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未定。從形勢上看，四川的确是個好地方。然而再好的地方，沒有實力也是白搭。不同于山東一窩窩的土賊，四川的土賊源遠流長，時至崇祯十六年已經是動辄數萬人馬，呼嘯川北，火器犀利。
因爲其中以搖天動、黃龍兩股最爲勢大，所以稱爲搖黃十三家。
張獻忠在崇祯十七年八月收服了搖天動，實際上卻不能調動這支五萬衆的人馬，甚至還得分兵提防。
李自成丢了陝西之後，不肯聽顧君恩的建言，南下湖廣受阻，隻得再掉過頭來，從漢中入川。先是，李自成任命黎玉田爲四川節度使，懷仁伯馬科統兵一萬從漢中入蜀。這兩人都是明朝降官，進占川北重鎮阆中之後便駐兵難前。後又傳來李自成兵敗的消息，這支人馬更是缺乏戰意。
然而張獻忠也受困于實力不足，又要鎮壓西南土家勢力，雖然在成都立國建号，但要說統合四川卻也未必。
朱慈烺遲遲沒有對四川下手，除了要整編更多的山地師，便于大西南作戰，同時也是因爲四川局勢太過複雜，處理不好難免有失威信。
現在張獻忠派了兩個泰西傳教士來傳達投降的意圖，正是因爲他也覺得難以爲繼。
不到迫不得已，誰都不會願意去雲貴山地。尤其是貴州，自古就是貧瘠之地。别說明代，就是改革開放二十年後。許多山村裏都還窮得全家隻有一條褲子。雲南更是瘴疠之地，西軍多是北人。光是水土不服就能死上一片。
朱慈烺将消息傳給吳甡，正是想讓吳甡試試風向。
在實用主義眼中，現實利益遠遠大于面子。張獻忠固然挖了朱家祖墳，但那是幾輩子的祖宗了？朱慈烺根本沒有放在心上。隻要能夠盡可能完整地拿下重慶、成都這兩個重鎮，爲什麽不能協商解決問題？
當然，像朱慈烺這樣的實用主義者在大明并非主流。崇祯帝早就頒诏：張獻忠罪在不赦，其他人倒是可以赦免的。
如果現在說要與西賊媾和，赦免張獻忠。政治上勢必會陷入被動。
吳甡拿到消息之後，知道皇太子沒有私下許諾，總算松了口氣。他知道皇太子的意思，如果西賊歸順，拿下四川就可以徹底穩住秦嶺以南，設在湖廣的第一山地師就能從漢中展開反攻。
然而要想朝廷公開赦免張獻忠，這絕對是不可能的事。
“即便西賊戴罪立功。張獻忠也未必能赦免。”蔣德璟爲難道：“鳳陽之變，實在是邁不過去的門檻。”
“如果他擒殺了李自成呢？”孫傳庭試探道：“李賊玷辱國寶，可不比張獻忠罪輕。”
蔣德璟眉頭更是皺在一起，道：“這兩人沒一個能得赦的。”
“二人都不能得免。”吳甡也無奈搖頭道：“然而照殿下估算，要想徹底平定四川，當動用十萬大軍。犧牲之數恐近三成。若是張獻忠、李自成肯降，隻要五萬衆就能加以收編，犧牲不多于一成。更别說省下的民力、物力、财力。無論怎麽看，都是收降爲上。”
“老先生大人如何看？”吳甡問首輔李遇知。
李遇知仿佛才睡醒一般，喝了口茶。方才道：“殿下問的隻是朝堂上能否有轉圜餘地，咱們拘于資質。實在想不到也無可奈何。”
三人聽了都有些輕松，但這幾位大明頂尖的人物，又不甘心就此放棄。
李遇知又道：“不妨問問殿下，拿天下孝道來換四川一省，是否上算，想必殿下是能做出這個取舍的。”見衆人不語，李遇知這才拿出了首輔的架勢，道：“《稅法草案》修訂稿還要盡快呈給殿下，再有，這東虜送來的國書，咱們也得盡快送去太原。”
崇祯十八年四月二十九，一隊東虜使者在明軍的押送之下進了濟南城。除了所謂的“正使”是滿洲鑲白旗人，其他都是投降的漢官。這種配置足以說明多爾衮心存猜疑，不敢派出真正的心腹來冒險。
