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戶部的賬面上，大明現在處于一個很尴尬的局面。也幸虧大明最近這幾年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戰争和災荒，否則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爲什麽會發生财政困難？難道說自己領導的國家，賦稅收入居然還無法應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災害以及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麽？要知道曆史上許多比大明小得多的國家，進行更大規模的連年軍事行動都尚且遊刃有餘。

難道自己真的不是一個做皇帝的料嗎？朱标當時心裏就有些挫敗感，他聽懂了陳瑄的暗示，要不是洪武年間留下的底蘊，恐怕景泰朝已經出了更大的問題，其中主要一個原因，就是皇帝不會斂财。

爲什麽在洪武年間的時候，國家進行大規模的建設，發動大規模的對外戰争，以及發生饑荒的時候赈濟災民沒有任何問題。而到了現在就不行了呢？

難道是因爲自己能力的問題嗎，經濟處于不斷衰退中？

可這顯然背離了事實，怎麽會這樣，大臣們不是都告訴自己，現在大明經濟的繁榮，生産力的發達更是達到了一個高峰，洪武年間與之相比是望塵莫及，但這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陳瑄所暗示的呢？

陳瑄當上戶部尚書不是偶然的，是一份奏折引起了朱标的注意，那是景泰二十四年，陳瑄在戶部侍郎的職位上上奏，請皇上注意到大明幾十年來的賦稅收入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國家的賦稅沒有随着人口的增長而增長，收入基本不變。開支卻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這樣當然就造成一定的困難……。

朱标從那時才注意到自己所領導的帝國處于一個十分尴尬的位置。雖然鼓勵商賈。發展海上貿易，但是國家商業稅收入竟然比洪武年間隻是多了一點。

沿襲朱元璋的規定。“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爲了進一步的調動商賈的積極性，朱标進一步的放松了對民間稅收的管制，比如說：婚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

對日用品的生産和流通采取輕稅政策，對商業和商人采取了保護措施，定商稅，還規定書籍筆墨農具。……、舟車絲布之類皆免稅，并下令裁撤稅課司局四百餘處，使商稅大大簡約。

而朱标又利用建立的海關，統一了稅收，減輕了商賈們的負擔，這一切雖然鼓勵了商賈，但是無疑也打擊了國家的稅收政策，以另一個時空納稅人的身份來衡量一個收稅者的心裏，國家怎麽能不尴尬呢？

因爲朱标的大包大攬。朝廷不但要維系正常的運作，而且要兼顧勇王朱棣的絕大部分軍需，因爲這是朱标的承諾，也是維護朱棣在異族大軍中的威望。這部分開支已經是很大了。

作爲一個仁君。朱标每逢災荒之年，對于災荒之地的救濟、重建都大包大攬在朝廷身上。還是皇室隊伍中的成員日益壯大……等等很多種因素，讓朱标陷入了爲難之中。

仔細的反思了自己的錯誤。才發現自己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誤，身爲一個九五之尊的統治者。卻大部分的時間用一個被統治者的思路處理事情。

而在接下來的不斷了解中，朱标越來越感到對自己能力的懷疑。

曆朝各代中國家财政收入中的大頭。也就是鹽茶專賣，到了如今，政府卻獲利極少。

因爲官營食鹽根本無望截斷私鹽市場，因爲正鹽的價格毫無競争力。在大明，私鹽販賣在一些地區已經有固定的市場，由于朝廷投資不足和接連的管理失誤而受到妨礙，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獲得的全部資源。盡管這些資源十分豐富，可以想象其具有無限的發展潛力，但是專賣制度無力去開發這些資源。

朱标卻沒有正确面對這個問題，缺少經濟知識的他，雖然接到了很多大臣們的奏折，言明私鹽對于朝廷财政的危害，但是以爲有海關，而私鹽問題在另一個時空的幾百年後依舊沒有解決，所以朱标索性放開了價格，來打擊私鹽的猖獗。

價格越低私鹽的利潤也越低，相對而言私鹽販子就會少了很多，而價格低的最終受益人始終是老百姓，因爲大家都可以吃到便宜的食鹽了。

所以朱标一直的思想就是降低價格和私鹽競争，努力縮小兩者之間的價格差距，并一直認爲自己作的不錯，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是一柄雙刃劍，雖然傷了私鹽販子的利益，但是也大大損害了官營食鹽的收入。

至于茶葉方面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憐，雖然在洪武年末殺了販賣私鹽的驸馬都尉歐陽倫，但是現在依舊沒有改善，戶部拿出四川的數據就可以說明一切了，在四川課稅的茶葉數量超過五百萬斤，還不包括朝廷的官方茶園生産的茶葉。然而到了近幾年，每季四川征收的茶葉收入總共還不超過二十萬貫。不可否認的是廣泛存在私販茶葉現象。其他省份的茶課也是名存實亡。

