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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就聽王安石立刻将當年的理論全部拿了出來,什麽青苗法、市易法什麽,各種花樣翻新的東西,層出不窮的出現在了商鞅的面前,一時之間,讓在場的那些春秋時期的變革者們無言以對,原本他們還認爲重農抑商,應當是能夠貫徹很多年的政策,但沒想到的事,到了王安石那裏,就連朝廷官府都要親自下場去做買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他們當年的政策是不是看起來非常可笑呢?基于這一點,他們當中的有些人甚至準備直接跳出來反對王安石。等他們的腳步還沒有邁出,就聽到蘇甯傳出的兩聲輕咳,然後他們就乖乖的說了回去,靜靜地等待着蘇甯的評價。
蘇甯的評價其實談不上公正客觀,他隻是對王安石的某些變法細則作出了一定的調整,但王安石卻是出了名的牛相公,他不肯接受蘇甯提出的這些調整,認爲自己的方法才是最爲合理的。
一時之間,他們兩個竟然在大堂裏争吵起來,看得在場的其他人都驚訝不已。
但他們兩個最終也隻是就事論事,雖然調門都拉的很高,而且臉上也多了幾次紅潤,但他們最終沒有大打出手,更沒有發生什麽過激的事情,争吵到了最後,也隻是演變成了一場競賽而已,而這場競賽的規則是這樣的,蘇甯拿出在過去的戰争當中受到重大創傷,且距離涼州比較近的兩個郡,作爲這次比賽的試驗場地,其中一個郡奉行蘇甯的改革方案,而另外一個則按照王安石的辦法進行變革。這兩個郡也是曆史上鼎鼎有名的存在,一個叫做左馮翊,另外一個叫做右扶風。在秦漢隋唐這些政治中心都在關中地區的朝代裏,這兩個地方是斷然不會容許統治者忽視的區域。
不過宋朝以後,政治中心就開始向東移動,一開始是在河南的開封,後來換到了偏北的幽州,也就是後來的大都和北平。這兩個地方也就慢慢的退出了曆史的舞台,不過不可否認的是,在東漢末年時期,這兩個地方還是很有參考意義和發展潛力的地區,至少水土流失的情況,還不如800年之後那麽嚴重,隻有1800年後,那就更加沒法和現在比了。
不得不說的是,宋夏百年戰争對于這一代的自然地理産生了巨大的破壞,尤其是戰争所需的木材,讓周圍的植被之一乎門,能安穩的生長過,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不發生大規模的水土流失,那才是活見鬼了。
但是現在這兩個地方的發展潛力都還算可以,至少農業生産還是可以勉強恢複的,倘若水利灌溉方面又有所建樹的話,那麽一定可以取得不小的成就。
所以不管他們兩個怎麽在這些地方折騰,能夠得到的效果,一定是能夠讓人瞠目的,區别隻在于誰的改革方案能夠收獲更多的贊揚和認可。
其實王安石也清楚,他和蘇甯進行這樣的比賽,最終的結果很有可能會偏向于蘇甯,但是他的内心當中,也還殘留着作爲赤子的一顆耿直之心,他堅信這世界上還是有人敢于說真話的,隻要自己做出成績,總會引來别人的贊賞,所以他大膽的應下了這一場對決。
于是一件詭異的事情就這樣在涼州體系控制的土地上出現了,就在關東的各路諸侯們,你争我奪的進行競賽式發展的時候,涼州體系的關注焦點,竟然變成了一場奇怪的變革比賽,雖然不知道什麽時候開始梁叔的風氣,開始變的以崇尚變法爲榮,但不可否認的是,包括正在西線戰場上工廠安息帝國形勢的一衆将領們,都很關心正在涼州地區腹地進行的這一場變革,因爲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場變革比賽的最終結果,将會直接影響到他們以後要推行的是何種政策,甚至位于關東及其附近地區的那些地方行政長官們,已經準備好就地奉行他們所推出的政策,或許還沒等到這場比賽結束,他們的政策就已經開始在周圍的郡縣被廣泛應用。
