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大沽口失守的消息，杏貞恰好在碧桐書院裏面摟着大阿哥，平靜悠閑地看着安茜和帆兒并幾個小宮女在給大阿哥縫制夏天蓋得蘆花被子，聽到了前來報信的如意惶恐的聲音，杏貞歎了口氣，讓陳勝文帶着大阿哥下去午睡，站了起來，“本宮知道了，皇上在叫起見軍機？若是皇上宣召，本宮再去吧，”打發了如意，杏貞吩咐安德海，“拿本宮的鳳印，出園子，讓德齡過來，本宮有事兒吩咐他！”吩咐帆兒，“你送一封信去承恩公府！”衆人紛紛領命而去，杏貞低頭看那個縫了一半的淡紫色蜀錦麒麟童子錦被，歎了口氣。
這樣清閑的日子估計以後再也沒了。
“可笑可笑！”鹹豐皇帝睜着通紅的眼睛，憤怒地在勤政殿裏面來回踱步，“這譚廷襄無用，居然羁絆不住洋人；僧格林沁更是無用，炮台已經交給他三個月，還是如此無能，擋不住洋人的軍船！傳旨，譚廷襄革職充軍，剝去僧格林沁三眼花翎，降爲郡王！”說完了對兩個大臣的處置，皇帝平複了些心情，對着整齊地伏在金磚上的軍機大臣們喝道：“眼下該怎麽辦？彭蘊章你先說！”
彭蘊章先是用力地磕了個頭，“請皇上息怒，保重龍體爲上，”鹹豐皇帝的鼻息重了起來，彭蘊章連忙又開口，“微臣以爲，如今洋人勢大，還是以保全爲上，可派一名善于洋務之人前往天津，看看洋人那些條款，若是不損****國體，答應了他們也可見中國氣度。”
柏葰、穆蔭、杜翰、匡源一幹軍機大臣俯首表示同意領班軍機的意見，諸王大臣也是無謂，皆是俯首稱是，隻有肅順矯然不群，昂然挺立，大聲地說道：
“皇上，切不可貿然行安撫之事！”
“哦？雨亭，你是個什麽意思？”鹹豐皇帝挑了挑眉毛，盯着肅順，熱切地開口道。
“奴才以爲，這洋人不遠萬裏而來，定然是圖謀深遠，單單從公使駐京這事兒看來，其心可誅！”
古代中國乃一泱泱大國，是以儒家思想學說立國治國的。而儒家政治學說的核心思想就是禮。禮儀在當時所起的作用以及在當時人們心中的地位是今人所不能想像的，而外國使臣觐見皇帝所行的跪拜之禮，在曆代都被統治者所重視。因爲它表示着藩屬臣邦對中國天子的誠意。簡言之，中國的傳統外交就是讓夷狄前來磕頭，并由此建立了被費正清先生稱爲朝貢體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稱之爲“磕頭外交”。外國來進貢的那些使臣給中國皇帝磕頭，就會受到禮遇和賞賜；不磕頭，就會受到慢待甚至被驅逐。渤泥國王（今天的文萊一帶）來華朝見明成祖朱棣時就首先按照中國的禮儀制度規矩的行跪拜之禮，而後才能緻辭。其後明成祖對這位渤泥國王有如下觀感：“朕觀其談吐文雅，體貌恭順，舉止合乎禮教，可見他已擺脫了蠻夷習俗……渤泥國王這樣率領妻兒、兄弟、親戚和陪臣。一起跪拜于陛階之下，卻還不曾有過。這位國王精誠所緻，可謂之于神明。”于是乎永樂大帝也賜予渤泥國王以公侯規格的禮遇和豐厚的賞賜。而就是這種跪拜之禮，發展到了清代更是有所加強。清代把觐見皇帝規定的禮儀叩頭次數增加了三倍，即三跪九叩之禮。隻有行這種大禮，也隻有這一種禮儀，才能夠盡到藩屬臣邦對中國天子表示敬意的本分，1793年馬戈爾尼率團訪華，要求觐見乾隆皇帝，但拒絕行三跪九叩之禮，乾隆帝在得知他這一态度後，谕令辦理接待事務的大臣用下述理由來開道對方：“凡是四方藩封之國，前來****進貢和觀光者，不但陪臣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即使是該國的國王親自來朝，也必須躬行此禮……如爾等拘泥本俗，不行此禮，那就不能表示爾國王譴派爾等航海遠來輸誠歸順的誠意。不僅各藩屬國使臣譏笑爾等不懂****禮儀，恐怕我朝官員也不會允許。”最終因馬戈爾尼拒絕行三跪九叩之禮，雙方不歡而散。乾隆帝降旨令其早日出境。當然馬戈爾尼的此行目的也沒有達到，更不用說是受到像渤泥國王那樣的公侯規格的禮遇和豐厚的賞賜了。忒杯緘
鹹豐帝飽讀史書和儒家經典，當然知道這些，更明白三跪九叩之禮是 清朝皇帝接見外國使臣的唯一禮儀。在他眼中，禮代表着上下等級秩序，是自己統治的标志，如果沒有了禮，就連自己皇帝這至高無上的至尊地位都無法解釋。禮在鹹豐帝心中的地位是我們今人所無法想像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詩經》中的這句話實際上就反映了當時中國人心目中的世界觀念，即“天下”的觀念。而天下是“九州分野”以内的華夏人和這一分野之外的夷狄共同構成的。華夏人處于天下的中心，相對于四周的蠻夷來說，他們便是“中國”，中國的皇帝們也便長久地自以爲是“天下共主”《說文解字》稱“夏者，中國之人也。”正是華夏人的自我中心意識的明确闡釋。而四周那些不曾開化的部族，依其與中國的方位關系，則被稱爲北狄、東夷、南蠻、西戎。這樣就形成了華夷國際秩序。而這種關系是不平等的，是嚴格按照三綱五常所要求的君臣關系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千百年來，中國的皇帝們，甚至是庶民百姓都把這種等級性的華夷國際秩序視爲天經地義的。現代意義上的國際觀念是古代中國人所不曾夢想到過的。宋人石介在《中國論》中說：“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内也，天地爲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傳統中國人對華夷秩序的信念是何等的明确和堅定。因而，中國與外邦諸國的關系，隻能是一種“以尊臨卑”的關系，而沒有其他第二中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