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羽是唐朝中期一位着名學者，也是我國和世界茶學的最初創建者。~随~夢~小~說~щww~mеng~lā他一名疾，字鴻漸，又字季疵；複州競陵（今湖北省天門）人。在《新唐書》、《文苑英華》、《唐才子傳》和《全唐文》中，都有他的傳記和介紹。
據稱他是一個棄嬰，不知所生，他的姓名一說是他長大後自己用《易經》占蔔出來的。他蔔得的是“蹇”之“漸”卦，其卦辭有“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等語，於是他就取陸爲姓，以羽爲名，用鴻漸作字。他是和尚從河邊拾回在廟中長大的，但他自小就喜愛讀書，不願意學佛，所以後來就偷偷離開寺廟，跑到一個戲班子裏學戲和做起“優人”來。天寶（742—756）中，陸羽在一次演出中爲太守李齊物所賞識。他長得不好看，口吃善辯，爲人正直。上元初（760年），他移居苕溪（浙江湖州），自号桑苎翁，閉門着書。他出名以後，朝廷曾任命他爲太子文學，後來又改仕太常寺太祝，他都沒有去。貞元（785—804）末卒①。
上面陸羽的簡介，不提生年，隻有卒年，因爲大多數陸羽的傳記包括陸羽自己寫的自傳，都是這樣寫的。但至近三四十年來，我國包括港台學者在論及陸羽時，都根據自己的認爲，給陸羽标上了明确的生年。由于各人所據不一，所定的陸羽生年也不盡同，于是就出現了多種相異的年份。關于這點，我在本書有關陸羽的專題研究中還會提及，這裏就不作進一步探讨了。
陸羽博學多聞，是一位知識非常淵博的學者。他可能受到當時“不名一行，不滞一方”的思想影響，在學業上，他猶如清晝、崔子向在《寄處士陸羽聯句》中所說那樣:“荊吳備登曆，風土随編錄”；“野中求逸禮。江上訪遺編”②，不僅從書籍同時也從自然和社會中不斷探求與積累知識，所以其涉獵非常廣泛，着述也表現出多樣性。這裏不妨以上元辛醜（761年）以前的文稿爲例。據陸羽在其《自傳》中所說。其詩詞主要有《四悲詩）和《天之未明賦》二篇代表作。書稿有《君臣契》3卷，《源解》30卷，《江表四姓譜》8卷，《南北人物志》10卷，《吳興曆官記》3卷。《湖州刺史記》1卷，《茶經》3卷，《占夢》3卷，等等。其實，這隻是陸羽着作的一小部份，即以筆者手頭的陸羽書目，就還有《陸羽崔國輔詩集》，陸羽、顔真卿和張志和等人的《漁父詞集》，陸羽後期的《洪州玉芝觀詩集》等詩作3部。此外，還有《杼山記》、《吳興記》、《吳興圖經》、《虎丘山記》、《慧山寺遊記》、《靈隐天竺二寺記》、《武林山記》等地志；茶書有《顧渚山記》、《茶記》、《泉品》以及《毀茶論》等；其他着作有《五高僧傳》、《教坊錄》及與顔真卿等編纂的《韻海鏡源》、吳興彙編的《陸羽集》等近二十種着作①。
根據陸羽上述書目。我們不難确定，陸羽不但是一位茶葉專家，用現在的專業說，其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小學專家、傳記作家、史學家、地理學家。另外，他作優人時還寫過一些劇本，并且寫得一手好字，所以他又是一位劇作家和書法家。不過，在衆多方面，比較而言，他在茶學、史學和地理三個方面。傳存的作品和成就更多和更大些。對此，歐陽修在《集古錄跋尾》中就指出，陸羽一生“着書頗多”，但除《茶經》。其他書皆不傳②，蓋爲《茶經》所掩，主要被他茶學方面的成就所遮沒了。因爲這樣，在陸羽死後不久，如《唐國史補》所載:“鞏縣陶者，多爲瓷偶人。号陸鴻漸，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③；把陸羽陶其像，奉之爲茶神了。
陸羽在茶學上的成就，主要是《茶經》一書。《茶經》全書共七千多字，分三卷十節，卷上:一之源，談茶的性狀、名稱和品質；二之具，講采制茶葉的用具；三之造，談茶的種類和采制方法。卷中:四之器，介紹烹飲茶葉的器具。卷下:五之煮，論述烹茶的方法和水的品質；六之飲，談飲茶的風俗；七之事，彙錄有關茶的記載、故事和效用；八之出，列舉全國重要茶葉産地和所出茶葉的等地；九之略，是講哪些茶具、茶器可以省略；十之圖，即教人用絹帛抄《茶經》張挂。對于《茶經》，我國不論是大陸還是港台，論着很多，但我們認爲陳彬藩先生在《論茶經》中的三個标題:“茶葉百科全書”、“茶葉文化寶庫”、“世界茶葉的經典”①，約概大旨，就比較貼切地說明《茶經》一書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了。
