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醫鬧”



我從妻子身上感覺到了一些她對我好的變化。這讓我對婚姻充滿了希冀。

國慶節到了,妻子帶着長天回成都呆了幾天,在我們的婚姻生活中,大多數時候我倆是各自過着各自的生活,因此這在過去是少有的。父母還在老家。我們難得有了隻有三口之家在一起團聚的日子。這讓我倍覺珍惜。

妻子不是一個愛做家務事的女人。因此雖然我的網店很忙碌,但還是擠出時間給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人做飯洗碗,偶爾很忙的時候,我也會說:“戴佳,我太忙了,你幫洗下碗吧。”她勉強答應。

我倆也抽時間一起帶着長天在附近玩耍。其間她說:

“我們還沒結婚前,你就知道我不喜歡做家務事。”

“我知道,今天叫你幫忙洗碗也是自己的确太忙了。我以前從不做飯做菜,我也是在爲你改變。你不想做就不做吧。你帶着天天回來就好了。國慶節本來應當帶着你倆一起外出的,一是大假隻能看到人,看不到風景。二是正好國慶期間很多網店店主都出去玩了,我也正好借此機會多掙點錢。我現在沒有能力帶着你們出國旅遊,自己也很過意不去,我很多朋友這個假期都去國外了。”

“我道是無所謂,單位每年都會組織幾次國内國外的旅遊。不過我希望你掙點錢帶着長天出去玩,他慢慢的大了,和班上的小朋友今後也可能會比較這些。”

“嗯,我會努力,我們三人一起出去旅遊也是我最期待和開心的事。”

不管怎樣,我和妻子在向着好的方向發展,雖然我很累,但至少能看到希望。但人的一生總是充滿了意外和不測。

從10月底開始,我沒有再回暧江區,妻子也沒有回成都,這是我倆商量的結果,因爲我要開始準備雙11的購物季了。

11月4日周日下午,妻子打電話告知我,嶽母的腰椎又感覺不适了,她的這病是老問題,去過很多知名的醫院都沒能治好。準備到成都市中心的“東山骨科醫院”就診,嶽父母的老年朋友推薦,這家醫院對這病有專攻。

“明天我的車在三環内限行,你來接送我父母到醫院去吧。”

這些年,成都和全國不少大城市一樣,因爲車多路擠,也開始根據車牌号限行了。我滿口答應,和嶽父嶽母一直缺少溝通,這是個機會。晚上我處理完一些網店的事,到了暧江。第二天清早,我便拉着嶽父嶽母出發了。不巧這段時間成都的各條道路正在大修,不遠的路程直開到中午才來到地處市中心的東山醫院。

這是一家不大的民營醫院,兩棟五層樓高的住院部加上一個停不了多少車的停車場便是整個醫院的架構。挂号安排好病床之後,想到嶽父母都是見多識廣的人,況且也不是很嚴重的病情,而我還得急着回家處理網店事宜,便提前告辭了。

回到家後,我便開始忙碌了起來。雙十一馬上就要到了,網店成交量已經開始上升,接下來的幾天我都忙得天昏地暗。空閑下來時會打電話詢問下嶽母的病情。

周三晚和妻子通話時,卻說已經動了手術。

“那你去看過媽媽沒?”

“還沒,準備明天去。”

“隻有爸爸在照顧她嗎?”

“是的,這次沒通知親戚朋友,怕麻煩别人,況且隻是一個小手術,沒什麽大問題,應當沒多久就會出院了。我爸每天也隻是白天照顧她,晚上會回暧江,她能夠自理,不嚴重。”

“這麽說沒什麽人去看她了,這樣吧,明天我不和你一起去看她,我周五晚把網店的事處理完後再去,這樣她感覺每天都有人去探視,心情要好一些。”

“嗯,這幾天網店生意好吧?”

“很好,非常忙,估計這個雙十一過了,我的店鋪就是‘皇冠’了。”

“那你把你的事情弄好,抽時間去看我媽媽吧。”

“嗯!”

