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惡名單裏都是滿人和投靠較早的漢人，這些人并不把明廷放在眼裏，也不信明廷能拿他們“明正典刑”。那幾個被列入漢奸名錄的卻不能不在乎，因爲他們還有很大的關系在南方。人們往往有“眼不見爲淨”的思想，哪怕對你變節從虜不屑，但也不至于大義凜然割席斷交。一旦這種肮髒龌龊被人翻出來曝曬，那麽本着趨利避害的心理也會斷絕往來，視作陌路。這無疑是斷了他們的手足耳目。
朱慈烺羅列首惡名單是根據滿清朝堂高官而來，尤其是兵部尚書和步軍都統，肯定是正月十三慘案的直接執行人，從法律上來說，這些人肯定都是主犯。至于漢奸名單，則是朱慈烺随手挑的幾個，其中馮铨官位最高，孫之獬的名聲最臭，跟慘案并不一定有直接關系。
因爲文辭運用上的效果，讓人誤以爲這些漢奸也在這起慘案中扮演了一些角色，所以就連在北京的漢官也對他們表示不齒。
投降異族本來還可以說是身不由己，但屠戮漢家百姓就有些太過分了。
爲了避免受到牽連，更害怕南邊的政敵、仇人玩弄小人行徑，将自己歸入“漢奸”之列，在京漢官紛紛攜帶細軟潛逃。有些人還帶了老婆孩子，有些心狠的甚至連家人都不告訴，孤身一人就往南逃。
很快他們就發現，其實也不用太緊張，逃跑之路還是很輕松的。隻要肯給五百兩銀子，一個被人喚作金老大的青皮便會幫他們混出京城，送往天津。從天津出海，不過十餘日就能到江南。
當官的都開始逃跑。那些底層的民衆自然更不願意呆在這麽個腥膻的地方。在親人、家産全都失去之後，逃走就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不過這些平民肯定拿不出五百兩銀子這樣的巨款，隻能出城之後奪路南奔，如果有幸躲過清軍探馬、伏路兵，就能投入明軍的保護之中。
而這些幸運兒的數量并不多。更多的人會在路上被清軍抓住，當做流民打入各地莊子，成爲農奴一樣的勞力，過着生不如死的日子。隻是這些人能夠逃第一次，就會逃第二次。連帶着莊田裏的農奴們也被感染了，掀起了新一輪的逃難風潮。
對于滿洲人而言。包衣阿哈就是私有财産，财産大量逃亡就如同家裏遭賊一般。崇祯十八年正月二十，重新回到中樞執政的多爾衮頒布了臭名昭著的《緝捕逃人法》。
依照此法：奴仆一次、二次逃亡，鞭笞後發回原主，三次逃亡處以絞刑；收留逃人的窩主則由處斬。這樣輕重颠倒的原因并非多爾衮腦殘，而是因爲此法的立意就在于“保護财産”。如果逃了就殺，那對奴主而言不是一樣損失巨大？
然而這對于逃人而言，等于有了皇帝給的“護身符”。逃亡中若是被人抓到，原本可能死于亂兵刀下，但現在隻要高喊“我是逃人”，就可以隻挨一頓鞭子，然後回去養傷籌劃下一次逃亡。
此法一出。逃亡之人不減反增，明軍也開始有意識地接應逃人，就連冬天不出海的漁夫也開始出海，隻要能夠接到一個逃人送回山東，官府就給一兩糧票。
滿洲權貴非但不認爲這是立法的問題，反而認爲是地方官員故意放縱、窩藏逃人。因爲現在滿洲人不可能出任府縣一級官員，所以這種說法隻是變相的“漢官可疑論”。在朝堂上的漢官自顧不暇，哪裏會爲下面的地方官員出頭？地方官員對于緝捕逃人這種事原本就很惱火，更是紛紛上疏請求廢除此法。
滿洲人自然不會理會這些漢官，爲了強調自己追回“财産”的決心。反而下旨從重處治：
“有隐匿逃人者，斬！其鄰佑及十家長、百家長不行舉首，地方官不能覺察者，俱爲連坐。”
十家長、百家長類似裏甲村老一類，也都是漢人。此法一出。滿清府縣官員畏逃如畏虎，逃亡的民衆進一步擴大，華北甚至出現了整村逃亡的盛況。
于此同時，回到濟南的朱慈烺連夜見了吳甡、李遇知、李邦華、孫傳庭等人，商定整夜，終于決定在朝堂上推動《特赦令》的頒發。
《特赦令》針對的對象是從賊、事清官員。其中闖逆的特赦範圍從李自成以下，盡皆赦免；獻賊的特赦範圍是張獻忠之外，盡數赦免。滿清方面則更爲複雜，除了首惡和漢奸罪在不赦，其他大小官員，不拘漢滿蒙古朝鮮人等，皆可寬赦。
之所以将滿蒙朝鮮也列入其中，乃是特赦令中還規定了起義、投誠、投降、就擒四等情形。起義是反戈一擊，于明軍戰局有利者。按照《特赦令》，起義者非但赦免本罪，還能叙功。投誠則是在兩軍對壘時，帶領部下反正，而沒有倒戈一擊。這種情況也能叙功，當然功勞不會很大。
被逼無奈者爲投降，負隅抗抵者爲就擒。投降可以赦免死罪，就擒就隻能特赦減等了。