按照道理說，稅收本身就低，但是偷稅漏稅現象卻相當普遍。海關雖然成立，朱标又大量的啓用了兼容商賈的永嘉學派爲主要官員，但是朱标從内廠受命之後，專門查探得知一個十分不好的消息。

兼容商賈不一定是懂得經營，大明的海關本來就是在朱标懵懵而懂的情況下建立的，再加上他身爲皇帝，不能整日把精力投放在這個上面，也沒有明确的昭示，因爲朱标本身也不懂得這個。

受到陳瑄提醒，朱标命令内廠查探海關的工作流程以及其弊端，才知道：在海關沒有堆放、過磅和檢查貨物的房間，也不需從船上取出貨物。隻察看一下并根據商人的簿冊，征收一筆适當的稅。

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帶着奴仆，載運五、六口箱子以及許多其他物品。他從一地赴另一地時，一般都把東西留在船上，并不打開檢查，更不付稅。

朱标聽了之後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這對另一個時空中的歐洲的海關和稅務所是一個嘲笑，據朱标的記憶，歐洲的窮旅客遭到兇狠野蠻的劫掠搜奪，随身攜帶的所有東西還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稅。儒家的寬容正是商賈們斂财的溫床啊。

這樣能收多少稅，所謂檢查商人的貨物不過是走走形式。基本上商人自己願意交多少就交多少。甚至如果假裝不是商人，那就無論帶多少貨物都不會被征稅。在這種裝裝樣子的檢查之下，大量偷稅漏稅的行爲恐怕是占所有商業交易的絕大部分了。

而許多偷稅漏稅行爲甚至是海關官員故意鼓勵的結果，他們似乎覺得隻要自己征收來的那點東西可以交差就行了，其他就不管了，内廠彙報了一個怪誕事情，讓朱标不知道該怎麽評論自己的政策了。

朱标不想變成一個橫征暴斂的昏君，代價就是一個十分可憐的仁君了。他爲了規範海關的稅收政策，曾經規定海關的定額收稅。由于害怕官員們以稅收增高作爲政績，作爲向上攀爬的主要依據，朱标曾經處理過幾個收入過高，但是手腳又不幹淨的海關官員。

但是官員們揣測聖意之下。竟然得出了一個結論，變成了一個潛規則，那就是征稅多了皇上不喜歡。并揣測出皇上的稅收底限，給自己定了任務。

一旦完成定額。就減少對商人抽稅。在杭州有一個海關官員，他采取了一項更爲驚人的改革。在三個月内完成定額之後，在本年度餘下時間内啓關任商賈往來。而在威海那裏的海關官員，更是建立了一個令人敬佩的制度，讓商人自己寫下自己的收入進行稅收評估。

這還是商賈衆多的海關之情況，從内廠的調查所得出，現在有的海關竟然入不敷出，也就是收來的稅還不夠海關内部發放俸祿和日常辦公所用。

朱标十分慚愧，朱标也十分憤怒。朱标更感到無奈。

慚愧的是自己一個外行領導了一大群的外行，本來一些利國利民的政策，在一些腐儒面前卻變成了危害國家的行爲，自己想把大明塑造成一個理想的朱氏王朝，但是現實就是現實，現在大明更是很少有人向陳瑄這樣看的深邃。

憤怒的就是自己寬松的政策，導緻了官員們的急速腐化，再加上大明的相對穩定，而自己的精力又都集中在正在進行着的大航海計劃，和西方的溝通。作爲一個人，精力畢竟有限，顧不了這麽多，長久的安逸使官員們更加的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海關官員的表現就是一個例子。

而無奈的就是，自己一直拿另一個時空幾百年後的想法試圖改變大明，大明發展的步伐太快了，從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大明的人口又六千萬增長到一萬萬四千五百七十六萬餘人，已經翻了一番就可以看出，但是又缺少必需的人才儲備和軟硬性條件，再加上皇帝集權之下，都在等待着自己的诏谕，所以使一切都變了味。

這時，朱标才感覺到，治理一個國家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也難怪曆朝各代都是盛世少而亂世多了。但是這一切有借口的，唯一令朱标不能接受的是，農民的僅僅溫飽卻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朱标設想着大明在自己的統治之下，首先在減低稅賦的前提下，朱标在景泰十三年下诏：農民繳納田賦不必繳納糧食，隻需繳納相對應的寶鈔即可。

他以爲這樣免除了百姓的奔波之苦，也免除了官員的從中克扣，百姓家裏有糧食，自然想什麽時間買都行，而商人也會上門收購，那樣可以避免了百姓受剝削，到了大明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朱标會在相應的時間下诏免除農業稅，或者诏谕下一任皇帝來免除農業稅，那樣對于民計民生都會有好處。

