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學之中，甘奇正在答着胡瑗的話語：“先生，中秋将近，學生準備辦一個中秋詩會，邀請汴梁城内衆多年輕士子前去赴會，詩會的名稱就叫作中秋慈善詩會，到時候學生會在詩會之上帶頭捐款，也會發動學生士子們一起捐款，所以想請胡先生到時候帶着太學諸位博士學究們同去。”

慈善晚宴什麽的，對于甘奇而言是小套路，對于這個時代而言是新鮮事物。但是胡瑗光憑這個名稱，也猜得到甘奇要做什麽。

胡瑗便也知道甘奇爲何要來請他去參與詩會了，坐鎮隻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胡瑗的身份不同，就憑禮部裏一半的官員是胡瑗的學生這一點，就能讓在場的那些學生不好意思不捐款，這才是目的。

甚至還可能有許多富裕家庭的學生們，會在胡瑗面前争先恐後去捐款，想在胡瑗面前留個好印象，能在胡瑗面前留個好印象，胡瑗以後随便與誰提上一提，其中的好處不言而喻，就算胡瑗不與誰提，胡瑗自己記住了這個人，來日這個人若是想入國子學裏來讀書，也先有個好印象。

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在胡瑗面前露臉，好處多了去了。胡瑗雖然不是什麽大官，但是胡瑗這個人，在如今的文壇身份地位都不一般，對于普通學生來說，影響力可不比宰相差多少，特别是那些當個一年就被撸了的宰相。

在宋朝，許多人說胡瑗堪比孔孟，連王安石在胡瑗死後，也直接說出過這種話語。到了明朝，胡瑗直接被稱作爲“先儒胡子”，胡瑗變成了胡子，這個意思就是與孔子孟子并列在一起了，胡瑗的靈位，也直接與孔子供在了一起享用香火。

胡瑗嘿嘿在笑，還連連點頭：“嗯，道堅這個辦法不錯，老夫這張老臉面，若是能變成錢去赈災，倒也可以賣一賣。”

老頭通透得緊，甘奇也會心一笑：“多謝先生。”

讀書階層，在古代從來都不是窮人，讀書階層就是富裕階層的代表，家裏能供養讀書的，大多不窮。寒門士子這個詞，其實也并不是代表窮人的，在古代，能稱之爲“門”的，就不是窮人，門第門第，窮人是沒有門第的。寒門，隻是沒落了的貴族，隻要家裏還有書，就還有門，如果連祖上傳下來的書都沒有，就沒有門了，也就稱不上寒門了。

真正的窮書生，其實是少之又少的少數。因爲讀書，是窮人負擔不起的事情。哪怕蔡确，說自小家窮，寒門出身，這種窮也不是真正底層人民的那種窮，是讀書人圈子裏面的窮人，可能買不起很多書，給不起很多學費，筆墨也用得差，但是他還讀得起書！

不論是大地主還是小地主，家裏若不是能有租子收的，不能脫離生産勞動的，就不談讀書了，吃飽飯這一件事，就要占據人生絕大部分的時間，還談什麽讀書？極個别有其他境遇的可以例外。

所以儒生之中，沒有窮人。

甘奇要辦一個中秋慈善詩會，就是爲了在這些富人中弄點錢出來。

有胡瑗幫助，事情差不多就成功了一半。這種事情上，胡瑗比包拯的面子更大。

其實甘奇不僅要辦慈善詩會，還要辦慈善球賽，門票收入，那些賺了錢的賭客心情大好捐一點，參與球賽的商家給一點，全部拿來赈災。

到時候那場面，必然震動整個汴梁城。

以往的慈善之事，都是大戶人家各自去做，放糧、施粥、鋪路架橋之類。

甘奇這算是第一次辦起了真正大規模的慈善活動。

這大概就是甘奇要的政治資本了。

但是許多事情，似乎也沒有甘奇想的那麽簡單。

朝堂之上，也正在商量黃河決堤之事。

仁宗趙祯坐在書房之中，韓琦，富弼，剛剛當上參知政事的曾公亮，樞密使田況，副使張昇，三司使張方平等人皆在，剛當上禦史中丞的包拯也在，連王安石這個度支判官也站在人群最末尾。

禦書房裏幾乎擠得水洩不通。

趙祯正在發問：“六塔河兩次決堤才過二年多，河北各地剛剛恢複一些元氣，緣何這原武縣又決了？”

說到六塔河，就不得不提仁宗皇帝人生中作大死的一件事了，那就是給黃河改道。

爲何要人爲的給黃河改道？因爲以前有個叫李垂的“民間科學家”，他當過河北幾地的知州，他通過研究，發現黃河從古至今，一直在改道，河道越來越往北了。

然後他下了一個定論，就是任由黃河這麽發展下去，有一天黃河肯定還會往北改道，再往北改道，總有一日河道就進入遼國了。河道進入遼國？那還了得，遼人的大軍，那不是坐着船就可以直接一路南下了嗎？擋都擋不住，國之大患。

