未來二十年内，中國并不具備挑戰美國的能力，但擊敗日本之後，日本的衰敗必然導緻中美走向對立，就像曆史上日本擊敗俄國之後，日本與美國在太平洋走向對峙一般，在未來積累足夠的實力之前，盡可能避免與列強尤其是美國的對峙是明智的，美國的工業産值占到世界之半，擁有着龐大的戰争潛力，再接合大洋保護，在未來的可能的對峙中美國幾乎立于不敗之地。
對于美國而言，他們所樂意看到的仍然是遠東的平衡，那怕隻是表現上的平衡，在戰後仍然保留着強大的海軍實力的赤化的日本，無疑是比收斂起峰芒的中國更具威脅，如此一來，中美可以在短期内避免走向對峙，并最終走向戰争。
但是一個沒有斷足的日本的同樣不符合中國的利益，沖繩是日本的雙足，隻要砍掉這雙腿腳，即便是擁有再強大的海軍實力，未來的第二次中日戰争之中，日本也同樣隻有戰敗一途。
“在短期内，我們不可能聚焦足夠的力量對沖繩的進行大規模的兩栖作戰，一但出兵沖繩，在沖繩的我軍将直接陷入前所未有的敵區作戰，那裏的每一個日本人都是我們的敵人，不僅僅隻是軍隊。根據參謀部的推演，國防軍至少需要投入一個集團軍的以上兵力，同時以三至四個師爲預備隊。傷亡10至15萬官兵，耗時三個月，方才有可能取得奪取沖繩。戰役其間的物資運輸、兵員補充都将超過國防軍運輸能力的極限。”
在蔡锷說話時，司馬輕輕的點着頭，參謀部的推演非常準确，曆史上美軍參戰兵力45。2萬，艦艇1500餘艘，飛機2500架，占據了絕對優勢，耗時三個月，傷亡近五萬人方才奪取沖繩，現在以國防軍的實力去打沖繩島戰役，無疑有些勉強的之味。
但……
“命令部隊作準備吧！把沖繩給我打下來！”
話說到這時，司馬的眼中流露出一絲狂熱，突破島鏈封鎖是後世無數中國人的夢想，沖繩是島鏈的關鍵，沖繩的奪占将直接關系到未來二十年後的戰争的勝負。(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readnovel。，章節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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