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當，叮當，叮當，叮當”，兩個居委大媽結伴而行，都帶着紅袖箍，左邊的手裏捏着鋁殼子手電筒，每當經過路燈找不到的地方時都靠這昏黃的光芒照亮路面，雖然這弄堂她們走了六十多年，閉着眼睛都知道哪兒有積水，哪兒有窟窿，可萬一哪家沒公德心的把藥渣倒在地上，這一腳踩上去，就和踩到西瓜皮差不多，自己和老姐妹的老胳膊老腿可遭不住。

另一位大媽，右手拿着個手搖鈴，鈴身用銅制成，看上去類似中号搪瓷杯大小的喇叭狀圓筒，内部懸着一個同樣由銅制成的擊錘，大媽右手捏着手搖鈴的手柄，手臂自然下垂，随着步伐前後擺動，“叮當，叮當，叮當”的聲音便由此發出。

在一九八二年的夜晚，每當夜晚八點，類似的聲音會在整個滬上響起，不管是上隻角的法式洋房，還是下隻角的自建房，隻要有居民的地方，就不會有搖鈴大媽的缺席。

年複一年，日複一日，不管是台風過境，還是暴雪紛飛，聽到鈴聲後，家庭成員往往會中斷各自手上的事情，非常有默契的檢查一遍水龍頭、煤氣竈是否關好，窗戶是否插好，不管是門鎖是“司必林”還是更高檔的”三保險“，也都将保險上好。

個别考究的人家，還會在門後放一隻方凳，在窗台邊擺上個茶杯或者啤酒瓶，這樣，萬一半夜有毛賊作祟，不管是撬門還是用插片撥開插銷，當他們進入時總會碰到這些東西而發出響聲，這樣住家能及時驚醒，而做賊心虛的也往往就此終止計劃。

“祥業裏”是滬上一條很普通的弄堂，看名字就知道，雖然已經解放三十多年，但滬上居處依然沿用之前的分類命名法，四九年後新建的工人新村外，大緻分爲弄、裏、坊、邨四類。

弄和裏類似，但前者更簡陋，往往建于清末明初，形制不甚規整，裏則是民國中期開始大規模興建的石庫門建築群。

至于坊則是帶有西式風格住宅區，邨是村的異體字，但在滬上二者的用法卻截然不同，後者意味着鄉下，而前者往往隻有淮海路附近的聯排别墅群才會用到。

“祥業裏”建于三十年代，在落成時一棟石庫門僅供一家人居住，能入住其間的也算是事業有成的中産階級，當然随着時間的推移”七十二家房客“從諷刺滑稽變成了現實，石庫門裏擠入五六家，乃至八九家人都是常事。

原本一樓用于會客的前後客堂，放爐子的竈間，堆物的二層閣，都成了居所。

“愛國……，你又要出去啊？”一間客堂中傳來問話。

“哎呀，晚上沒事情做嘛，哥哥，你放心，我不是出去瞎混，跟着林勇敢和聯防隊一起巡邏去，兜個一兩個鍾頭就回來。侬放心好了。”

這是一對兄弟，哥哥叫孫解放，弟弟叫孫愛國。

聽到弟弟這麽講，哥哥也隻好搖搖頭“你自己有輕重點，玩好了就回來，另外，真有事情的話别沖在前面！你又不拿錢的，萬一出點事情，你自己躺到醫院不說，讓我怎麽和天上的爺娘交代？”孫解放叮囑道。