然後李垂就不斷宣揚這種理論，不斷給仁宗皇帝上書，一定不能讓黃河再自己改道了，咱們得把黃河改回來，改回千年前的舊河道，就是用人力把黃河河道往南引。

仁宗開始還并不真當回事，但是慶曆八年，黃河又自己改道了，往北改了幾裏。這回李垂的研究得到了驗證，李垂有先見之明，仁宗與朝中諸位大佬回頭一想，都覺得李垂說得很有道理。

怎麽辦？終于，在兩年多前，仁宗與朝中諸多大佬決定幹了，把黃河往南掰。當然也有反對之聲，比如歐陽修就反對過，時任河北轉運使的周沆也反對過，但是沒有用，人微言輕。

改道的方法，自然就是得把黃河挖開另外一個口子，把水引入六塔河。

然後黃河就挖開了，大水洶湧澎湃，把小小的六塔河直接沖決堤了，把河北東南出糧的衆多富庶州府，變成了大海。

結局就是十室九空，連河北十萬駐守的禁軍，事後再一清點，隻剩下不到三萬了。

好不容易大水退了，然後，然後就是……又決了一次，又來一次汪洋大海。半個河北，半個大糧倉，就直接給這麽廢了。

給錢給糧，安撫災民，重新招兵，兩年多了，剛剛才見一點成效。

要說北宋滅亡，靖康之變，與這黃河改道的事情，還真脫不了幹系，好好的河北，被這麽一場大水一鬧，人口銳減，經濟不談，連十萬軍隊的軍械裝備都要重新打造。

之後河北段的黃河成了一條“自由河”，想怎麽流就怎麽流，想怎麽沖就怎麽沖，實在沒辦法了，小針針登基後，得給仁宗擦屁股，想把黃河再掰回去，掰回原來的河道，這還能掰得回去嗎？又發大水，這回大水還差點把當時在徐州的蘇轼給淹死了，氣得蘇轼跳腳大罵。然後小針針怕了，不敢再惹黃河了，決定把自由還給黃河，讓黃河依舊自由自在。

等你好不容易恢複了一點元氣，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因爲黃河不斷泛濫，宋哲宗也想着給仁宗擦屁股，又想把黃河掰回原位，又大泛濫，又把河北沖一遍。

仁宗挖開了黃河，毀壞了河北三千多萬畝良田，這種打擊，後患無窮。

然後，二十多年後，女真金人大軍來了，破河北猶如無人之境。把北宋給滅了，趕到南方變成了南宋。

誰知道，金國也被仁宗坑得不小，幾個皇帝，一輩子跟大水杠上了，使出了吃奶的勁與黃河杠，年年發大水，年年修河道，年年赈大災。

這還不算，連蒙古人來了之後，也跟黃河杠了一輩子，杠到最後，還要發動河北百萬民夫去疏導黃河，拼命到處挖河道去疏導河水，然後……百萬民夫，到處揭竿而起。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易回河”，仁宗挖了神宗挖，神宗挖了哲宗挖。哲宗挖完，金人接着挖，金人挖了近百年，滅國，蒙古人一接手，從忽必烈就開始挖，接着又挖了近百年，也滅國。

不作不死，也許就是這個道理。民間科學家信不得，大概也是這個道理。不過李垂這個民間科學家死得早，他一死了之了，沒有看到河北的汪洋大海，仁宗趙祯卻焦頭爛額。

給黃河改道這種事情，就是放在後世，政府也不敢輕易這麽幹。

仁宗就幹了！

幹完，仁宗宅心仁厚四處救災，災又來了。

禦書房大臣無數，一個個低着頭，不知如何是好，就差把那個民間科學家李垂挖出來鞭屍了。

韓琦，身爲大佬，自然得說話：“陛下，臣以爲，救災要緊，此番原武河決，當比不得之前六塔河決，陛下放心，臣當調集糧食以供災民度日，待得大水過後，再修複河堤，恢複耕種。”

仁宗扶額在歎，搖頭不止，他是真的心累了，兩年前，連汴梁城都掩了大半，這災救個沒完沒了。隻得擺擺手說道：“韓卿定要辦好此差，也要派人往原武去看看，看看到底災情如何，再來禀報。”

新宰相韓琦，再一次大包大攬：“陛下放心，臣此去調度安排，一定把此事辦得妥妥當當。”

仁宗難受，站起身來：“先全力赈災，其中花費，事後再來禀報。”

“遵旨！”韓琦知道，這事可不能辦差了，這事一旦辦差了，仁宗擡腳一蹬就得滾蛋，屁股才剛坐熱的韓琦，隻能硬着頭皮上了，還得辦得漂漂亮亮，凸顯出首相的能力。

這是立功的機會，這件事情如果辦得漂亮了，這回宰相之位，就真的坐穩了！徹底坐得穩穩當當，有此大功一件，再也不用那般謹小慎微了，再也不用怕随時被仁宗皇帝一腳蹬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