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大守賣完松栗蘑之後有一千九百二十兩現銀，隻花了區區一百兩買天地和春大交歡圖。這隻能說是開胃小菜，餐前酒。

剩下的一千多兩銀子還是要做點正經生意的，以穿越者的見識，不能平地生錢，十倍厚利，穿個屁！

以前那是沒條件，買條鲅魚還要被封建主義的行會專賣制度暴捶一頓。如今洪大守有條件了，還那麽廢就真的對不起各位了。

古往今來那麽多，根本數不盡的發财故事，加上洪大守傍上的闵廷爀這麽大的保護傘，什麽生意不好做。

而且洪大守連天地和春大交歡圖都賣了，底線再突破一點也沒什麽嘛。

大不了回國以後，找個小個的菩薩，給他再塑金身不就好了。一克黃金可以敲兩平米的金箔，如今就算沒這技術，敲半平米的金箔問題總不大吧。給菩薩貼金身花不了幾兩金子。

如今燕京的書鋪裏面可不光是賣彩繪插圖，還賣話本。當然此話本非彼話本，如今的話本那必須得帶美妙插圖啊！

清代流行版本的《西廂記》、《金瓶梅》、《西遊記》這些書，你們以爲是閹割版的？以爲是那種素素淨淨，清清爽爽的中小學生古典名著讀物？

可能嗎？

别以爲隻有什麽“大郎，喝藥了！”

類似于什麽盤絲洞蜘蛛精大戰孫悟空，李瓶兒月下幽會西門慶，什麽小紅娘棋盤月夜送張生。

不幹不淨，看了高興。

加上還有各種插圖，哎呦！那個滋味，不提了好吧。咱們洪大守是正經讀書人，這不是爲了學習天朝上國先進小說文化嘛。

這些書不僅小市民愛看，崇德年間，黃台吉親自下诏書。要求翻譯《話本西廂記》、《話本金瓶梅》等古典名著小說給八旗親貴閱讀。以當時那些鞑子的文化水平，洪大守敢保證肯定是插圖版的。

到是順治五年以後，假正經起來了，禁止傳播小說了。可實際上也沒怎麽管，畢竟市場在這，想看小說娛樂的大有人在。

乾隆時代那麽誇張的xx獄，都不能把小說給消滅掉，反而還越來越興旺。

但是還是要說一句。

寫小說是要充軍的！

寫小說是要抄家的！

寫小說是要砍頭的！

寫小說除了不掙錢，還有生命危險，太難了！

洪大守還好沒有穿滿清，穿的是李朝。李朝對于小說的态度是什麽樣的呢？社會上小說的大環境又如何呢？

用正宗大王時宰相蔡濟恭【注1】的原話就是“竊觀近世閨閤之競以爲能事者，惟稗說是崇。日加月增，千百其種，儈家以是淨寫，凡有借覽，辄收其直以爲利。婦女無見識，或賣钗钏，或求債銅，争相贳來，以消永日，不知有酒食之議，組紃之責者往往皆是。”

這位蔡宰相估計是家裏的某位婦女，沉迷小說無法自拔，然後憤而上書。當時還是吏曹參議、左副承旨的金祖淳因此還和他大撕了一場。

誰叫金祖淳自己也寫小說啊！（小說《五台劍俠傳》）

十九世紀的李朝的确是小說極爲盛行的時期，漢文讀解能力不高的女性與平民是諺文小說的主要讀者。

當時流行的也主要是漢文小說轉譯爲諺文的故事，純諺文創作的故事雖也存在，但數量并不是那麽多，例如《興夫傳》、《春香傳》這類從盤索裏而來的故事。當時普遍的是通過手抄的形式進行流通。

由于書店到十九世紀晚期才在李朝出現，在這之前的書籍流通，主要是通過名爲“贳冊房”的店鋪進行，即早期的租書屋。同時，在書籍交易中還活躍着名爲“書儈”的遊走于買家與賣家之間的書籍中介商。

洪大守自然是準備把能買到的小說話本，以及各種戲劇的劇本打包帶回李朝。都不用翻譯，到漢陽找書儈，人家自然會自己翻譯。

弄上幾十上百部，尤其是那種帶美妙插圖的小說話本回去。不求能暴富，混個四五倍的利潤完全沒問題。

與其把這個錢讓給别人賺，洪大守幹嘛不去自己賺。

這都是曆史上寫明了能發财的路子，洪大守不去做就是傻的。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趁此機會多多汲取養分，這三千裏路豈不是白走了。

先把天地和春大交歡圖們好好地整理在一個書箱内，統共加起來不到三十斤。太輕了，再想想他們的價格，實在是美滋滋。

然後就是小說話本了，這些書隻要各自買上兩套就好了。一套收藏自己打發時間以及備用，另一套呢就拿去交給書儈們兜售。

書籍這個東西到了清代真的不是什麽太昂貴的東西了，由于印刷技術的不斷提升，造紙水平的提高，以及紙産量的增加。幾十套書也要不了百十兩銀子，打包買肯定還有打折。

尤其重要的是把那些插圖的雕版帶回去，這個玩意兒價格就要貴上不少，而且洪大守一時還真不一定能買到。

人家印書坊吃飯的家夥，不過一塊梨木雕的版，至多也就一禮拜就能雕好。要不是因爲雕的是美妙的插圖，指不定更快。

不過雕版比書籍而言，重的多的多。不過就算再重也要帶，沒有那些不幹不淨的插圖，看小說的樂趣可就少了一大半。

如此這般算來，這些東西就要三四百斤。洪大守兩匹馬肯定馱不完，還要去買兩頭騾子。

爲什麽洪大守明明在花錢，卻感覺自己這麽快樂呢？

【注1】蔡濟恭（1720-1799），字伯規，号樊岩。英祖十九年（1743）廷試文科及第，當時即爲世孫講讀經史，乃是正祖之老師。正祖即位後，深得信任，爲正祖頗爲倚重的心腹重臣，曆任兵曹判書、奎章閣提學、水原留守、左議政等要職，多次出使北京。

重點是此人雖然是實際執掌朝政的宰相，且也認爲天主教爲邪學。但他由于相對開明和包容的品德，不僅在實際上保護了天主教的教徒，實際上還推動了西洋科學在李朝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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