隔天我又問了下嶽母的病情。

“今天去看她時,她感覺有些頭痛,詢問了醫院,說是沒什麽大事,開了些藥,吃了後就沒事了。應當沒什麽問題,我和爸爸現在也都回家了。明天我爸一早去看她。”

“沒事就好,我明晚去看她。”

第二天是11月9日,離雙11還有兩天,成交量更大了些,我緊張地工作着,同時也計劃着晚上去看嶽母。11點左右,手機響了,是妻子的電話:

“我媽媽出事了,今早我爸去醫院時,發現他們正在搶救媽媽,現在已經轉到了華西醫院,華西已經下了病危通知書。你馬上去華西。”

她說這話時緊張而急促,我聽完後倒吸一口涼氣。立即關閉了電腦。我的車是周五限行,于是打了輛出租車前往華西,快要到華西時,又接到了妻子的電話:

“剛才問了陳哥和我姐,這應當是一起醫療事故。怕他們篡改病曆,你馬上找幾個朋友一起去‘東山骨科醫院’,查封我媽媽的病曆。”

陳哥是妻子的一位表姐夫,是暧江區醫院的内科主任。妻子抱養在現在家裏之前原來的家庭中還有一位大姐,大姐同樣也是專業人士,她是暧江區醫院的護士長。兩位專業人士的建議肯定是有道理的,不過妻子讓我找幾位朋友一起去,我的朋友可都是做事的,不是社會上的混混,不會随時有空閑時間,何況成都這麽大,通知到也已經來不及了。事不遲疑,正好,妻子打電話時,出租車剛開過這家醫院不遠,我立即叫司機改變方向。

下車後,我來到嶽母周一住院時病房所在樓層的醫生辦公室,隻見裏面醫生和護士都在緊張地處置着一些資料。他們并不認識我,我也并不理解妻子所謂“查封病曆”的具體意思。于是下意識地吼道:

“我是陳貞淑(嶽母名字)的家屬,我要查封病曆。”

沒想到我這句話讓整個辦公室的醫生護士們全陷入了恐慌。電腦面前的醫生停止了健盤的敲打,整理資料的一位護士緊張地回答我:

“在這兒,我們正在整理。”

我看了下她放在桌上的資料,一大堆文件上,有嶽母的名字。這讓我有些吃驚。在我平常的經驗中,以爲病曆就是看病時醫院那本薄薄的綠色小本,沒想到有這麽大一堆。正在發楞之時,聽到身後有一個熟悉的聲音叫我的名字。回身一看,是妻子的一位親戚,此前見過幾面,他在成都開着一家小型的房地産培訓學校,因爲我也做過房地産行業,所以他算是我在妻子親戚中比較熟悉的一位。他稱呼嶽母爲四娘,我和妻子稱呼他爲坦哥。他好似更有經驗一些,吼道:

“你們不要改了,馬上整理,封起來。我們是家屬,有權查封病曆。”

我和他一起整理了厚厚的病曆,裝訂成冊,醫院也蓋了騎縫章。走出醫院,他說:

“四娘怎麽到這裏就醫。這兒老是出事,我妻子曾在這家醫院短暫做過護士,因爲老出醫療事故,家屬和醫院鬧過好多次,還打過架。她每天在這裏覺得擔驚受怕,後來便辭職換了家醫院。老闆有點涉黑。有一定的實力,雖然這家醫院不算太大,但他們在成都有好幾家連鎖醫院。”

“這次他們怕麻煩親戚朋友,做手術沒有通知其它人,隻有我們小家庭知道。”

“要是告訴我,我肯定不會叫他們來這家醫院就診。”

我倆來到華西,見到妻子和嶽父。妻子很緊張,嶽父在幾位親戚的陪伴下,顯得憔悴而傷心,他向親友們複述着:自己上午九點鍾到醫院時,嶽母已經進了搶救室。這之前毫無征兆,也沒有接到過醫院的電話,搶救亦很不專業。後來應他要求,轉到了華西醫院的急診科。

親友在陸續到來,我和妻子在華西急診科外面最近的一家普通賓館開了幾個房間,備大家休息。親友們都想看看嶽母的狀況,但正搶救的病人是不能探視的。華西的醫生告訴大家的消息也讓我們絕望,“腦幹出血,生存概率基本爲零。”我立即給還在老家縣城的父母打了電話,告知了這一不幸的事情。

東山骨科醫院開車送嶽父嶽母到華西搶救的駕駛員叫鄭強,他和另外一兩位同事一直沒有離開,觀察着我們親友的動态。這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輕小夥,從穿着到氣質透着混社會的味道。妻子在親友的點撥下,要求東山醫院再預繳納部分費用到華西:

