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昭看着下方三個臣子講的來火了，連忙阻止道“諸位，此事不算太重要，如今陝西大亂，民不聊生，想要招兵不難。

但是我們一定要保證我們隊伍的純潔性，我能與明軍打的不相上下，至今未輸，皆因我軍紀律嚴明，不似明軍與其餘起義軍一般，兵過如梳，百姓怨聲載道。

本朝太祖皇帝在元末也是這般農民起義，可見，民心如水，既能載舟也能覆舟。我軍強盛，皆因民心在我，此我軍基礎，不可輕棄。”

張一英連忙贊歎道“将軍英明神武，下官今日才知将軍良苦用心，慚愧慚愧。

将軍說的不錯，民心至關重要，當然，下官有點小小的建議，将軍雖然治軍嚴厲，但是也應照顧一番士卒的内心。”

此言一出，羅家宇并無動靜，而姜文遠則是低頭咧嘴一笑，似是無聲嘲諷。

張一英說着，偷偷看了一眼劉元昭，繼續道“正所謂，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管是明軍還是其他起義軍，他們不顧王法，故而生活滋潤，所以劉振武等人才會如此這般。”

劉元昭一開始有些不以爲然，但是張一英說起劉振武等人的事情，确實說到了他的痛處，這些日子，他還是感覺得到，一些高級武官有些懈怠了。

他點頭道“冰之此言不錯，這些時日我也一直在找解決的辦法，最終也隻能加強思想宣傳一策了。”

張一英連忙說道“将軍，下官有一言，不知當不當講？”

“哈哈哈……”劉元昭笑道，“還有你不敢說的？快說吧，别藏着掖着了。”

張一英松了一口氣“将軍，秦設軍功爵制，是給了所有士卒一個晉升的希望，将軍可以效仿，對有功之士可以大加獎賞，讓其餘士卒心生向往。”

劉元昭站起來，走下桌案，一邊走，一邊說道“确實如此，如今士卒與其家屬不再因爲饑寒交迫而着急，不需要再易子相食。

在我的指導下，将士們以及諸位的奮鬥下，日子越來越好過，正所謂食飽思y欲，确實要做出改變了。”

姜文遠有些驚訝，一直以來獨斷專行的劉元昭怎麽突然直接轉變了，而且劉元昭以前對文人戒心很大，這個時候可以聽取建議了？難道是因爲張一英，羅家宇這些新的文人嗎？

确實有點，姜文遠初得賞識，雖然盡力辦事，但對劉元昭以及他身邊的武官都是阿谀奉承，久而久之，自然就難以改變相處方式了。

而且劉元昭雖然是有着先知先覺，并且經曆了網絡時代的信息大爆炸，可謂是什麽都懂一點點，但又不專精，流于表面。

而且劉元昭此前隊伍小，處理方式可以簡單粗暴，但是現在隊伍擴大，文官與武官之間，他與麾下之間的處理關系變得複雜。

權力的分配與制衡，是自古以來永恒的話題，帝王之術，屠龍術等等都是對權力分配的诠釋。

就算是後來的三權分立，君主立憲等等，也是如此。

而在古代，能爲帝王提供這種理論基礎的就是《韓非子》，韓非子寫下的這本書，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于一身，并且将老子的辯證法、樸素唯物主義與法融爲一體。

他的學說一直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運用的基礎。其文學功底之深厚，爲後世留下了大量名言、名著。

韓非子在國家政體方面主張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韓非子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主義思想的重要内容。

韓非子還繼承了荀子關于封建的一些思想，并進一步理論化和系統化，從而成爲封建主義思想的倡導者。

雖然儒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與封建主義思想有一定關系，但是都不如韓非講得明确。

《韓子·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韓非把臣、子、妻對君、父、夫的從屬關系作了肯定，并把三者的順逆看成是天下治亂的“常道”。這就有了三“綱”的基本内容。加上韓非的“法”“術”“勢”的政治主張，便使封建主義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中央集權的法家實踐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揚榷》（揚權））。

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裏，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子·人主》）。

爲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子·主道》）。

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發于卒伍”（《韓子·顯學》）。

韓非子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子·問田》），“以法爲教”（《韓子·五蠹》）。

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子·有度》）。

他還認爲隻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

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爲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

韓非另主張‘‘名實相符’’，認爲君主應根據臣民的言論與實績是否相符來決定功過賞罰。

對于民衆，他吸收了其老師荀子的“性本惡”理論，認爲民衆的本性是“惡勞而好逸”，要以法來約束民衆，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因此他認爲施刑法恰恰是愛民的表現。（《韓子·心度》）。

容易讓人忽視的是韓非是主張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稅的。他認爲嚴重的徭役和賦稅隻會讓臣下強大起來，不利于君王統治。

對于臣下，他認爲要去“五蠹”，防“八奸”。（《韓子·八奸》《韓子·五蠹》）所謂五蠹，就是指1、學者（指儒家）；2、言談者（指縱橫家）；3、帶劍者（指遊俠）；4、患禦者（指依附貴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認爲這些人會擾亂法制，是無益于耕戰的“邦之蟲”，必須鏟除。

所謂“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優、侏儒等君主親信侍從；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養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發公财取悅民衆的臣下；6“流行”，指搜尋說客辯士收買人心，制造輿論的臣下；7“威強”，指豢養亡命之徒，帶劍門客炫耀自己威風的臣下；8“四方”，指用國庫财力結交大國培養個人勢力的臣下。這些人都有良好的條件威脅國家安危，要像防賊一樣防備他們。

同時韓非子主張變法，認爲曆史一直在變化，應當順應時代革新。

對于劉元昭來說這時候提前搞主是不可行的，如今宗族橫行，隻會讓宗族勢力崛起，形成世家，不可取。

在如今這個消息流傳速度緩慢的時代，一個強權的中央朝廷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像現代一般，還需要一個時間去過度，變化，從封建到資本到共，這之間有思想的進步，以及科技，經濟，民生的發展。

一切藝術起源于現實生活，以前奴隸制社會，曆經春秋戰國，步入封建社會，便是整個社會已經有了變化，現有的制度不再适合，被淘汰。

劉元昭轉身說道“讓人去搜集《韓非子》，我明日開始學習。”說這句話的時候，他一直盯着眼前的三個文官。

羅家宇回道“将軍放心，屬下盡快搜集。”

張一英拱手道“将軍，下官願意爲将軍解惑。”

劉元昭點頭道“好，那麽下去準備表彰大會，我要爲這次的有功之士大加獎賞。

吩咐工匠，用金銀銅打造勳章，第一等國士勳章，第二等光複勳章，第三等寶鼎勳章，第四等忠義勳章，第五等奮勇勳章。

明日獎賞給士兵們的勳章，就四五等吧，爲銅質勳章。就這麽安排吧。以後将爲定制，你們可以商議一番，屆時與我訴說，完善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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