第一個被王安石抛出來的是,在曆史上同樣作爲變法第一槍的青苗法。其核心内容也非常簡單,爲了避免貧苦的農民受到富豪之家的高利盤剝,朝廷允許地方官府以較低的利率像那些青黃不接時期的農民放出貸款,待到來年有了收成,農民們需要把這些貸款連本帶利的腳還給官府。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限制了民間富豪的财路來源,減輕了剝削造成的壓力,同時爲各級官府創造了大量的稅收。在緩解了階級矛盾的同時,也緩解了财政的壓力,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做法也帶來了一些負面的效應。比如說,有些農民其實是不需要這些貸款的,但是卻被當地的官府強行抑配。畢竟這樣做可以讓官府從中漁利。同時也可以讓經手的那些刀筆小吏們撈上一筆外快。而且根據後世某些學者的觀念,青苗法的利率其實還是有些偏高的,并沒有在本質上減輕農民的負擔。
而王安石在拒絕進行政策調整的前提下,就開始推行自己的青苗法,顯而易見的是,原來在大宋王朝出現過的那些弊病,又全部出現在東漢末年,于是,涼州體系一時之間陷入到了巨大的争論之中。
而與上輩子有些差異的是,這位牛相公不可能再堅持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畏的經典論斷了。因爲在涼州體系天變這種事情,沒有人會去關心,除了那些喜歡鼓搗天文的學者以外,但是人言這種東西,卻因爲輿論體系的相對完善,而具有了更加強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各家報紙,開始對王安石的變法情況進行連篇累牍的報道之後,這位甯夏公所面對的壓力,就已經遠遠超過了他的預期,很多報紙都申請要與他進行采訪在謀求得到獨家爆料的同時,也希望能夠将一些民間的想法反映給他人,而王安石卻通通拒絕了這些媒體的要求,畢竟在他那個時代,街頭小報這種東西雖然已經出現,但還沒有哪家膽敢采訪他這位曾經的宰相。
于是,于是隻見他的這種行爲,也被人理解爲對政策沒有足夠的信心。
然而這樣的錯誤解讀顯然激怒了王安石,于是他又緊接着推出了自己的第二條變法内容,那就是曾經讓蘇轼那個憤青噴子大爲不滿的免役法。
免役法推出的背景是這樣的,原本官府所需要進行的一些事務,比如說押送糧食之類的事情都是要民間的富戶來承擔的。而大宋王朝按照民戶的貧富等級,将之劃分爲五等,并且隻有最末一等不需要到官府去服役。
而那些到官府去服役的人,大多會遭遇到那些刀筆小吏的各種盤剝,其間加破人亡的例子也不勝枚舉。
爲了避免這樣的悲劇出現,王安石決定官府不再無條件的征募,這些人爲官府處理,而是改由官府拿出一部分預算,聘請招募願意從事這些行當的人來做這些事情,當然,官府在财政上也是不夠寬松的,所以,那些因此而你不必到官府去服役的1到4等富戶,也就需要上繳一部分的免役錢。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大部分的農民都從沉重的勞役當中解脫出來,保證了勞動的時間,可以更加周全的照料自己的莊稼,于是也就有了更好的糧食産出,順手還爲國家提高了稅收收入。
隻是免役錢對普通的老百姓而言,依舊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而且這樣還帶來了另外一件壞處,那就是讓那些刀筆小吏們,失去了很多盤剝底層群衆的機會,畢竟招募過來的這些應役之人,很多都是從事相關專業的此中老手。他們對相關領域裏的那些貓膩兒了解的,甚至比這些刀筆小吏們還要清楚,到了上級官老爺面前,他們也能夠把事情分析的頭頭是道,以至于有些時候那些刀筆小吏們反而會被這些人所壓制。
