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不單行，福無雙至，真是至理名言。在張蘭以爲自己的苦已經熬到頭了，什麽都走向日程的時候，卻發生了一件怎麽也想不到的災難，讓她的生活和工作完全改觀，最終走向了奔潰。這些到底是怎麽發生的呢？想來真讓人發狂。

一九九五年初夏，天氣悶熱而陰雨連綿。張蘭已經适應了這樣連日不見晴空的天氣。可是平平卻不是這樣的。自從去年初接他到上海，也許是水土不服等原因，他一直小病不斷，低燒、咳嗽。

張蘭心裏着急，寫信告訴遠在北京的清明，向他讨主意。清明回信建議她把孩子送回老家去。一來平平的身體在老家會好一些。二來清波已經上大學，清亮和清漪住校，爸爸常年在外打工難得回家。家裏就媽媽一個人，她心裏孤寂，平平送回去也是個伴兒。平平是她帶大的，祖孫倆感情很深的。

張蘭不願意，回信說農村條件太差，媽媽一個女人在家，連個幫手也沒有，顧了這頭顧不了那頭的，怎麽能看好平平？再說，家裏的大學生一個接着一個，清亮明年又要高考了，也需要錢。媽媽既要給家裏的蘋果樹剪枝打藥，又要種菜種瓜，還要去賣掉換錢。把平平送回去，她能忙得過來嗎？平平越來越大了，男孩子調皮，爬高就低的，他的安全能保證？媽媽老了，能陪下來？

幾次三番，幾次三番，清明拗不過她，隻好依舊讓張蘭帶着孩子，心想你自己争剛強，看你怎麽忙得過來？教書帶孩子，夠你受的。

張蘭這裏年齡大了，實在愛孩子，打破牙向嘴裏吞，隻好要緊牙關熬着。

去年，由于一個女教師請産假，張蘭帶了屆六年級畢業班，會考成績爲全級七個班中的第三。後半年開學，學校又安排她帶畢業班，接替的是一個成績老是全級最後一名的語文老師的班級。

這位老師被下到了一年級當班主任，心裏很不爽，覺得學校不給她面子，讓她在同事面前擡不起頭。可是她的失落都被忽視了。在競争力加劇的當今社會，個人的失落已經不被大家重視了，有的隻是冷漠。

兔死狐悲，張蘭看到這個老師的失落，也感到事态炎涼，越害怕自己被淘汰了。因此她平時工作很認真，每天早早地把平平送到幼兒園等在教室門口，她自己就到學校跟班。幼兒園阿姨爲此抱怨張蘭，批評她同爲教育人員，怎麽不理解她們的辛苦？孩子送來得這麽早，早到一個多小時，出了安全問題誰負責？

爲此，張蘭隻有抱歉地笑笑，爲人家阿姨買些禮物感謝，人家阿姨才不說什麽了。而張蘭自己，又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感到身心疲憊。身體累倒是其次，關鍵是心累，都累得不像活了，隻想找個沒人的地方歇一歇，過一過與世無争，的安靜日子。

在她工作的學校，競争力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一把手劉校長制定了所有的制度，其核心是“一票否決制”。這個“一票否決制”涵蓋的層面是多元的。主要是安全問題和教學成績。教學成績是一項重量級的硬指标，隻要哪個班學生的考試成績上去，其他的問題都好說。

張蘭的搭檔崔老師就是前年評課中打算和張蘭切磋的那位男教師，經常對張蘭發牢騷：“我們這是在幹什麽呀？是在搞教育嗎？是在培養人才還是培養垃圾呢？我們的學生除了做習題，什麽活兒也不會幹。我的侄女已經上大學了，學習成績不錯，可是不會洗衣服和襪子。她每周都要把髒衣服臭襪子裝一袋子帶回家，讓我的嫂嫂洗幹淨晾幹，周一再帶到學校去，真正的廢物一個！我的嫂嫂和老哥還爲他們的女兒自豪呢。

我們學校的狀況還不是一樣？前幾天我叫兩個高個子男生幫我擡一張桌子到辦公室。一個學生說，他沒有擡過桌子，不會擡，不知手握哪裏的好。看我瞪他，他振振有詞地說：老師，我媽媽說“勞心者食于人’，說我學習成績好了，将來會有人給我打下手的。

啧啧，你聽聽，這就是我們面對的學生和新時代的家長。瞧他們的素質和水準。我們苦口婆心地教育他們爲社會做貢獻，十萬言話頂不住家長的一句話。你說，這樣的接班人能擔當勝任嗎？屁，标準的飯桶一個，不過是群好吃懶做的考試能手和寫字機器罷了。”他言辭尖銳，憤世嫉俗。