“好好，好好，我曉得了，我也就是趁着晚上涼快出去轉轉”孫愛國一邊穿上厚重的翻毛皮鞋一邊回答。

他說的不錯眼下是九月中下旬，正是滬上一年中最好季節的開始，白天還有些暑熱，但入夜後黃浦江上吹來的江風，很快就把這一絲熱氣驅散，涼風習習最适合散步。

“哥哥，我鑰匙帶着，等會會自己開門的，你早點睡吧”說完，孫愛國披上兩用衫就出門了。

晚上八點，這座曾經世界第六遠東第一的大都市已經開始逐漸進入夢鄉，馬路上行人稀少，隻有使用白熾燈泡的路燈，在努力維持着夜晚的靜谧。

這裏不是市中心幹道，新式的鹵素燈要過幾年才能換裝，于是在路燈光暈以外的地方，難免會有些令人不安的事情發生。

比如，孫愛國在走出弄堂的時候就發現在暗處有幾個裏面熟陌生的鄰居正依牆而立，“祥業裏”的布局類似一個”非“字，兩豎是弄堂”主幹道“，能容納一輛汽車通過，這樣不管是居民搬家，還是送危重病人上醫院，乃至突發火災時，機動車輛都能直接駛入，提高工作效率。

那些短橫，則是一條條的橫向小弄，每條有七個門派号碼，總共十條小弄，七十個門派号碼，就算一個号碼隻居住五戶人家，那麽祥業裏最少也有将近400的人口，雖說是鄰居，但相互間不熟悉是很正常的。

這些人的年紀多在三十以上，個别年近五旬，孫愛國沖他們笑着點點頭，他們則朝他揮動手中的蒲扇以示回禮。

這個天氣完全不需要扇子，尤其是夜晚的馬路上，穿着長袖襯衫都嫌冷，但這幾人卻人人手持一把蒲葵扇，神态悠然，仿佛溪邊釣叟。

孫愛國知道，這是他們在表明“道友”的身份，等着“同道”上前在“尋道”“盤道”了。

這些人，按照居委大媽們的理解都不算什麽正派人，身上或多或少有着各種幫派背景，或者是昔日的“青紅幫”餘孽，也有可能是那十年中“大刀隊”成員，這些灰社會既然生活在滬上，就有了嚴重的社會學現象上的趨同性，比如盤底切口大多類似，又比如這種不管季節都手持蒲扇的表明身份的方式。

可居民倒是不怕他們，“好狗護四鄰”的古訓倒是讓這些人在自己的居處附近非但顯得人畜無害，甚至可以算作是五好居民，平時孤老買個米，或者要搬個重物什麽的，他們都會熱情相幫，這也是一種非正常社會的生存智慧。

但在當他們隻要出了自己居委範圍之外的地方，就完全不一樣，或者尋釁滋事或者狠勇好鬥又或者在電車上當三隻手，乃至調戲婦女甚至背上人命官司都有可能。

這個時代沒有配備警車的巡警，确切的說，連巡警這個警種都未出現，警察隻分爲交警，戶籍警和刑警，交警整天站在馬路間指揮交通，戶籍警走街串巷巡視轄區，日常如果碰到突發事件，他們往往第一時間趕到現場，雖然都穿着老虎皮，但隔行如隔山，他們身上通常也不攜帶警具，也對付犯罪分子也就是以一身正氣的吓阻爲主，一旦發生沖突，往往還要吃點虧，畢竟犯罪分子通常都是團夥作案，不過好在滬上大環境尚屬不錯，他們人身安全都能得到保障。

至于刑警，日常并不出現，隻有在接到群衆打到派出所或者局裏的電話後才出警。

可這個時代莫說沒有滿大街的攝像頭，就是連聯網的110報警電話都沒有，居民要報警，白天還好些，遍布城市的公用電話上都貼着本轄區派出所的電話号碼，直接撥過去就是，若是晚上公用電話關門了，那還得去翻通信錄找到當地派出所的号碼，然後跑到居委會或者工廠企業的值班室打電話，刑警趕到案發現場後，往往犯罪分子已經作了鳥獸散。

于是聯防隊就應運而生了。

聯防隊，全名叫做治安聯防大隊，出現在十年結束後，算是警察的左右手，自産生之日起就接替了“工人糾察隊”的業務，在當地司法部門的領導下，協助警方維護治安。和“工人糾察隊”不同之處在于，工糾隊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而自诩，坐地爲王自成一派，聽命于當地革命委員會，聯防隊則分散在各個基層派出所附近，受民警指揮。