于是另外一件事情就開始在這期間發生了,那就是許多刀筆小吏們都開始諷刺王安石的新政,他們不斷的尋求各大報紙的幫助,希望這些掌握着新鮮力量的媒體機構,能夠給予王安石足夠的壓力,然而事情的進展卻不如他們所預料的那樣順利。
由于左馮翊和右扶風這些地方才剛剛歸順兩種體系不久,所以他們和關中地區以及并州地區的各個郡縣一樣,都沿用了原來舊官府的大量人手,這也帶來了一些問題,那就是舊有的盤剝制度依舊存在,而蘇甯對此卻是極其不滿的,至于那些頗受民族主義感化的報紙從業人員,就更加對他們深惡痛絕了。
于是這些人告訴媒體的話語被他們一五一十的全部登載了出來,于是王安石也迅速的知道了這些刀筆小吏們的圖謀,結果這群人被王安石抓起來一頓好打,然後全部逐出了官府,與此同時,來自周圍幾個郡縣的刀筆小吏,也被在第一時間送到了王安石的麾下,隻不過他們的心态就要比前任們更加戰戰兢兢了,好在王安石還隻知道,在打下殺威棒之後,要發幾個胡蘿蔔,而且這些胡蘿蔔在原來他的變法内容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條,那就是給刀筆小吏們增加薪俸。
要知道,在北宋建立之初的那些年裏,這些刀筆小吏們爲與朝廷工作,是沒有工資可拿的。而且他們在社會地位上也是要受到官員們的重點壓制的,很多像蘇轼那樣的進士出身的文官,都看不起這些刀筆小吏。
就連在樞密院那種關鍵位置工作的刀筆小吏們,也因爲沒有固定的收入,而不得不進行貪腐,王安石認爲,誰讓他們不在自己的變法内容當中搗亂,就必須讓他們歸心。而且,他對于那些認真做事的刀筆小吏,也是給予了相當同情的,所以他主動的提高了這些人的待遇,以此來讓他們安心做事,不要幹擾自己的變法工作,更不要去盤剝和壓榨那些無辜的老百姓們,雖然這樣做,根本就不能杜絕貪污受賄的門路,而且頗有一副後是滿清王朝養廉銀子的味道,但不可否認的是,當時的刀筆小吏們對于王安石還是非常感激的,所以在貫徹他的變法方案的時候,還是給予了很大的支持的,而在這一時空,類似的事情也很快發生了,在王安石主張提高他們的待遇之後,刀筆小吏們很快對王安石言聽計從,并且主動爲他出謀劃策對付郡内的幾個豪商大族,于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王安石的變法取得了飛速的成效,一度讓媒體們驚呼,他們恐怕最終也不能避免得到一位來自宋朝的總理。
說起來,北宋人在前些年的選舉失利之後,一直沒有放棄對于内閣的觊觎,尤其是在王安石被召喚出來之後,他們又重新想起了原本唾手可得的總理大位。
而在這一點上,蘇甯竟然有意無意的放縱他們,不但暗中允許他們爲王安石的變法提供各種便利,還磚沒有召喚出了當年王安石變法的幾個重要部下,甚至其中還包括一度曾經背叛他的沈括等人。
不過這一次王安石的變法,畢竟不需要在全國推廣開來,所以他也并不是非常迫切的需要這些人手,但蘇甯倒是經常和這些人保持書信的往來,以便了解王安石的最新動态,同時也通過這群人,更加清晰的了解那場在北宋中期影響深遠的變革。
至于他爲什麽這樣做,說起來也非常簡單,因爲他有些懷疑自己對王安石政策的調整,是不是對症下藥,畢竟那隻是他以前無聊的時候所想出來的一些策略,但是如今真的要付諸于行動,他還是有些忐忑不安的,不過,在經過與這些人的一番商讨之後,他發現,如果真的能夠推廣開來,恐怕就連王安石也要羨慕自己,于是他開始了大膽的推廣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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