特赦令文稿又交給翰林出身的文官潤色，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洋洋灑灑數千言。這回崇祯倒是沒有再反對，他也看出朝堂上絕大部分官員都投向了皇太子，無論是從感情上考慮還是現實的皇室和睦考，他都沒有反對的理由。
隻是皇權遭到侵犯終究不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崇祯因此連着五天不肯接受朱慈烺的晨昏定省。然而他這一點點小别扭也沒有妨礙到朱慈烺，反正朱慈烺早就給這位皇父貼上了“不成熟”的标簽，每天照例去領一碗閉門羹，盡盡人子的義務罷了。
《特赦令》掀起的官場争論倒是不大。現在的官員已經習慣了在報紙上吵架，非但各種地方小報，就連《皇明通報》也有專門的版面給他們争論施政得失，因此送到崇祯面前“垃圾帖子”倒不是很多。而且同時看到正反兩面的論戰，也讓崇祯在判斷上更爲謹慎。
朱慈烺并沒有将報紙視作“民主”大殺器，對他來說，能夠控制輿論、增加工作效率，這才是報業存在的意義。最多就是讓民衆有個發洩渠道，反正不喜歡的可以不看。
到了北面，這《特赦令》卻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風暴。幾乎所有節行不全的官員，都收羅了一份南面來的報紙，将特赦令供在自己家裏。
有些書肆爲了掙錢，單獨刊印《特赦令》，賣給那些官員，黑話叫做“保心丸”。
之所以要用黑話，因爲多爾衮很快就針對《特赦令》發布了第二條愚蠢透頂的令旨：敢私藏、傳播報紙者，斬！輕信者爲奴！
有哪個被抓住的人會承認自己輕信報紙？
所以被抓住的，都是人贓并獲以私藏、傳播之罪被斬首了。
于是漢官再次出現了棄官潛逃的風潮，最高的一日竟然達到了十餘人。
其中猶有吏部侍郎陳名夏，帶着兩個家人棄官南下，在天津上船出海，在萊州上岸，奔赴濟南行在。
朱慈烺在濟南安排了一次宴會，雖然皇太子本人沒有出席，但是去了一位閣老，許多與陳名夏有關系無交情的官員也奉命捧場，每人都做了許多詩詞，集結成冊，免費刊印。
朱慈烺之所以對陳名夏格外關照，不單單是因爲吏部侍郎官高位重，同時也是因爲陳名夏實乃大明失節官員的典型。
甚至可以說，整個大明都不會有人比陳名夏更加沒有操守的了。
陳名夏字百史，江南人氏，乃是崇祯十六年的探花郎，初授翰林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這個起點是高标準的清流路線，隻要自己不行差踏錯，大明國運不敗，四十餘歲入閣輔政是沒有問題的。
國變之時，陳名夏失節降闖，其實也不過和在京的兩千餘名官員一樣。
李自成逃離北京之後，陳名夏沒有留下事清，但是他跑到半路，聽說江南在大興“順案”，要嚴懲失節降闖的官員，便又逃回了北京。
在滿清，陳名夏官複原職，旋即又擢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所以說，他比那些闖來降闖清來降清的失節官員更多了一次降而複叛的經曆。
得到了這樣一匹馬骨，朱慈烺自然是要好好消費一番的。
在這個沒有照片、錄像、博客的時代，要想讓千裏之外的人相信一些東西并不容易。
誰都不确定陳名夏是否真的得到了善待，而且朱慈烺也不可能真的給陳名夏一個高官厚祿的待遇，否則就違背了人力資源管理原則中：内外公平。而且物議洶洶，萬一有人口無遮攔捅破了“千金買骨”的窗戶紙，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所以詩集就是一個不錯的道具。
明朝是詩詞大興時代，雖然精品極少，但數量上卻遠勝唐宋。官員送往迎來，做幾首詩詞屬于基本套路。如果聚會來的士人多，詩詞數量自然就多。
主人家将這些詩詞編爲詩集，刊行于世，與其說是在炫耀衆人的詩詞文采，不如說是炫耀聚會規格。所以拿着厚厚一本主題明确、作者衆多的詩集，足以證明陳名夏受到了極高禮遇。而這些與會作詩的官員，也都爲朝廷做了背書——官場上是沒人會去爲一個注定要倒黴的家夥捧場的。
這本名爲《歸南集》的詩集以最快速度傳到北京，再次掀起了一場狂風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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