其成員來源有二，向工廠攤派，向社會招募。

反正都是國營工廠，工人也都是革命的一塊磚，哪兒需要往哪兒搬，也真有那些嫌棄八小時工作制死闆的年輕人，願意參加聯防隊，反正，他們的工資是由原單位支付的，要知道聯防隊工作總體上要輕松不少，晚上八點多開始在轄區巡邏，中間有各種休息，到了淩晨三四點，上早班的人多起來之後，就宣告結束。

而且有時候還能撈點外快，這對一個全社會最高工資三十六塊的時代，是很有誘惑力的。

至于向社會招募，則略微複雜一下，十年結束後，大量知青返城，有些一時找不到工作的也就加入聯防隊，這樣好歹是不吃閑飯了，還有些警察隊伍中犯了錯誤的，也下放，還有就是孫愛國口中的林勇敢，初中畢業恰逢文攻武衛劇烈時，找不到工作終日在社會上遊蕩，被稱爲“社會青年”，都是二十郎當的小夥子精力旺盛而又無所事事，正是最容易出亂子的時候，政府爲了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成立了裏弄加工場，接一些企業外包出來的簡單手工活兒，也能拿一份錢。

可惜這錢實在太少，一天才九毛！

一個月26天，到手23.4，而正式企業的職工工資是三十六塊，通常還有五塊錢的獎金，倘若是三班倒的紡織業，那獎金會更多。

林勇敢在加工組混了半年實在受不了了，錢少一點，再有加工組都是中老年婦女，他平時就對爹媽的唠叨頭痛不已，這下上班對他而言簡直就是上學習班。

正好聯防隊向社會招募人員，林勇敢都沒問工錢，之前去報名，一番體檢政審後就成爲一名光榮的治安聯防大隊隊員。

不過讓他不爽的地方在于，因爲是社會招募人員，所以工錢上和那些企業出來的隊員比差了一截，他們這些人的工資來源是“上級政府貼一點，基層部門籌一點”，所謂的籌，說白了就是居委大媽和街道書記一起厚着臉皮到轄區的工廠商店去化緣，當然後者一般都挺好說話，一來都是國營企業，這錢就算不出，也落不到自己口袋裏，再有聯防隊的存在确實能震懾宵小，這年頭沒什麽技術防範措施，商店晚上關門打烊後，将玻璃門上關上，鎖好，外面的菱形隔栅鐵門拉上，挂上一把俗稱“鐵将軍”的挂鎖就算完事。

可毛賊向來是最善于動腦筋的，這挂鎖看着挺安全，大号挂鎖的鎖脖都有小指粗細了，可也架不住撬棒啊。

後來全市組織拉網行動，一堆堆警察晚上上街搜查可疑人員的背包，看到有撬棍的直接拉到派出所裏，一時間商店撬竊案少了很多，可沒多久又回潮了，這次再組織警察上街，卻發現幾乎沒有帶撬棒，警察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還是一個線人給他們出主意：你們看那些包裏裝着腳踏車單撐腳的，直接往局裏拖，肯定都是慣犯……

于是，隔壁皖省的白茅嶺勞改農場又多了一批種地的壯勞力。

但警察白天也要上班，一次兩次晚上拉網搜查大家也是講覺悟的，時間一長，鐵人也頂不住，更何況這年頭警察作爲公務員工資隻有工人的百分之八十，這就更沒積極性了。

商店工廠的負責人都明白這些道理，所以面對街道工作人員和居委主任的化緣，也都是慷慨解囊，但這年頭是計劃經濟，實行的是成本利潤核定制，比如孫愛國所在的食品廠生産的水果硬糖，一噸糖多少錢，損耗多少，色素多少錢，香精多少錢，人工，折舊費用，完工後出售給物資批發站多少錢，都是上級規定好的，企業隻是執行，然後負責“上繳國家利稅”，企業手裏的的錢也有限。

這樣東拼西湊，林勇敢每個月到手也就二十塊，可這畢竟是自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