關于《茶經》一書的成書年代，和陸羽的生年一樣，也是衆說紛纭。1958年，我國農史學家萬國鼎教授在《茶書總目提要》，把陸羽《茶經》定爲成書于乾元元年（758年）左右以後，很多研究和論及《茶經》者，就都想也都爲陸羽《茶經》提出了确定的撰寫年代。筆者約略統計，近年來關于《茶經》撰刊的年代，除萬國鼎上說外，還有“上元辛醜”（761年）說，“寶應癸卯”（763年）說，“廣德二年”（764）說，以及初稿“成書于761年以前，後來第一次修改于廣德二年，三稿完成于大曆八年（773年）以後”②等多種說法。
對于大家把曆史上記述不清楚的地方，弄弄清楚的這種願望，一般都能理解。但是，如有人據宋人陳師道文中講到他見過四種《茶經》版本，内容特别是“七之事”部分繁簡不同，于是聯系陸羽參加顔真卿主編《韻海鏡源》一書，認爲這本“癸醜（大曆八年）之春”成書的巨着，陸羽在編完以後，當會“從中吸取營養，補充進《茶經》七之事”。而确定這年陸羽對《茶經》又再作一次修補，就純屬是推測了。對曆史上的疑點，除非找到确切的證據，一般我還是主張萬國鼎的意見。說粗一些活一些好。
北宋着名詩人梅堯臣詩句指出:“自從陸羽生人間，人間相約事春茶。”①其實茶事非始陸羽，陸羽對茶業的貢獻，也是《茶經》一書傳世以後才有的。所以，對于陸羽及其《茶經》。還是歐陽修評說得對:“蓋爲茶着書，自其始也”；陸羽開創了爲茶着書立說的先河，把茶的有關經驗、知識，總結提高爲一門專門的學問，從而也創建了我國和世界上最早的茶學。在陸羽之前，如晚唐詩人皮日休所形容，舊時飲茶，“必渾以烹之，與夫瀹蔬而啜者無異”②。用現在的口語說，過去飲茶。如煮菜喝湯一樣，很不講究。《新唐書》陸羽傳中載:羽“着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這即是說，除茶學上的貢獻外，陸羽及其《茶經》對于提高飲茶技藝、促進茶葉生産和貿易的發展，也都是有其重要作用的，這一點，封演在《封氏聞見記》中也指出:“鴻漸爲茶論（經），說茶之功效并煎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籠統貯之（應是以都籃或都籠統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大行。”茶道怎樣大行法？宋代陳師道在再刊《茶經》的序言中稱，自此以後“上自宮省，下迨邑裏，外及戎夷蠻狄，賓祀宴享，預陳于前；山澤以城市。商賈以起家”①。一句話，在陸羽和《茶經》的影響、倡導下，茶的飲用和茶葉文化，在我國全國範圍内進一步較快發展了起來。
在隋朝和唐初以前，北方雖然也知道和有少數人飲茶，但畢竟業茶和嗜茶是盛于南方，屬于南方特有的一種區域性的文化現象。至唐代中期以後，如陸羽《茶經》所說:“滂時浸俗，盛于國朝，兩都（長安和東都洛陽）并荊、渝間，以爲比屋之飲”②；不隻南方，中土的京畿一帶，其對茶葉的崇尚，也和我國茶飲的故土荊、渝地區，沒有什麽程度上的不同了。“兩都”是城市，北方農村這時飲茶的情況又怎樣呢？穆宗時李珏稱:“茶爲食物，無異米鹽，于人所資，遠近同俗。既祛竭乏，難舍斯須。田闾之間，嗜好尤切。”③這即指出，其時不但北方城鎮，連農村也和全國“同俗”，已把茶視同糧食和食鹽一樣須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甚至農村對茶的需求，有些地方較城市“嗜好尤切”。筆者過去有的文章中曾提出，“茶作爲中華民族或我國全國性的一種文化現象，是唐以後才形成的”。現在我仍然認爲，茶從最早的巴蜀，繼而擴展爲巴蜀和荊楚，再次發展爲江淮以南的文化内容，都是一種區域性的或苗蠻文化，真正站在黃河中土稱“遠近同俗”的“無異鹽粟”的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共同文化内容，則是中唐以後才形成和确立起來的。
