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贛南土豪武裝的戰鬥力強大，能夠與官軍抗衡。據《獨醒雜志》記載：“李仲謙大有，新喻人，靖康初爲贛守。京城戒嚴，即調贛卒勤王。諸郡以承平之久，士卒懵不知兵。及當調發，間有冠葛巾扶杖而行者，觀者莫不竊笑。惟贛卒獨勇銳，器械亦精明，仲謙号令整肅，師行秋毫無犯。”
南宋初期，曾任虔州知州的薛弼曾提出：“（虔州）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
南宋楊萬裏在《朝奉劉先生行狀》中寫道：雩都縣有孫氏、鍾氏，“根結盤互，異時守令瞪視，莫敢枿其角牙”。
另據《宋史》記載：德佑元年（1275年），贛州知州文天祥在贛南招募義軍勤王，“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
正是因爲贛南土豪在當地有很強的政治經濟實力，所以能夠組織起大規模的私販活動。在土豪的号召下，贛南有些地區甚至出現了整村外出私販的現象，“常以歲杪販鹽，空聚落往返”。
宋人往往稱私販者爲“寇”、“盜”和“賊”。嘉佑六年（1061），趙拚任虔州知州，他在《知虔州到任謝上表》中寫道：“惟茲贛川，控彼南粵，負販常爲群盜，不下一千馀人；疆畛最遠他邦，動經八九百裏。刑無虛日，俗未向風。”
趙拚認爲贛南私販嚴重，“負販常爲群盜”，造成了當地刑無虛日的繁雜局面。南宋樓鑰也提出：“汀、贛接境，歲晚辄百十爲群，名曰販負，實爲剽掠。”趙拚和樓鑰的觀點反映了宋人的普遍看法，但這種看法有失偏頗，因爲他們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進行闡述的。
百姓私販廣鹽沖擊了食鹽專賣，嚴重影響了江西鹽課收入，私販沖擊了社會穩定。
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每歲秋冬，田事才畢，恒數十百爲群，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鬥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
當遇到官府追剿、或财物損失時，私販者極易由百姓淪爲盜賊，危害社會穩定。這也是私販者常被視爲盜賊的原因所在。
一路上面秦桧已經知道了其中大概的原因，從建康城出來的時候，他還信心滿滿的拍胸脯，說自己可以解決這一次的問題，現在他的心中還是比較忐忑不安的，因爲實際情況跟他想的有太大的差别。
不過有一點他是非常确定的，那就是大部分參與叛亂的百姓，實際上還算是本性不壞，最多算是被鄰裏鄉親給蠱惑了，最後才被那些私販集團給利用。
爆發的所有的起義，實際上都是這些私販集團所帶頭發起來的，真正有罪過的也就是這些集團的首腦人物，如果這一次也同樣希望能夠比較簡單的，将叛亂給平息下去，同樣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瓦解私販集團周圍的那些被蠱惑的普通百姓。
隻要這些普通百姓能夠離開叛亂，不如繼續跟着那些私販集團，僅僅隻是以村落和血緣關系形成的私販集團，至少很難繼續的進行大規模的叛亂，到時候想要平叛就隻是時間問題了。
上次秦桧是去的信州，這次則是從饒州過隆昌府，向南過撫州，隻不過他們之後是順着向西南的方向到達樂安縣城，又被迫走吉州，到達興國縣，最後才到達的虔州。
因爲此時虔州東部的雲都和信豐兩縣，已經完全落入了起義軍之手，而瑞金一帶也即将落入義軍的手中，所以整個虔州的東部他是不能走的。
到了虔州之後，虔州知州的薛弼親自迎接秦桧，并且主動開始和他讨論這一次的事情，這薛弼乃是政和年間的進士，本身也是有着一定的能力，才會派到這個地方來當知州的，并且他在這裏從政數年，已經對此地的各種事物了解得非常清楚了，也對這一次叛亂的發生進行了細緻的分析。
“薛知州，你分析的很好，隻是現在的當務之急是，我們必須要想辦法将叛亂給平息掉，隻是不知道你對于平息這一次的叛亂有什麽想法呢？”
“回秦尚書，下官其實數年之前就已經在，一直想着當地的事情，之前實際上隻是在想一些表面的東西，直到知道了秦尚書在信州的做法之後，下官才知道自己之前的幼稚，多少有了一些真正的想法。”
“說來聽聽。”
“諾，下官認爲，百姓之所以謀反，還是受到了蠱惑，如果能夠讓他們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應該不會繼續參加叛亂了。”
“嗯，你的意思是，也如信州一樣給予普通百姓好處是嗎？”
“下官正有此意，隻是其中也都有不同的地方。”
“哦！不同的地方。”
“信州之亂蓋因爲稅收過重，百姓無法生活而起，這一次虔州的問題主要還是由私販引起，所以想要真正的将叛亂給解決，而且平息之後所有可能會發生的叛亂，必須要将私販的問題從根源上給解決，這就是和信州不同的地方。”薛弼說道。
“說的不錯，如果不将私販的問題解決，虔州不甯，淮南西路不甯矣，隻是你覺得有什麽好的辦法嗎，不妨說出來，我們一起參詳一下。”
“秦尚書大才，下官不過螢火，便在這裏出言，隻是下官獻醜，還希望秦尚書不要責怪。”
“無妨，說出來我們也算是互相補充。”
“諾，首先下官認爲私販出現的原因，是因爲贛南地區民生凋敝，百姓在土地上進行營生，不足以養活他們自己，所以才會想辦法去進行各種各樣的私販。另外除了這個原因之外，最主要的一點原因就是此地所使用的淮鹽問題。”薛弼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