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辯出生于漢靈帝熹平五年，父親是漢靈帝劉宏，母親是來自南陽郡宛縣的宮女何氏，所以劉辯是庶出。

皇子劉辯出生後，何氏母以子貴，被封爲貴人，宋皇後被廢兩年後又晉升爲皇後。

在劉辯出生之前，靈帝的皇子們都已夭折，所以皇子辯出生後沒有養在皇宮中，而養在道人史子眇的家裏，不敢叫他的劉辯本名，稱他爲“史侯”。

因爲史道人有道術，何氏想憑借他的道術保護皇子辯。

這些事情，熟悉曆史的趙雲知曉，戲志才并不清楚，賈诩也是經過一番調查才清楚。

既然靈帝都沒有給自己唯一的皇子封王，整一個子虛烏有的史侯，很可能對劉辯不上心。

相反，王貴人出身高貴，盡管不是大世家，在冀州也算是一個豪門，進宮就是美人。

她所生的兒子肯定就是嫡出，而不是劉辯一樣的庶出。

“主公，在高層，有一群人信奉浮屠！”賈诩眼睛眯縫着。

“你的意思是讓那些光頭對付道家？”趙雲啞然。

在漢哀帝元壽元年時，有一位名叫景盧的博士弟子，從月氏王派遣來的使者伊存那裏，聽到了口授的佛經。

“浮屠”即佛的另一譯音。若從文字記載來看，佛教傳入我國至遲在西漢末年，但之前很可能性已經傳入。

現在，一般以東漢明帝永平十年爲佛教傳入我國的标志。

當時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于殿庭，第二天上朝便問群臣到底是何征兆。太史傅毅回答說是西方的神－佛。

皇帝聽了，認爲供佛吉祥，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訪求佛道。

公元67年，蔡愔等于大月氏國遇到迦葉摩騰、竺法蘭兩位法師，就請他們回國弘法。

一行人就用白馬馱着佛像、佛經，返回都洛陽。漢明帝特意建立精舍安置兩位法師，精舍即是白馬寺。

當時“寺”是官署名稱，如大理寺、太常寺等。白馬寺是指一處安排接待外國宗教人士的機構，後來寺就才慢慢成了僧人所居之處。

迦葉摩騰、竺法蘭到達洛陽後，就開始譯經、度僧。

由于迦葉摩騰與竺法蘭是外國人，于漢語不甚精通，翻譯時表達義理也就不太精準，而且數量極少。

他們摘錄幾十段佛語，輯于一冊，即是《四十二章經》。

另外，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一開始就被皇家供養在庭院中，所以佛陀規定的僧團必須托缽乞食，住在阿蘭若處等極重要的規矩，就沒能在中國實行。

又因爲當時同時心随兩位法師出家的人太多，一時間沒有那麽多染衣，于是從一開始漢傳佛教的僧衆就沒能統一着染衣。

以至展一段時間後，就都穿了長袍。

所以，我們漢傳佛教最初的緣起就有其先天性不足：因皇家求世間福報而進入，最能表法的托缽、披衣制一開始就沒确立。經典極少，翻譯亦存在缺陷。

從明帝起直至漢末，佛教基本隻在上層社會小規模内傳播，而且絕大多數人把它當成了求福之法，而未了解到它是能令人了生脫死的實修之寶。

這種情況在外國僧人不斷進入，大量佛經被不斷翻譯出來後，才漸漸有點兒改變。同時，佛教也從皇家上層漸漸滲透至民間，建寺供養者也多起來。

至東漢末桓、靈二帝的時代，西域僧人相繼來到中國，如安世高、安玄從安息國來，支婁迦谶、支曜從月氏國來，竺佛朔從天竺國來，康孟詳從康居來。

由此譯經事業漸盛，佛教的普及範圍也漸廣。

東漢末期的佛典翻譯事業，主要開始于安世高。

安世高本名“清”，是安息國的太子，博學多識，信仰佛教。

當輪到他即位的時候，他卻讓位給叔父出家修道去了。

此人精研阿毗昙，兼習禅定，遊化西域各地，聞名一方。

東漢末大約七十年間，各譯師翻譯的經典涉及大小乘，包括止觀、阿毗昙、佛傳、般若幾方面。

在初期的佛典翻譯當中，一般常用“文”、“質”兩個字作譯文的評語。

“文”是指翻譯時以文辭優美、适合本土習慣爲主，“質”是指以傳達原意精準爲主。安世高、支谶等譯師，大多采用質樸的直譯，文采比後代優秀論師差些。

教自傳入中國，王公貴人中，楚王劉英爲曆史記載中最先祀佛的人，他曾爲佛齋戒祭祀，并曾奉缣帛替人贖罪。

但他對佛之認識仍十分粗淺，既信佛，卻又誦黃老之微言，且曾把佛與孔子、老子一齊祭祀，他又與方士交往。

可見此時漢人之對佛，是把佛教視爲一祭祀方術，以爲其學說隻是鬼神報應之說。

當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傳入，先要在當地人的思想信抑上找到共通點。

而現在中國流行陰陽五行，神仙方士之說，故當時國僧侶到中國時，奇裝異服，對佛像燒香禮拜，誦念人們所不懂之經，在當時人民的心目中，自然被視作方士之類。

而他們舍世的生活方式，也與道家的隐修和回歸自然的思想相似，故當時之佛教是被當作與黃老及神仙道術等相類似的東西，而被漢人民所接受。

永平十年時，明帝曾遺使到天竺求法，并得攝摩騰、竺法蘭把佛經及釋迦立像帶到洛陽。明帝令畫工仿畫佛像并置清涼台收藏，又把佛經藏于蘭台石室，又建白馬寺于洛陽，正式展開佛教在中國的弘法事業。

桓帝時，大力弘揚佛法，雖在宮中黃老浮屠并立祠，及士大夫間也佛老混言，但在他們的重視下，佛教得以在中國迅傳播。

靈帝時，牟子銳志于佛道，兼研老子，著有《牟子理惑論》，以解時人對佛教之疑惑與攻擊，謂“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也。

自此，佛教遂成一幟，漸與道儒分途。

自明帝建成白馬寺後，靈帝亦大造浮屠之祠，以銅造像，黃金塗身，衣以錦采，所建佛閣可容三千餘人，附近各地人在此聽佛和讀經。

每年四月八日浴佛節設酒飯，布施于路，延綿數十裏。

許多佛僧于傳教初期爲求在中國新地上生存與展，盡可能遷就當地固有的文化，采取依附道教，尊重儒學的态度，在記述佛教傳播的史書中，佛道往被相提并論。

自明帝至桓帝時的百年間，始終以黃老浮屠歸爲同一道，更甚者，或以道教教主老子爲佛陀。

另一方面，儒學在漢代己漸居社會思想的主導地位，佛教對之也取尊崇之态度。

如牟子極力以佛教教義迎合儒家，認爲佛教義理與儒家倫理綱常思想是一緻的，自己雖信佛但對儒家的仁孝思想并行，康僧會甚至把仁說爲佛教的最高原則。

東漢時，諸儒往往把佛貶爲“夷狄之術”，認爲其出剃棄妻等行爲不合孝子之道。

而道教也對佛教進行攻擊，除造老子化胡說以證明其資格早于佛教，又指佛僧棄親、抛妻、食不清、行乞丐爲“四毀之行”。

到了東漢末，佛教已趨向獨立，而對道的排斥也進行抗争。

本來對賈诩就很忌憚的戲志才，聽到他對佛教入木三分的分析，不由頭皮麻。

趙雲也在一旁沉吟，半晌沒有說話。(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