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玉封平剛夫人,範增這邊被燕王任爲亞卿,太子門下都是喜氣洋洋,連續歡飲數日。(_)
範增既爲亞卿,自然不能再待在太子門下,故而燕王賜了範增一所大宅,就在宮外不遠,和太傅鞠武府邸相比鄰。
範增的家眷,早就來到了燕國,姬丹怕範增無人可用,遂自太子門下撥了五十僮仆和二十個女侍,送給範增使用。
範增新官上任,跟着鞠武熟悉政務,倒是忙碌的很,姬丹這裏,彙合門下衆人,集衆人所長,參各國之用,詳細商議逐項變法之道,以便繕寫成文交給範增以備使用。
這争論最大的,就是重農耕還是農耕和工商并重的問題。
重農耕有重農耕的道理,所謂民以食爲天,吃飽飯,是每個人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國家要富強,基礎就是必須能拿的出足夠的食物來供給百姓和軍隊。沒有那一個諸侯,在百姓和軍隊都餓着肚子的時候,還能稱雄于天下的。
國家的糧食,不會從天而降,隻能是靠庶民經過艱苦的勞神作書吧,一粒一粒的從地裏收上來。庶民的耕神作書吧,就是爲國家效力的過程,因此國家爲了生存和發展,就必須鼓勵農耕,多一人耕神作書吧,國家就多一份産出,少一人耕神作書吧,國家不但是少了一份糧食産出,還多一個人吃飯對糧食的消耗,因此,大多數賓客建議,以農耕爲本,以工商爲末,重本抑末。以求發展。
這種政策的優越性,還有一個最好的例證,那就是秦國,自從商君在秦變法以來,雖然後來商君慘死,但秦國曆代君主,均奉耕戰爲國策,百餘年來,已經雄強于諸侯。可見重農耕,絕對是強國之本。
但也有人反對,道是農耕雖爲國家根基,但工商也不可偏廢,無農不穩,無商則不富,農家耕神作書吧紡織,也需互通有無,比如食鹽,家家非用不可,如果沒有商販,長途販運,則百姓如何得以食用?況農戶耕神作書吧,鐮、鋤、稆之類,非工無以制造,非商無處可買,可見工商之徒,也是國家必須,決不可強行抑制。
況且當初商君變法之時,秦人所居,不過是關中一隅,一心農耕,足以快速積累國力,但如今秦人縱跨十餘郡,川中巴蜀,上地太原,出産各有不同,工商之類雖然爲人所輕,國家亦常以罪人視之,但畢竟也是蓬勃而起,可見強行抑制并無大效,我大燕,南自趙齊,東至遼東,或有遊牧之畜,或有魚鹽之利,或有耕種之豐,正可擅用商賈,以通有無,何必效秦之故智。
提倡重視農耕之人,也承認商賈交流有無,實屬必要,但對于工商與農耕并重,仍是不同意,因爲在他們看來,這國中庶民百姓,唯農耕最苦,一丁日夜耕神作書吧,不過數十畝,養數口之家,風調雨順之時,不過溫飽,一旦有災,全家衣食無着。好不容易農閑,又需參加勞役。而商賈之人,往來販賣,低進高出,轉瞬就是一倍乃至數倍之利,所或之豐遠在農人之上。重農抑末,尚且人人思棄農而爲商賈,何況二者并重?