但恰恰就是這一條，令朱标最爲傷心。因爲這一條是朱标最爲得意的，但也直接造成了百姓生活的僅僅溫飽。還是沒有餘糧的儲存。

朱标的出發點是好的，在衡量了各種利弊之後。根據田地畝産，終于決定将農業各種稅賦合并。在改制之初，大明農業稅賦除了基本稅外，還要加上其他的攤派和負擔，比如均平錢（這主要針對富有的田主），取代勞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銀，還有驿站供給，民壯等等。大約有十四種附加稅。

根據各種數據。朱标耗了很久，終于制定出自己比較滿意的稅率。對那些少于三十畝土地但主要是下等地的、以及家裏不多于兩個成年男子的百姓來說，稅收負擔通常不到他們糧食收成的半成，也就是百分之五左右。對一個擁有三百畝土地，而且主要是上等田，以及戶中有五六個成年男子的中等農家而言，他的稅收負擔接近于他糧食收成的一成左右，也就是百分之十。

這主要是爲了打擊土地兼并，田地越多。所要繳納的稅賦比例也随之增加。根據這些數據，朱标準備好以後，提交内閣議論關于農業賦稅折合成寶鈔來交納的議案，并迅速通過。朱标覺得。将實物稅轉變爲貨币稅可能更爲合适以後進行改革。

但恰恰是這個十分英明的決定，造成了朝廷和百姓兩百俱傷，現在思考起來。似乎是大明準備不充沛的原因，朱标所邁出的步伐過大了。

因爲既然農業稅是折合成寶鈔上交。那麽要交納賦稅，就首先必須把收獲的糧食賣掉。于是到了每年征收賦稅的時候，市場上賣出的糧食驟然增多，導緻糧價不斷下跌，農民隻有賣出比正常價格時候更多的糧食才能獲得交納賦稅所需要的寶鈔，而到了征收賦稅的時段過去，市場上的糧食減少，于是價格又會上升。

這種現象在陳瑄的奏折中就舉了這麽一個例子：山東汾上縣收獲之後，很快就到了稅收期限，這時候的小麥價格從正常的每石七百文寶鈔降到每石四百三十文寶鈔左右，大麥則從每石四百文寶鈔降到每石二百五十文左右。三個月後價格又回到了正常的水平。

稅收折銀以後，繳納賦稅之時，農民爲了交稅，不得不以低價出賣糧食，獲得錢鈔，于是納稅期糧食價格下降；當納稅期一過，糧食價格立即上漲，造成了農民生活的困難。這并非僅僅發生一個地區，全國各地都是如此，在江南，這種由于交納賦稅造成的糧食價格波動還要劇烈。

那麽由此造成的是什麽結果呢？朝廷是不是因爲農民因爲糧價降低而不得不賣出更多的糧食而獲得收益呢？

恰恰相反！朝廷從中并沒有得到任何好處！不妨作個假設，假如農民賣出一百石的糧食，這時候糧價是每石四百三十文寶鈔，得到的寶鈔是四十貫左右，上交給朝廷。而等朝廷拿到這四十貫的時候，并用于支出各種開銷的時候，正好是過了稅收時期，糧價回到正常水平，甚至高于正常水平。如果用這四十貫寶鈔到市場上去買糧食的話，假如糧價是七百文寶鈔，隻能買到六十石左右的糧食。

于是在農民那裏，交的稅是一百石，而實際上朝廷真正收到隻有六十石左右。那麽當中四十石的好處跑到哪裏去了？顯然就是跑到那些買進賣出的商人那裏去了。

糧價的時間差異會造成這種農民負擔沒有減輕，而政府收入也沒有因此增加甚至反而減少的結果。真正從中獲取利益是商人。

同樣南北糧價的差異也會造成類似的結果。這種糧價波動造成的影響對于解釋爲什麽朝廷實際收到的賦稅很低，而農民實際的交納的賦稅其實并沒有那麽低，應該還是比較有力的。這裏面的差額實際上是被商人拿去了。

好心辦壞事的故事多了，但是朱标卻是明明白白、結結實實的帶領着朝廷做了一回冤大頭，本來的惠民之舉，變成了害民肥商的舉措。

他恨商賈的唯利是圖，但是也明白是自己沒有引導好，一個龐大的國家，的确不是一個人集權之後就能管理下來的。其中，幾千年來的儒家文化造就了文官階層的散漫和放任主義思想。

這些文官階層不是沒有思路，而是将思路全部固化在皇帝一個人的身上，依賴于皇帝一個人的意志行事，少了大膽的創新，比如說海關是國家稅收的一個開源主要渠道，但是到後來，卻成爲官員們濫裝好人之地。

可能這些官員中也不乏有清廉之士，而且不是少數，但是以爲領悟到了皇帝的仁政思想，就在那裏濫充好人，任由商賈來往，以象征性的海關稅收來表示皇上的仁德，其實這些官員得到好處者不多，從内廠的各方面密報中就可以看出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