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央宮，宣室殿。

數月以來，大漢各地商貿大興，大司農府和少府征收的賦稅和經營的收益也随之增長了不少。

這一日，大司農耿壽昌和少府卿霍利滿面春風的進宮面聖，二人各自抱着幾份竹簡，準備将今年以來的收入情況向天子劉洵禀報一番。

當天子劉洵看到大司農耿壽昌和少府卿霍利呈報的奏章之後，臉上隻是淡淡一笑，與二人說了一些勉勵的話而已。

天子劉洵的反應如此平淡，實在是出乎了大司農耿壽昌和少府卿霍利的預料。

如今超朝廷的收入增長不少，在應付北征匈奴大戰、興建全國馳道網絡、推廣各式新興産業，每一處都需要耗費大量的錢糧，但是朝廷的盈餘依然可以緩慢的增長，大司農耿壽昌和少府卿霍利對此都很滿意，也非常有成就感。

可是二人想不到，天子劉洵卻對這樣的緩慢增長有些失望。

在天子劉洵的預想之中，此時大漢各地的商貿都已經開始興起了，特别是少府下屬的各處産業，都開始蓬勃的發展起來，按理說朝廷的稅收應該出現大幅度的增長，可是現實卻并不是如此，讓天子劉洵很是驚訝。

忽然天子劉洵想到了此時的稅制問題！

在此時的大漢，稅收的大頭還是人頭稅和農稅，對于商稅隻征收很少的稅額，甚至對很多的商品并不征收賦稅，這就讓朝廷喪失了很大的稅源。

由此，天子劉洵忽然動了改革大漢稅制的想法，便對大司農耿壽昌和少府卿霍利說道：“朕以爲朝廷結餘雖然在持續增長，但是增長的幅度還是不大，這是否與當下朝廷稅制不完善有關？二位愛卿可以議一議！”

大司農耿壽昌和少府卿霍利聞言都是吃了一驚，天家竟然認爲朝廷的收入增長的慢？

二人都是微微一愣，而後大司農耿壽昌拱手說道：“啓奏天家，我大漢的賦稅制度承襲于前秦，而前秦的賦稅制度又從周室諸侯國的制度演變而來，已經很是完備了！”

“朕願聞其詳！”

“諾！”

“啓奏天家，我中國之地，自古以來便實行以土地稅（包括依附于土地的戶稅與丁稅）爲主，以商稅(包括關稅與市稅)爲輔的制度。這一稅制，早在周天子時期便已經出現，到了前秦時期已漸趨完備。”

“前秦典籍《周禮·大宰》有雲：以九賦斂财賄。九賦即指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關市、山澤、币餘等九種賦稅。不過在前秦吞并天下之前，諸侯各國紛争不斷，而各諸侯國卻相繼實行“履畝而稅”的田賦制度。如齊國的“相地而衰征”，即根據土地的好壞或遠近分等級征收田賦；魯國的初稅畝，即不分公田、私田，均按畝繳納租稅；楚國的“量入修賦”，即根據收入的多少征集軍賦；鄭國的“作丘賦”,即按田畝征發軍賦。而後各國爲了應付戰争支出需要，争相進行賦稅制度的改革。例如秦國商鞅變法廢除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和買賣，按土地多少征收田賦，按人丁征戶賦。鼓勵耕織和分戶，對耕織收入多的，免其徭役；一戶有兩個以上成年男丁而不分家的，要加倍征收其賦稅。這些改革，促進了民間商貿的發展，增加了朝廷的收入，爲以後前秦統一六國積攢了充實的國力！”

“而始皇帝兼并天下，便頒布了：使黔首自實田的法令，令所有大戶和有田的農民自報所占有土地的數額，規定每頃土地繳納飼草三石、禾稈兩石。如隐報土地，少繳或不繳租稅，要受到懲處。鄉佐已向農民征收田租而不上報，也以隐匿田畝論處。除田賦外，前秦還征收包括戶賦和口賦在内的人頭稅；并征用大批民夫,如服役于郡縣的“更卒”,服役于中都官的“正卒”，以及屯戍邊境的戍卒。由此百姓的賦稅徭役負擔沉重。”

“如今我大漢的賦稅承襲秦制，但鑒于前秦滅亡的教訓，減低了田賦的稅率,先規定十五稅一,以後又減爲三十稅一。除田賦外，還另有“算賦”、“口賦”、“更賦”等人頭稅。算賦開始于高祖四年，民十五歲至五十六歲每人均出算賦錢,　　一百二十錢爲一算，賈人及奴婢加倍,出二算。到了惠帝六年減輕算賦三分之一。口賦是未成丁的人口稅，孝武皇帝在位期間朝廷對外用兵頻繁,導緻國庫匮乏,于是令民三歲至十四歲出口賦每人二十三錢。”