二者并重,即是輕農,國家之基,必然不穩。
賓客之中,争執很激烈,做主的姬丹很頭痛。
關于中國重農之策的利弊,曆代多有論述,都認爲民以食爲天,農耕乃是國家的根基,故而自秦以下兩千多年,各朝各代,都是以農立國,每當一個王朝穩定下來,最先執行的就是重農之策,也往往通過農業的恢複,快速到達王朝的繁榮和穩定。
重農之策,并非隻是一句話而已,而是伴随着土地分配的調整和開墾的進行,以秦國爲例,重農,首先是授田制的實行,通過授田,使得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成爲社會的主體經濟力量,而這一主體力量的強弱,又成爲社會穩定與否的決定力量。
神作書吧爲小農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的家庭,不但是一個生産單位,更成爲社會的組成單位,賦稅的征集,兵役的征集,都是依附在重農之後所配屬的戶籍制度上。
在經曆一個動亂的年代之後,往往由于人口的減少,大地主等上層階級的衰敗,爲新的帝國和王朝進行土地的再次分配創造了條件。在這個分配中,土地的富裕和相對的平均,進而創造了更多的小農經濟的産生,進而快速的達到産出的相對富足和整個社會供應的增加。而讓整個帝國進入一個繁榮期。
比如漢帝國建立之後,在高祖劉邦削平異姓諸侯之後,文帝、景帝行黃老之道,減少兵役勞役的征集,使得農業快速恢複,糧食生産達到了極大的豐富,根據測算,在漢代初期,人均糧食的供應水平遠超過現代一倍以上,文景之治的最大的标志,就是倉儲豐滿,竟然導緻了由于儲存的時間太久,糧食腐爛在倉,穿錢的繩子爛掉,錢拎不起來的現象。
再如著名的貞觀之治,也是在大唐帝國實行均田制、府兵制之後,短短十幾年間,農業極大規模的恢複,物産豐盈,竟然到了每鬥米不過三四錢的地步。全國數千萬人口,一年的死刑犯人不過才二十九人。
但是,重農政策的另一面,則是在中國的百姓當中,随着重農觀念傳導,土地被當做了最根本的資産,追求土地的增加,成爲社會各階層都孜孜不舍的目标,每次帝國的繁榮,經濟的發展,都是不斷促進着土地兼并的進行。而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斷發展,土地資源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原本構成社會經濟主題的小農經濟也不斷遭到破壞,導緻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得社會政治、力量的結構的破壞。進而讓帝國開始進入惡性循環,走向衰敗。
比如大唐朝,正是随着經濟的極大繁榮,人口的不斷增加,均田制和府兵制漸漸敗壞,導緻了募兵制的盛行,而募兵制士兵的長期服役和私兵化,才使得安祿山之亂有了條件。進而瓦解了唐帝國興盛的根基。
可以說,在中國的曆代帝國中,重農思想下形成的小農經濟,一直是帝國存在和興盛的基礎。恰如現今的西方社會當中,占據社會構成的主題中産階級才是社會穩定的根本力量。沒有一個龐大富裕的中産階級,單是位居社會兩頭的無産和資産階級,社會一定是一個不斷動蕩,無法穩定的社會。
正是不斷重建的小農經濟的存在,使得中國的封建社會,進入了一個不斷摧毀和重建的動态穩定當中,在後世,有一種觀點認爲,正是這持續兩千年不變的重農思想的不斷鞏固和執行,才使得中國的經濟,始終是在一個基本的水平面上不斷的重複。而沒有随着社會的發展,快速進入商品和資本社會。
而這一點,恰恰在封建社會的中期,産生了一個例外,那就是富裕的宋朝。宋帝國的誕生,是建立在篡權和征伐的基礎上的。故而在曆朝曆代,這是唯一一個沒有建立田法的朝代,也就是沒有主動進行土地調整的時代,正是在宋代,産生了最強大的内外貿易,使得商品經濟得到了一個巨大的發展。
而正是在這個時代,中原帝國處于了相對最虛弱的地位,先是不斷受到遼、夏兩國的敲打,然後又先滅于金,後滅于蒙元。
門下賓客的争論,各有各的道理,而後世的記憶的例證和各種觀點,更是讓姬丹拿不定主意。
這不僅僅是一個農業政策的選擇問題,這是一個如何選擇帝國根基和社會根基的問題。
門下賓客看到的是現在,但姬丹自己,則是希望能爲一個千年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帝國打下一個良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基礎。神作書吧爲一個來自于後世,站在兩千年哲人、先賢肩膀上的後來者,自己要做的,不僅是能與古人比肩,而是要更強才對,否則也就枉費了老天給了自己這樣一個穿越的機會。
但是長遠也是建立在現在的基礎上的,沒有現在,再美好的未來都是空中樓閣,自己必須在現在和未來之間,找到那一個最佳的點以兼顧現在和将來。
那這個點在哪裏呢?
以農爲本?重本抑末?
農不可不重,不重農則國無根基。可是爲什麽要抑末呢?不抑末不行麽?
自己在諸侯争雄的道路上,不也是想先外後内麽?不也是想在大勢面前,另辟蹊徑麽?
在曆史上,好像真正的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執行的就是一個重農不輕商政策。而正是有了唐太宗的奠基引領之下,大唐才能國富兵強,民豐物阜,向外連續百餘年保持連續不斷的進攻态勢,疆土極度擴張,國際威望也達到了頂峰,使大漢民族成爲當時已知世界最最優秀的民族。中央帝國也成爲了整個世界的中心和文明的典範。
或許以農立國,以商富國,農商兼容并舉才是一個更好更完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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