“你們再繳一部分費用到華西吧,早先的5000元費用過不了今晚就會用完了。”妻子對鄭強說。

“這個我做不了主。”他不緊不慢有些不屑地回答。

“你做不了主,就給你們醫院打電話。”我有些憤怒地吼道。

鄭強用狠狠的眼光看了我幾眼,最終還是打了電話,約定晚上7點半家屬到東山骨科醫院談判此事。

親友們把嶽父勸回了暧江家中休息一晚。臨走時,情緒低落的嶽父把和醫院談判的事全權交給了坦哥,一來這是他多年信任的晚輩,二來他開辦培訓學校,比較能說會道,第三呢,我想肯定在于嶽父一慣不信任我。

吃晚飯時,大家都食不甘味,坦哥告訴我們,聽他妻子講,鄭強這些員工在東山骨科醫院算是保镖打手一類的角色。每次出現醫療事故,他們醫院離華西很近,如果是家屬要求送到華西,都是鄭強幾人送來,然後他們會一直觀察家屬親友的穿着氣質貴賤态度,據此判斷下一步如何處置,如果他們感覺能壓得下去就會想辦法壓下去,反正是盡量拖時間和少賠錢。

聽到這些,我有些不服氣,同時也感覺到了山雨欲來。

大家草草吃過晚飯。其它親友留在了賓館和醫院等候華西的消息,妻子、我、坦哥一起來到了東山醫院。接待我們的是位副院長,這是位戴着眼鏡的中年男人,還有兩位醫務人員,其中一個是位五十歲左右的女性,她是醫院的醫務長。

談判被安排在東山醫院最頂層五樓最角落的一個大會議室内。幾個回合交鋒,最後院方同意再“墊付”10000元,叫一直守在會議室門外的鄭強等人繳納到華西醫院。這顯然不是我們能夠滿意的結果。但我們三人都不懂醫學,隻好作罷。雙方商量明天下午四點再談。

回到華西的賓館,妻子的大姐和陳哥這兩位醫院的專業人士趕到了。他倆看了我和坦哥查封回的嶽母病曆。一緻道:

“這肯定是醫療事故。”

陳哥甚至問:

“這病曆他們肯定是改過了是吧?”

“是的,我去的時候他們正在改,因爲不懂醫學,我當時沒來得及幹涉,這是不是對他們更有利了。”

“不,這樣反而更好,因爲我們反應得太快,你們去得也太及時,所以他們很多東西還沒有來得及改完,這反而讓這病曆漏洞百出。不改還好點,改了對他們更不利。”

聽到這話,讓大家更有信心了。我們希望第二天的談判大姐和陳哥都能随行。但出于是同行的顧慮,兩人都說暫時不出面。如果談判沒有效果,再出馬。

他們兩人和坦哥回家後,還有一些親友留在了華西外的賓館,我明白這事不是一天兩天能解決,對妻子說:

“今晚我先回家,把我三個店鋪的寶貝下架,估計今天還有一些拍下付款的件,我回去把這些貨裝了,然後一心一意來處理這件事。”

“嗯,還有長天怎麽辦?今天我是托一個表妹在照看他。表妹到周一要上班,沒辦法照顧了。”

“我給爸媽打了電話,他們現在應當已經在火車上了。這段時間天天暫時不上課。由我爸媽照顧。”

回到家,已經是晚上11點鍾。我打開電腦首先把我的三個淘保店鋪所有寶貝下架了。臨近雙11,雖然不在電腦旁,但拍下付款成交了好多筆。我把這些成交的寶貝慢慢分類打包,填寫快遞單子貼上。

已是午夜兩點多,我躺在床上,無法入睡,我計劃小撈一筆的雙十一肯定是泡湯了。而接下來要面對嶽母在華西醫院沒有希望的治療以及和東山醫院的談判。在媒體上已經看到過太多的醫患糾紛,但現在,自己要親自面對了,我明白,雖然和妻子時時冷戰吵鬧,但我是愛她的。在這一刻,我的心和她在一起。

