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笑夫和老師同學一起，參觀完了德國館之後，前往參觀日本館。

在路上，滬上交大得常主任介紹道：

“2010年滬上世博會是一場跨文化交流與傳播的盛會，世博會運營過程中，幾乎熱門一點的場館都需要排隊2-3小時。

不同于其他展館，日本館采用特殊的遊客準入及參觀方式，彰顯特色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麻煩，使得排隊參觀過程發生幾個不太愉快的小插曲。”

孫教授問道：“什麽小插曲呀？”

常主任說：

“比如:進入場館後繼續排隊，遊客大呼上當。

在場館外排隊秩序還好，和其他熱門場館差不多，雖然烈日當頭，但由于提前被告知需要排隊至少3小時，遊客們基本上能保持一定的耐性，在圍欄形成的蛇形通道中基本能保持隊形。

日本館的獨特之處在于場館内部第一層也是等待區，當熱情的遊客迫不及待湧進場館發現不過是進入第二階段的排隊環節，而且幾乎是每半個小時隊伍才動一次，這點和其他館總是在動的排隊方式有明顯不同便開始有人大呼上當。

場館内通道設置得較寬，導緻本來成型的隊伍變成一團一團擁擠的人群，在密閉的空間内空氣不流通，人群比在場館外越發擁擠。

一樓等待區設置了多處電子屏重複播放日本企業的廣告及場館的介紹，人群便開始騷動，情緒出現不穩定。

其實相鄰的韓國館場館一樓也設置爲等待區，但是半開放式的空間設計使得遊客從場外也能看見裏面的情形，有一個心理預期。

而日本館封閉式的空間給場館一樓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遊客經過長時間等待進入場館發現不過是更擁擠的等待區和廣告區，自然會産生情緒波動。”

孫教授道：“人家本來是爲了遊客着想，盡可能減少遊客在戶外等候曬太陽的時間，結果去适得其反！”

常主任說：“是的！是的！”

王立志同學說：“場館内通道設置得較寬，導緻本來成型的隊伍變成一團一團擁擠的人群，在密閉的空間内空氣不流通，人群比在場館外越發擁擠。這個問題其實很容易改進，可以設置相對狹窄得通道，減少擁堵人群啊！”

常主任道：“好像他們正在做這方面的改進。”

孫教授問道：“還有什麽小插曲呀？”

常主任說：

“又比如，參觀過程嚴格限制時間，遊客中途退場。

在進入場館之前遊客被告知将進行1小時的參觀，遊客對參觀内容抱有很高的期望。

進入場館之後便走馬觀花迫不及待往前走，想要發現更多有趣的内容，于是在小劇場之前又進行了限流，形成第三個排隊等待區。

滞留的人群進一步激起不滿情緒，開始有遊客要求中途退場，但在這個等待區和場館一樓的等待區是沒有設置中途離場通道的，導緻部分遊客不滿情緒加重。”

李長河道：“看來之前的宣傳不能太過火，還是要低調！”

王立志說：“人們的期望值不能太高，胃口吊高了是不行的。”

常主任接着解釋道：

“所以，在日本館得我國工作者很受委屈。

在不滿情緒爆發的遊客中，有一名遊客開始對工作人員破口大罵，并用到了‘小×本’之類的不雅稱呼，将不滿情緒上升到民族感情層面。

被罵的工作人員其實是我國人，此時也顯得情緒比較激動，并沒有耐心解釋，而是很委屈地回敬了一句：‘有問題你去找場館的日本人去說啊，别找我，你以爲就你是華國人啊？’

而這樣的态度進一步激起人群的不滿，差一點釀成事故。

後來一位日本籍的工作人員拿着大喇叭不停地解釋，不停地告訴遊客不要着急、不要擁擠，躁動的情緒才慢慢平息下來。”

沈笑夫道：“都是人太多了！遊客一多，就容易暴躁。”

王立志道：“那确實！”

孫教授語氣沉重地說：

“這是身份期望差異對跨文化傳播造成的影響。

這叫做他者認知，就是基于不同文化體系的鏡像跨文化交流中的問題，常常出現在對身份的期望存在着文化差異上。

該問題的關鍵還在于陷入了他者認知的牢籠，即從自我文化訴求的視角來解讀他者的身份。

世博會提供了一個跨文化的傳播平台，國家展館就是一名傳者，傳播着本國的文化，遊客就是受衆。

從這個層面來看，以日本館爲例，日本館就是自我，而遊客是他者，館方是以日本文化作爲身份期望參照體系的；

反過來，由于世博會是在我國舉行，日本館整體本身又形成一個他者，遊客中的大多數爲華國人，則是以我國文化的身份期望作爲參照體系。

以華國人爲主體的遊客作爲他者之于日本館，是其自我文化烘托陪襯的對象，也就是日本館将遊客看作一群聽話的、易于組織的、被動接受的大衆。

在場館一樓設置等待區、播放日本企業廣告，對遊客身份的期望是‘既然選擇了日本館，便是對日本文化抱有濃厚興趣的，完全樂意接受場館組織安排的’；

限制參觀時間和自由，對觀看小劇場演出進行限流，對遊客身份的期望則是‘謙和有禮的，講文明守秩序的。'

從頭至尾營造出一種神秘的、秩序井然的氛圍，完全體現日本文化的精髓，整個參觀過程就好像一部精彩的電影，彰顯自身的文化，遊客隻需按要求全盤接受即可，較少考慮到遊客的主動性。

日本館作爲他者之于以華國人爲主體的遊客，是其自我文化獵奇欣賞的對象，也就是遊客抱着新鮮獵奇的心态，想要走馬觀花地了解異國風情，強調主動發現的過程。

遊客對日本館的身份預期是‘開放的、玩具式的、等待發現的’，當在等待區被動接受廣告、參觀過程遭受時間限制時，遊客便感到自身的主動性遭受侵犯，想要反抗、想要逃離。

由此可見，問題的焦點在于對主動權的争奪，而之所以出現主動與被動的區别，是因爲出現了身份的對立，即日本館和遊客雙方從一開始就已經将對方放到對立性的、不可知的、值得懷疑的他者位置；

并根據自身文化群體的特征對其産生身份期望，形成他者鏡像掩蓋了彼此本來的樣子，由于立足于不同的文化體系，他者鏡像必然産生偏差，在鏡像的碰撞中沖突就在所難免了。”

大家沒想到，孫教授居然如此迅速、如此專業地解答了這個問題！

真是大專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