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漢王朝從它的締造者李承宗開始曆代的帝皇和政府無不是雙手占滿了我們特奧蒂瓦坎人等印第安人的先祖的鮮血，蘇特拉斯在李漢王朝大劊子手裴行俨的勒索之下，獻出來了上千年的積攢的黃金和白銀，還供出來了特奧蒂瓦坎的金銀礦床，正是李漢王朝憑借着從我們祖先這裏搜刮到的金銀，确立了金本位制，更走上了對外瘋狂掠奪，對内壓榨少數0族裔的道路，這個史上第一王朝并不是被他們的禦用文人包裝的那樣偉光正，而是充滿了各種肮髒，醜陋，腐臭.....總之自打特奧蒂瓦坎城陷落之後，整個美洲大陸就在李漢王朝的鐵蹄之下瑟瑟發抖，印第安人在李漢王朝的統治下下呻吟。”這是三百年之後，窩藏在阿菲利加大陸馬拉維的一個印第安後裔曆史學家阿卡尼在他的《印第安人興衰史》中這樣評價李承宗和他的李漢王朝，這還真應了那句話啊：曆史總是有人書寫的，關鍵看書寫曆史的那個家夥是個什麽東西啊！
裴行俨在特奧蒂瓦坎的巨大收獲讓李承宗和楊倩樂得不行，在收獲這麽一大筆不義之财之後，李承宗和楊倩終于能對李漢王朝的财政體系動手術了，那就是全面建立以金本位爲核心的财政體系.......
說起來這個金本位，在真實的曆史上，很可惜華夏就從來沒實行過，黃金的價值魅力，幾乎和其耀眼的光芒一樣攝人心魄。公元前6世紀，波斯人創制了大概是人類曆史上最古老的金币，并以國王大流士的名字來命名；公元前250年，羅馬人開始制造金币，并随着帝國的征伐流通于整個歐洲、北非和西亞；13世紀中葉，法王聖路易和英王亨利三世幾乎同時開鑄代表國家尊嚴的主權貨币“金埃居”和“金便士”；18世紀末，美國、法國建立金銀複本位制；1816年，英國頒布《金本位制法令》，每英鎊金币含純金123.27格令（1格令=64.8毫克），即每“金鎊”含金近8克；1873年，美國實行事實上的金本位制，每“金美元”含金1.67克。但在華夏，黃金卻始終沒有真正成爲貨币，也沒取得過貨币本位地位。一般而言，貴金屬有三大職能，記賬手段、交易媒介和價值儲備，黃金在漫長的五千年國史中，竟然隻發揮了最後一項作用，這不由令後人萬分詫異。
是華夏缺少黃金嗎？這樣說可不對，華夏翔實、可信而綿延的曆史記載開始于西漢。查考此時史籍，我們會驚訝于兩件事，一是西漢曾大量使用黃金作爲支付交易手段，而且價值明确；二是到了東漢，官書記錄的黃金流通大爲減少，進而言之，黃金作爲一種支付手段自此永遠退出了交易市場。
到底發生了什麽？有些金融史專家猜測，可能是東漢佛教漸興，大量黃金被用作塗飾佛像或抄寫經書，也有說，此時海外貿易勃興，使得黃金大量向西方流出，還有就是大量黃金被帝王貴族們帶入地下世界當了陪葬，當然這些說法都很有道理。但最直接的原因是，“帛”，即綢緞已經穩定地成爲了大額支付手段。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名作《賣炭翁》最後寫道：“半匹紅绡一丈绫，系向牛頭充炭直。”曾經有人認爲，燒炭老人饑寒交迫，給他這些绫羅綢緞，既不能禦寒更不能充饑，又有何用？其實，根據從《漢書》到《魏書》乃至《唐六典》的記載，從漢至唐一千年間，綢緞都是貨币，而并非單純的商品。所謂“金銀之屬謂之寶，錢帛之屬謂之貨”，此時黃金白銀最重要的職能是價值儲藏，即“寶”，銅錢綢緞最重要的職能則是币值流通，即“貨”。
綢緞幾乎有比金銀更優越的貨币屬性。比如，非常容易鑒别品質，其雜惡者很容易剔除出流通領域。一般而言，無論漢代還是南北朝，寬二尺二，長四十尺的綢緞爲一匹，差不多折合兩千文（兩貫）銅錢。所以，一千錢以上的大額交易，都以綢緞爲貨币，既簡潔方便，又易于攜帶。
和貴金屬不一樣，綢緞不耐儲藏。貴金屬貨币因爲不會變質，不會損耗，因此會因民間儲蓄而沉澱下來，不再進入流通領域。而且，越是成色足、分量準的金銀，越容易被民間收藏，市面上交易的貨币，愈發劣質，進而引發一些經濟問題。而綢緞中含有蛋白質，儲存時間過長，便會脆裂泛黃，迫使人們将其盡量用于流通。
所以，西漢盛行一時的黃金并沒有“失蹤”，隻是日漸沉澱于民間的箱籠中、夾壁間，不複流通于市面。
當然，漢唐千年間，在某些地區，作爲貨币的金銀還是大行其道。比如漢末的“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也就是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銀币。從南朝到晚唐，整個嶺南地區，即現在的兩廣和越南北部，全部流通白銀。以上特例是因爲當時的西域和嶺南居民多從事外貿活動，而金銀是國際貿易中當然的硬通貨，所以黃金、白銀尤其是白銀，也就成了當地的貨币。
到了李承宗創立的李漢王朝這裏，情況可就完全不同了，李漢王朝是李承宗一手打造的商業和手工業爲主的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王朝，在李漢王朝，儒道墨法等各家思想都被李承宗和楊倩拿來進行了改造，進行了去蕪存菁，什麽重農抑商，什麽奇技淫巧，什麽女子無才便是德，什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啊，統統都給扔進了垃圾堆，不管華夏那邊怎麽樣，反正在李漢，這些玩意兒就他娘的被李承宗給廢了.......當然咯，儒門等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什麽仁義智信還是很有用的不是嘛？反正就是李漢王朝，百家們都被李承宗用刀把子強迫着進行了本土化改造......