張蘭默默地聽着，沒有吭聲。她能說什麽呢？心裏五味雜陳，無奈又彷徨，心裏第一次對死抓學生的考試成績這種手段有了質疑。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學校制度乃至整個社會壓力已經對學生的考試成績答成共識，你不抓也得抓。不但要抓，而且要抓徹底。尤其在劉校長手下工作，成績的提升簡直到了極端的地步。他治校森嚴而專制，一切都是他說了算。除過了一些趨炎附勢的親黨之外，别的領導是一個字也不敢說話的。

全國教育形勢要求教師教書從“特色”上入手，劉校長在自己的心目中立馬制定了“特色”計劃。最明顯的就是前面說過的“一票否決制”。你考試成績抓不上去，“一票否決”，你所有的工作成績就算抹殺了。你考試成績上去了，安全工作出了問題，“一票否決”，你别的工作又沒戲了。

如果你的教學成績和安全問題還好，大課間活動沒有搞上去，“一票否決制”，你的勞累又泡湯了。最後，你的各項工作都好，但是你不順毛，和領導頂撞了幾句，和同事拌了幾句嘴，哪怕是輕輕幾句，傳到劉校長的耳朵裏，對不起，“一票否決制”，你所有的貢獻全完了，被一竿子打到了地獄。

由此，在這樣的高壓下，大家工作都提心吊膽的。後來實行工作實效和工資挂鈎，大家更是生活在如履薄冰的恐怖中，害怕一個不慎，那點兒糊口的工資也沒有了。試問，在這樣的氛圍中，教師哪來的工作激情？更不要說發揮其主觀能動性了。大家都機械人一般地生活着，唯恐哪一天禍事落到自己的頭上，來個“組織處理”，讓你吃不了兜着走。如果你在大會上被點名，強迫作檢讨，會後回到辦公室，都感覺空氣冷飕飕的，好像若幹年前的右派一樣，日子非常難熬。

大家被“一票否決制”整怕了，平時情緒都非常低落，在辦公室很少說笑的。“莫談國事”更是成了口頭禅，甚至半路遇見也“道路以目”，不敢多言，害怕是非上身。在這種氛圍下，區上年年六年級會考，這個學校都是倒數第一。

教師是社會的弱勢群體，沒有人能保護他們的權利，但是社會對他們的期望值卻非常高，高到超出她們的承受力。學校有個屁大的事情，家長就告到了教育局或法院，而且一告就告倒了。對張蘭這樣的弱勢中的弱勢女教師來說，更是絲毫沒有還手之力，天生是任人宰割的命。

如此這般，教育局還是覺得對教師的要求不夠嚴格，下達了“城鄉置換交流”的政策。要求把年終排名在最後的教師下放到邊遠山區鍛煉一年。如果鍛煉效果沒有顯著進步，就永遠留在鄉下了。

這樣，全校教師更是人人自危，驚恐萬分，隻有死命地抓成績，抓安全，看領導眼色行事，唯恐被“一票否決制”招呼到，從而被下放到鄉下，這樣家庭工作兩不顧，還有什麽活頭？

這樣的政策，這對剛走上工作崗位的小青年還好說，可把張蘭這樣的女教師吓壞了。她已經到了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負擔那麽重，沒有了當年的精力和豪氣來折騰了。想想被下放到邊遠山區，她就頭皮發麻。她到了那裏，平平誰照料呢？再說，還鍛煉什麽呢？她當年在窮山溝已經奉獻了十年青春，該經曆的也已經經曆了，現在怎麽着也得喘口氣吧？

可事情的發展往往就是這麽奇妙。在大家的料想中，下鄉鍛煉的人員也許真的是那種口碑不好、吊兒郎當不好好工作的同行。但是恰恰相反，這樣的人往往在逍遙自在地繼續在原單位上班，而當頭棒喝的往往是張蘭這樣的“老實蛋蛋”。

城鄉置換交流的政策下發不久，張蘭就聽說一個學校非常激進，爲了響應上面号召，把排在末尾的三名剛滿産假的女教師發配到了邊遠山區。她們當初爲了貢獻社會，晚婚晚育，沒想到落下個這樣的結果。三十多歲生了個孩子，因爲産假被排在了末尾。大家在教育局哭泣，有什麽辦法？勞工法不是每個人都能依靠的。她們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隻好哭泣着下鄉去了畢竟這個飯碗來之不易，十年寒窗不能白讀啊。

兩個月後，張蘭聽說一個女教師由于所處的山區邊遠，無法照料孩子，托人照看，最後患急性病夭折了。這位教師自己由于患有子宮疾病，也不能再生育了，成了失獨家庭。

鑒于以上所見所感，張蘭越發心驚肉跳了。

但是劉校長不這樣想，他陰沉沉地覺得這個政策不錯，是體現自己大權在握的時候了。他在教師的各項考核指标上圈圈點點，讓他們恐怖到極點，暗中潛規則得越厲害了。不是麽？劉校長刀子利，這在全校是有名的。

張蘭沒有清明的參謀指示，她一個女人家，不敢輕舉妄動，就沒有拜訪過人家，一次也沒有，就爲她後來的禍患種下了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