“此外，朝廷還規定民二十歲開始服徭役，到五十五歲免除，不服役的可一個月出錢二千，謂之更賦。此外，朝廷還征收戶賦，戶賦是在封君食邑内對民戶征收的一種稅，每戶二百錢，供封君列侯享用，不直接列爲朝廷的收入。”

“到了如今，在朝廷的收入之中，主要稅收是田賦和人頭稅，另有名目繁多的商稅和山木等雜稅。其中包括有對商賈手中積存的錢财與貨物征收“算缗錢”，對車船所有者征收“算車船”；對買賣的馬牛羊等牲畜征收牲畜稅，鹽、鐵、酒稅（或專賣）等；還有貨物通過稅即關稅和對市肆、額征收市租。”

大司農耿壽昌洋洋灑灑說了大半個時辰，天子劉洵聽得非常認真，也肯定了自己的想法：大漢朝廷征收的商稅太少了！

如此一來，即便是民間商貿大興，朝廷也征收不到多少稅賦，大頭都被民間的門閥士族和豪強收入囊中了，天子劉洵意識到自己的富國強兵之策并沒有達到目的，反而讓那些豪族變得越來越肥！

接着，少府卿霍利也爲天子劉洵解說了一些關于朝廷賦稅的情況。

早在前秦時期便有成文法典《秦律》，其中有關财政稅收的法律有《田律》、《廄苑律》、《金布律》、《關市律》、《倉律》、《工律》、《徭律》等。對征稅的對象、品目、稅率、納稅人、處罰等都有明确規定。

而大漢在秦律的基礎上發展得更加完備。當年孝武皇帝任用張湯、趙禹等人制定的律令就有三百五十九章之多，對執法犯法官吏的制裁也更加嚴厲。

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在均田的基礎上不斷改革完善。到了宋、元、明、清時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壞，土地兼并之風日盛，在不斷清丈田畝、整理地籍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地、戶、丁稅的合并征收，并加強商稅和鹽、茶、酒等貨物稅的征收制度，從而使商稅與貨物課稅成爲中國封建末期國家财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聽了許多之後，天子劉洵不由得想到了後世曆朝曆代的賦稅制度。

随着華夏手工業的發展，到了宋代以後，工商稅逐漸收成爲各朝财政收入的重要來源，課稅範圍日漸擴大。就征稅物品來說，宋代有谷、帛、金銀鐵、物産等四類二七品。還有鹽、茶、酒、礦産稅課或專賣，對内有關市之稅，對海外商業有市舶課。

到了後世明清兩個時期，進一步對工商各稅課征，沿江河口岸設立關卡征收關稅。滿清設戶部稅關、工部稅關數十座，征稅對象包括衣、食、用物及雜貨等項，還兼收船稅。此外還有落地稅、牙稅、當稅、契稅等雜稅。

由此，天子劉洵聯想到眼下門閥士族和豪強的情況，這些豪族掌控了海量的工坊、商鋪、商隊等等，涉及了眼下能夠賺大錢的各行各業。

所以天子劉洵心中清楚，即便自己開始對商貿征收重稅，對于民間普通百姓的影響也十分有限，出血最大的便是門閥士族、豪強這樣的豪族！

不過天子劉洵也非常清醒，自己一旦開始對商貿征收重稅，便要制定好法律制度，防止門閥士族、豪強将朝廷征收的賦稅轉嫁到平民百姓的頭上，以免自己好心辦壞事！

于是，天子劉洵對大司農耿壽昌和少府卿霍利說道：“朕聽了二位愛卿的講述，覺得眼下朝廷征收的賦稅之中，人頭稅和田稅占了絕大部分，與眼下商貿大興的情況非常不符！所以，朕決定增收商稅，并且開始核查門閥士族、豪強、商賈的财産、産業規模等等，爲開征新商稅做準備！”

大司農耿壽昌和少府卿霍利聞言頓時膽戰心驚，二人驚呼道：“天家這是要重現孝武皇帝的手段！”

大司農耿壽昌和少府卿霍利所說的便是當年孝武皇帝以告缗爲手段，重擊商賈的事情。當年孝武皇帝以此爲手段，幾乎将大漢商賈豪族一網打盡，雖然大大增加了朝廷的收入，但是也讓大漢的商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直到孝昭皇帝時期，經過了十幾年的時間，大漢的商賈階層才緩了過來。

所以此時大司農耿壽昌和少府卿霍利聽了天子劉洵的話，都是吓了一大跳，還以爲天子劉洵是急于弄錢，想要走捷徑了。

天子劉洵看着二人的樣子，大笑起來，說道：“二位愛卿不要多想，朕并不是想要再次實行告缗，而是想要改革大漢的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