這思想上沒了掣肘，尤其是沒了儒家在朝堂上唧唧歪歪，再加上首相裴矩這跟随李承宗以後，深受小兩口影響，對李承宗和楊倩在搞出來的這個新的财政體系改造方案那可是贊不絕口，在他的支持下，李漢王朝的政務院和督察院還有李承宗的漢皇聯合發布了李漢财政體系改革方案......
這個财政體系方案正是以金本位爲核心打造的，在這個方案裏，李漢王朝取締了境内所有的櫃坊，而代之以新成立的幾家商業銀行，而監管他們的就是财政部和作爲中央銀行存在的華夏銀行........
爲了适應李漢王朝日益繁榮的商品經濟，也爲了更好的促進經濟發展，李承宗他們在這個時空第一次搞出來了依托金主銀輔本位體系而生的貨币，那就是在這個時空被人們稱之爲帝國美元的玩意兒，按照李漢朝廷頒布的鑄币法案，一美元折合一兩純銀或半錢純金。這一輪币制改革取消了布帛，糧食等貨币替代物，李漢王朝發行的金銀銅币成爲了唯一的法定貨币.........
要完成這一波币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要籌集大量黃金和白銀，但這些準備金并非儲積于國内，用來維持貨币的信用額度，國内則發行銀币和可兌換銀币之紙币和銅闆等輔币，拟訂其折合黃金多少，兌付黃金雖然可以，但是卻限制黃金離境。爲了法定貨币，中央政府必須設立行政性的國家央行，那就是華夏銀行.......
有些好笑的是這個華夏銀行管制下的幾家商業銀行，在多年以後登陸大唐的時候，因爲它是那些商業銀行的頭頭，還因爲華夏銀行的旗幟有些花哨，所以被大唐的商人和民衆們稱作花旗銀行，這讓李承宗和楊倩卻是郁悶了很長時間.......
與币制改革相配套的是楊倩借鑒現代财政預決算體系搞出來的漢帝國财政預決算體系，雖然現代财政預算體系起源于西方，但這不能說古代華夏就沒有财政預算萌芽，預算與财政活動是分不開的，有财政就會有預算。中國的财政預算萌芽于遠古的周代，這時的“九賦九式”制度已經具有了财政預算的色彩。當時規定：來自城郭的稅收用于賓客（外交）支出，來自百裏之外的四郊之賦用于刍秣（草料）支出，來自200裏的稅收用于工事（工程）支出，來自300裏的稅收用于匪頒支出，來自400裏的稅收用于币帛（鑄币）支出，來自500裏的稅收用于祭祀支出，來自關市的稅收用于膳服支出，來自山澤的稅收用于喪紀支出，來自币餘的稅收用于賞賜支出。“九賦”均屬财政經常性收入，前六項帶有受益稅的田賦性質，後三項是帶有工商稅性質的物産稅，掌管财政的太府根據“九式”安排支出，并做到專款專用，這就是我國最早的預算格式。
秦漢時期以後，預算制度已經成爲雛形。漢成帝時責怪丞相翟方進說：“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群下言，用度不足。”這說明漢代各種支出都是有預算的，由于翟方進沒有很好的執行預算，從而造成“用度不足”。唐初預算已有了明确具體的制度。唐代預算一年一造，即“一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縣成于州，州成于省，戶部總領”。此時的預算自下而上，最後形成國家預算。
華夏古代不僅有了财政預算制度，而且制定了财政預算的原則。周代的财政預算堅持“量入爲出”的原則，《禮記·王制》載：“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谷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入爲出。”即以财政收入決定财政支出，豐年可以多收多支，歉收時少收少支。漢初爲了恢複社會經濟，減少國家開支，提出了“量出制入”的預算原則。《史記·平準書》載：天下既定，“上于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即根據官俸等費用決定征收賦稅，即根據支出組織收入。
可這一整套古典财政預算體系卻是爲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不能适應日益繁榮的李漢商品經濟，有鑒于此楊倩借鑒近現代國家的财政預算體系，弄了這麽一出......
楊倩這麽做，也是爲了未雨綢缪，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出現是财政預算産生的社會經濟條件，也是财政預算産生的根本原因。隻有在新興資産階級作爲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出現在曆史舞台以後，王室财政與國家财政才有可能徹底分開，也才有可能通過議會控制國家的全部财政收支，編制财政計劃。因此，預算制度既是政治明煮化進程的一個結果，也是實現政治明煮化的基本手段。一旦新興資産階級登上曆史舞台，那她楊倩和自己男人辛苦打造的李漢皇室可咋辦？爲了不走上斯圖亞特和路易家族的老路，李漢皇室隻能做新型資産階級的領頭羊，大力發展皇族财團，充當李漢王朝的那個所謂的國有經濟核心地位.......
币制改革和财政預算體系改革共同構成了這一波的财政體系改造方案，由于它們是建立在金本位的基礎之上，所以這個方案也被後人稱作金色方案，由此拉開的大時代也被稱作金色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