講到唐代中華茶文化的形成，我們還不能不附帶談談作爲其核心之一的茶道文化的形成。關于茶道，和茶葉文化的含義一樣，現在各執一是，說法很多，我也不知取從哪種說法爲妥，就暫按我們的理解——即講究飲茶（包括物質和精神）之道來闡說吧。“茶道”一詞，源出我國。上面在封演的《封氏聞見記》中，已提到“茶道大行”；但這還不是最早的記載。從現存的文獻資料來說，最早的“茶道”一詞，可能就算皎然的《飲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詩所載了。其句有“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①之說。《封氏聞見記》成書于8世紀末，皎然這詩約作于8世紀中期後期，二者相差有十幾二十年，但一緻說明，我們至遲在8世紀下葉的唐朝中期，就派生和存在一種新的茶道文化現象了。聯系前面所說，很清楚，我國茶道不早不遲出現在這個時期，是直接和《茶經》的面世相關的。因爲茶道既然是一種講究飲茶之道。那麽，這種“道”，無疑也首先是通過一定的飲茶活動來體現的。沒有茶，有茶不飲或飲而不加講究。也就無所謂茶道了。
陸羽之前，飲茶和“瀹蔬而啜”一樣，自然也就不會怎樣講究道，有道也不會大行。但陸羽通過《茶經》對如何采造茶葉，怎樣烹煮。應備有哪些茶器和如何飲用一一加以總結和倡導以後，把茶葉的飲用，由單純的防疫治病、充饑解渴，提高和發展爲一門專門的技藝和學問，這時，也隻有到這時，我國才開始重視和産生講究飲茶之道。
那麽，能否據封演關于陸羽着《茶經》，講“煎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由是茶道大行，認爲中唐最初提及的茶道文化，就隻是一種隻講如何煎茶設具的飲茶物質文化呢？不能。因爲茶道文化并不是孤立産生的，它是在先前茶葉文化的基礎上穎脫出來的一種次生文化，是茶葉物質和精神文化在飲茶方面的集中體現。也以陸羽《茶經》來說，《茶經》中雖未提到“茶道”二字，但如封演所指那樣，有了《茶經》，才有茶道和茶道大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也可以把《茶經》看作是我國第一本茶道的專着。在《茶經》中除講到如何選茶、擇水、用火、設具和飲用茶葉之法以外，還提到了“茶性儉”，“爲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①。這即是說，在《茶經》和最初的茶道中。陸羽和大家在講究飲茶之法的同時，一開始就提到和就具有精神的一面，而這精神的一面，不是來之于其他，恰好正是從茶文化的澱積中承繼過來的。《茶經》提出的茶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換句話說。也就是要求飲茶者，飲茶時要修心養性，效做這樣的人。陸羽《茶經》中飲茶之道要求做精行儉德之人的這條，如溯其源，我們由《晉書》桓溫和陸納傳以茶果待客和伴酒并視之爲是“素業”，即可找到其根緣。當然，當時在中唐陸羽、皎然等倡導茶道之時，關于茶道文化的精神内涵，并不隻是要求做“儉德”之人一點，至少從皎然的看法中——“唯有丹丘”才知茶道的“全爾真”，其内容自然是極其豐厚的。8世紀繼陸羽《茶經》之後唐朝的另一本茶書《茶述》，其對茶和茶文化特點的概括:“其性精清，其味浩潔，其用滌煩，其功緻和，參百品而不混，越衆飲而獨高”這幾句，對茶道在物質上如何更好愉悅人生，在精神上如何自我陶冶修養，說直接些，有點現在茶道宣揚的“和敬清寂”的韻味了。
我的日本學友，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的倉澤行洋教授，前不久在其一篇有關日本茶道文化的序言中稱，“日本茶道是出生于中國的，她的母親就是中國茶道”①。據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系滕軍博士在《日本茶道文化概論》中考定，茶和茶葉文化從中國傳至日本，大緻在“8世紀末、9世紀初期”是毫無問題的；如果這一時間不錯，茶傳至日本的時間，也是在茶道一詞和我們上說唐代茶道文化出現二三十年以後，中國的“茶道”一詞和茶道内涵，當也是這時和中國的茶籽茶種一起傳到日本的。這裏需要一提的是中國和日本茶道的傳衍，史實和上引倉澤行洋先生的結論是那麽的奇妙和巧合:日本茶道的确是出生于中國，而且還應該說是中國茶道的“獨生女兒”，自從遠嫁日本以後，茶道在日本的國土上得到了綿延和發展，但在其故土中國，雖然講究飲茶之道的實際茶道一直長存，但如日本那樣的以茶道之名的“茶道”，似乎在唐代中期出現和發光一段以後，一直沒有興盛起來。(未完待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