淩晨四點多。我的父母回到了成都。他們接到我電話便購買了火車票,數年來,兩親家走動很少,但在最關健的時候,最厲害的關系人總會第一時間趕到。

整晚我沒有入眠,沒來得及悲傷,大多時候思考着如何和院方談判。第二天天一亮我便開着車來到了華西。妻子也是一夜無眠。晚些時,嶽父也在親友的陪伴下到了華西的急診部。

不一會兒,我父母也來到了我們身邊,這是我父親和嶽父僅有的幾次見面,雖然我母親和嶽母總是力圖維系好兩家的關系,但兩親家因爲男人的面子、從第一次見面後就幾乎很少來往。我父母安慰了一會嶽父,便回家幫着我等候快遞員收取每天必來收的網購快件。

下午四點,我、妻子、坦哥和另外兩位親戚如約再次來到了東山醫院。這次談判很艱難,院方早已有了準備。除了昨天的幾人,他們還把自己的律師安排上了談判桌。不但如此,頭天隻是在會議室外或旁邊辦公室坐着的鄭強幾人今天還坐進了會議室,很明顯,他們欲以紅黑兩道向我們施壓。

律師一口咬定,通過司法途徑解決,沒有結果前不再墊付華西的費用。雖然昨天陳哥和大姐已經向我們指出了所查封病曆顯示的院方責任,但我們幾人不是醫學上的專業人士,面對對方專門打醫患官司的律師,我們無法再談下去。臨走時,坦哥摔出狠話:

“你們這樣沒有誠意,那我們明天也不會是這幾個人來了。”

我也看着鄭強幾人,惡狠狠地說:

“我們并不想鬧事,但看你們這樣子,是想我們把事情鬧大。”

我最後甚至還毫無商量地下了最後通牒:

“明天上午11點,我們會準時到你們醫院,你們做好準備。”

回到華西旁的宿舍,已是晚飯時分。嶽父無心吃飯,讓一倆位親戚陪着在賓館休息,兩桌戴家或陳家的親戚聚在了一起,商量對策,坦哥說:

“明天大家多通知些親戚朋友,這家醫院我了解,如果不給他們壓力,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雖然因爲我和妻子感情的原因,導緻我和她家的親戚接觸不多,但每年過年我都會在她家團年,所以對這些親戚多少了解一些。嶽父戴家的親戚大多文化較高,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但書卷氣太重,且不見得會爲嶽母的事賣命。嶽母陳家的親戚很多還在農村,嶽母是家中老大,多年來對他們照顧有加,他們從感情角度更願意爲嶽母出力,但和嶽父家的親戚一樣,大多身高還沒我高,這樣組合的談判整容不足以對坦哥口中有些“涉黑”的東山醫院形成壓力。

我在成都沒什麽親戚,隻有尋求朋友的幫助了。自從關閉公司失勢以後,數年來,我大多數時候是獨自開着自己的小店或網店,和朋友們的接觸沒以前多了。我開始搜尋我的朋友那些可能願意爲我出頭,而且還要有能壓過鄭強一夥的體型。于是悄悄走出飯館打了一通電話,因爲我不能确信我的這些接近40歲的朋友們是否願意爲我兩肋插一次刀,我不想在妻子和她的親戚面前失去面子。

我首先給大學同學方波和晏積銳打了電話,說明情況。他倆都對我表達了安慰,并表示明天一定到,我把時間确定在早晨10點準時在華西急診部大門口集合。

接下來我給以前房交中心的同事及球友陳好和曾永君打了電話。他們答應了我,也同樣先安慰了我。

此時的李敢,已經把自己的事業發展成了集團公司,坐擁數億資産,他甚至購買了一輛1000萬的勞斯萊斯作爲自己的座駕,且已有了自己的保镖,我想,我還得給他聯系一下。

“李總!”從剛進房交中心時,我們就這樣相互開玩笑稱呼對方,數年來沒有改變過,當然,随着他地位的不斷提高,有時候我們也稱他“李董”。我向他說明了情況,然後道:

“你幫我找幾個人,我需要些兄弟壓下場子。”

“行,不過這幾天十八大,到處都管得嚴,你要把握好分寸。”

“放心,不是真打架,隻是需要身強力壯的兄弟壓陣,力量均衡才打不起來。”

“一會兒我叫曾峰給你聯系,叫他安排他的兄弟。你認識他。”

“謝了,兄弟,我這也是沒辦法了。隻有托幾位朋友幫忙。”

“這沒什麽,隻是你一定要注意分寸,你也知道,打架打到最後其實就是打的錢,比誰錢多。”

“放心,真要是安心打,我就一個人提着兩把菜刀砍人去,不會通知朋友們了。”