多爾衮在“國書”中再次強調了大清入關乃是爲大明讨賊平亂，絕無半點非分之想。如果說之前多爾衮還在“國書”中要犬吠幾句，抱怨大明不識好人心，那麽這回的“國書”中已經是充滿了哀憐，再沒半點張狂之色。
“九酋書信中，無非就是開運河換百姓。”蔣德璟道：“可呈禦覽？”
蔣德璟還是牢牢抱着忠君的原則，雖然知道皇太子主事，但還是認爲應該由皇帝拿主意。尤其是《稅法》問題上，他與皇太子有着明顯的分歧，難免與皇帝更貼近了幾分。
其他三位閣老直接忽視了進呈禦覽的話題。孫傳庭道：“運河一開，百姓未必得救，東虜卻肯定是得救了。”
“現在東虜騎虎難下，就算退回關外，也是元氣大傷，士氣難振。”吳甡道：“說不定還會分崩離析。”
在座的四位閣老都是朝廷重臣，卻直到皇太子主事之後，他們才意識到“情報”竟然可以做到這般細緻的程度，也才真正具有分析敵人内部矛盾的能力。若是讓他們講講黃台吉執政時候的東虜，他們肯定會一片茫然，沒有半點概念。然而現在北京城中，東虜的每一次朝會上誰說了什麽，他們都能在五日之内拿到線報。
與聰明人說話就是這點最好，其他三人都能理解吳甡的論斷，沒有任何疑議。
“國書肯定得由殿下來回，”孫傳庭回到了問題的根源，“關鍵是内閣該給出一份怎樣的票拟。”
内閣最初隻是個秘書機構，之所以能夠奪權，正是因爲“票拟”的存在。雖然從法律而言，皇帝可以完全不顧“票拟”，以中旨行事，但結果肯定會遭到群臣抵制，再被六科給事中封駁，丢人現眼，贻笑百年。
在三楊主政時期，以及弘治、嘉靖、萬曆諸朝，隻要首輔強勢，票拟就能直接轉爲皇帝的“禦批”。
想當年景泰帝欲易立太子，甚至得先行賄賂内閣大臣，才讓手诏成功地換成了票拟。
崇祯一朝中旨淩駕票拟，還得感謝天啓時候的魏忠賢擅權。後來文官操守盡喪，後期的閣老根本不願承擔責任，聲稱“隻爲票拟，不爲宰相”，馮元飙因此而直言說：“夫中外之責，孰大于票拟。”
現在國家既然還設立内閣，無論皇太子如何強勢，甚至是将皇權握在手中，但票拟大權仍舊是内閣的。大明有君尊臣卑，但絕對不可能有滿清那般主命奴從。
現在絕不是遏制君權，擴張臣權的時候。所以票拟的定稿，非但要符合大明社稷的利益，還要符合士大夫的價值觀，最後才是讓皇太子能夠認同。
内閣中，蔣德璟年輕聰明，孫傳庭狠辣果敢，吳甡老謀深算，李遇知大智若愚，四人各展其能，商議良久，終于拿出一份在各方面都過得去票拟，命舍人謄抄之後封印送往太原。
簡單來說，内閣的意見是：不同意開運河，但允許“因糧換人”，在固定的地方以固定的糧食換取百姓。
快馬在濟南、太原跑了個來回，帶回來的批語卻是：東虜乃建州叛民，不當以國論。國家可受其降書，誅殺首惡，寬宥平民。此。烺。
如此看來，在這個問題上皇權和臣權就此發生了沖突。不過這種事不同于關切自身利益的《稅法》，所以沒有拉鋸讨論的價值。李遇知與吳甡兩人很快定下基調，以皇太子令旨重新票拟，走完了法定程序，交由司禮監送呈皇帝禦批。
崇祯帝知道這是朱慈烺的意思，慣性地提筆了寫了“可”字，然後才細讀起來，權當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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