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皇帝北巡的多，南巡的少，主要原因是帝國之患在北而不在南，因此并不需要皇帝巡視以收震懾之效。
但也有例外，永樂帝奪得政權之後，爲收江南人心，數次南巡。武宗年少登基，仰慕江南風物，爲了南巡廷杖數十大臣，搞出個“南巡之争”。嘉靖皇帝爲父母合葬事，也南巡了一次，但差點被大火燒死。
隆慶皇帝在位期間短，俺答和議之後虜患緩解，皇帝可以出京——但其身體已經不足以支撐巡視，因此也沒有人提建議。
朱翊鈞通過一次北巡，在政治軍事上雙管齊下，解決了蒙古問題，使得自己具備了巡遊天下的條件。但其時變法事繁，總要坐鎮京師支撐張居正，因此也沒有将南巡提上日程。
如今的大明雖然仍在南征北讨，各項大工程也多，但皇帝南巡的錢還是拿的出來。當然，朱翊鈞手中攥着最大的工商聯合體，也不用朝廷出錢。
如今的大明朝廷，對朱翊鈞這個皇帝近乎沒有約束力：通過新軍和重立樞密院，他牢牢握住了軍權；通過銀章直奏和國安局，他控制着治政權；而通過工商聯合體，皇帝的财權也不受朝廷制約了。
盡管裁撤了東廠、改組了錦衣衛，但以政事堂爲代表的外朝很清楚，皇帝對于國家的掌控力度已經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即便高祖和成祖，在花錢的自由度方面，較之當今也隻能瞠乎其後。
因此，皇帝說要去南京，梁夢龍沒有什麽可置喙的。唯一顧慮的，僅是地方官在迎駕方面大搞花頭，或搞攤派或加雜派，擾亂地方有損聖德。
但梁夢龍又很清楚，今上除了對治國理政有濃厚興趣之外，對享樂之屬并不在意——登基十六年，除了對西苑進行了整饬之外，皇帝并沒有爲了耳目之欲修任何一個園子。
應該說，該着大明中興——這樣的皇帝，除了不聽大臣擺布之外，沒什麽其他毛病了。
如今皇帝靜極思動，做總理大臣的隻能配合了。君臣兩個商量了一番行程，梁夢龍就告退了。
年底前，“揭帖案”以極快的速度定谳。申時行管家宋九酒後作了一首打油詩，将自家主人釘在了“欺師滅祖”的恥辱柱上。盡管宋九本人早被杖斃，但朝廷并未放過他，他的全家被抄，家族被盡數流放。
喬禮維作爲揭帖案的首犯，被判大辟并抄家。因爲皇帝的權力已經高度集中且穩固，因此此次揭帖案并未株連，宋九和喬禮維的家族因此得以幸存，僅被流放而已。
至于隆慶黨案，沈一貫、鄒元标等核心骨幹在申時行的激烈反對下，沒有入獄判刑，但丢官罷職卻免不了。李植、丁此呂、呂東之等黨徒或被降級，或被調去安南、緬甸等帝國邊陲。
申時行杖斃宋九，“出賣”了沈一貫，在風雨飄搖中堅決不辭職，最終仍保住了副相之位。
萬曆十五年年底，清正伯爵海瑞在京師去世，帝甚惜之，以侯爵之禮賜葬。政事堂請旨谥其“忠介”，皇帝以“世人以耿介視之，朕視其‘鏡鑒也’”，因此改其谥爲“忠正”。
本時空的萬曆十五年，波瀾不驚的度過了。
原時空黃仁宇截取的幾個影響曆史的截面與本時空相比，已經完全不同：張居正并未得到清算，萬曆新政升級爲萬曆變法，仍在如火如荼的推進着；帝國面積擴大了數倍，東北、西南進行了大開發，土地矛盾因之得到極大緩解；因爲初級工業化的深入，手工業正在向集中生産過渡；
因爲銀行的成立和龍元的發行，匹配這生産基礎的金融體系也生長出來；因爲格物院的成立，科技出現了井噴；因爲專利法律的頒布，生産技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大明聲威重振，從朝鮮、日本一直到滿剌加，無人敢于輕慢；從東北、西北一直到羅荒野，帝國如同一個終于健康了肌體的巨人，向屬于人類的海洋和廣袤土地伸展出來兩個碩大的拳頭
萬曆十六年春三月十六，聖駕自京師起行。此次南巡，爲免地方迎駕靡費，大部分行程在運河。
萬曆四年漕運改海，朝廷繼續保留運河衙門協調各地維護運河暢通，并改鈔關稅爲地方稅，允許沿河各省收過河錢。因船運加上鈔關之費後仍遠低于陸路，因此沒有了漕運功能的運河繁榮依舊。運河所在地的地方官無保漕之責，而有關稅之惠，立成天下第一等的肥缺。
過了年，政事堂即将鈞旨下達，将皇帝南巡的大緻路線和時間通知各省。随後皇帝也專爲此事下旨，要求各地不得大興土木，擅建行宮，靡費民力。
因南巡經過皇後家鄉蘇州，故李太後就沒有與皇後相争這陪伴的機會。而皇後在側，朱翊鈞也不好意思帶太多妃嫔，隻能由皇後選了幾個老實巴交的伴駕。
陳太後本來要湊熱鬧，奈何入春之後咳嗽不斷，身體難以支撐，隻好陪着李太後在京師守家。太子已經十一歲，身體康健，此次也得以伴駕南巡。
有大臣勸谏皇帝留太子監國以備不測，被朱翊鈞大罵一通後，再無雜音出來。至于伴駕大臣，與皇帝第一次北巡塞罕壩時不同，此次除羅萬化等少數幾個留守之外，總理大臣與尚書近乎全員出動。
此時皇帝已經登基十六年，對朝廷和天下的掌控力遠超其列祖列宗，因此此番出巡僅調萬餘禁軍伴駕護衛，并加一等衛國侯戚繼光爲南巡扈護大臣，統帥伴駕兵将。
如此一來，皇帝、臣工、護衛以及服侍他們的各色人等，整個隊伍輕松超過一萬八千人——這些人吃馬喂的，才是皇帝出巡花費的大頭，畢竟這些人吃穿住行不能湊乎。
浩浩蕩蕩的，船隊綿延二十餘裏。爲皇帝安保萬全，運河北段全部封鎖以加快禦舟行進速度——第一站即設在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