曾峰是李敢的保镖,曾經是某個省武警衛戍部隊的,身材魁梧帥氣。在一起吃過幾次飯,因爲是同姓,所以更加相熟一些。

他很快來了電話:

“曾總”,他依照平時李敢稱呼我的口氣叫我道:

“你要多少人,你開下口,要一卡車人都可以拉來,隻是弄出事來得你自己負責,呵呵。”

也許他是在吹牛,也許他真能拉一車人來,我心中想,于是回答道:

“不用太多,太多了我也招待不起,加上你,你再叫上兩個最鐵杆的兄弟。三個就行了,不過得你這種體型相貌的。要壓得住陣。”

他滿口答應。得到了朋友們肯定地回複,我回到了飯館,大家還在商量,爲了給大家注入信心,我對坦哥說:

“我通知了幾個朋友,明天10點前會趕到。”

聽到我這樣說,坦哥總結道:

“我們明天約的是11點到東山醫院談判,大家明天10點準時在華西的門診集合。明天人多,大家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緒。”

人散了,這天晚上我和妻子睡在一張床上,這是一個标間,嶽父睡在另一張床上。在最困難的時候,大家也講究不了那麽多倫理了。再說,嶽父精神處于崩潰的邊緣,他70多了,我們也不放心他獨自一人睡覺。

我和妻子時不時小聲商量明天的對策以及嶽母的狀況。彼此都很緊張,大家都知道明天有可能産生糾紛,這讓緊張情緒加劇。一夜沒有睡覺,也無法入睡,華西在夜間會通知家屬拿幾次藥。

一大早,我的四位朋友和曾峰差不多都在九點左右就趕到了,這讓我非常感動,他們沒有姗姗來遲的怯場。不一會兒,曾峰的兩位兄弟來了,一個差不多185厘米高,一個差不多187厘米高,二十七八年紀,兩人都是劍眉星眼,讓上懷疑是**國旗班的孩子。我把他們先安排在一處大樹底下等着我的消息,引來無數路人關注。這是在四川省的成都市,四川男人的平均身高大約比我171厘米還略矮點,所以7個身高183厘米以上同時結實帥氣的男人在成都平時的街頭并不是很多見。

陳家和戴家的親戚也都到了,男女老幼、有幾十号人,我看到了大家緊張的情緒。我能夠理解大家的心情,畢竟這是要面對坦哥所謂有些“涉黑”的院方,别人有勢力也有經驗。而這些親戚們在我平時的了解中都還算得是遵紀守法老老實實的普通百姓,沒人經曆過這些。和他們相比,可能我年輕時打架的經曆更多一些,連我都緊張,何況他們。所有善良走正道的中國人,又有誰想去面對這種糾紛呢?!

當然,在我心中也有評估,我不相信一家醫院真會如電影中所展示的那樣,請出**大哥,拿着槍或者刀來對付我們,隻要沒有武器,我又怕什麽呢,我家嶽母随時可能會去世,如果他們敢動用武器,我也就敢和他們拼命,我想他們沒那個膽量。

親戚中有一位張哥,以前從沒有見過。是嶽父特意安排的,曾經多年擔任過暧東區工商局一執法大隊隊長,嶽父的意思,他經常處理糾紛,對這種事應當有經驗。

在醫院上班的陳哥和大姐也來了。這讓我們的談判陣容更加完整。坦哥和張哥、陳哥、大姐簡單商量了一下如何談判,我在一側沒有多說話,這種事兒,隻能見機行事,随時都有變數,我暗自想。

我們留下了幾位戴家的親戚陪着嶽父,并随時等着華西關于嶽母情況的通知。大家準備出發了,于是我來到樹下,招集我的朋友們,7位兄弟正閑得無聊,在那兒相互比着身高。

當緊張的親戚們看到我的七位兄弟時,很多人緊張的表情消失了,坦哥也輕松了許多。他是主要的談判人之一,現在我們這談判整容算是完整了,有執法大隊的,有他這位能說會道的校長,還有三甲醫院的心血管科主任、護士長。有一群将要失去親人悲傷的親戚,還有七位足以向院方的保镖施壓的兄弟夥。

我們一行大約三十人,來到了東山骨科醫院。這家醫院不算太大,一走進院方大門,所有的醫生護士都非常驚慌。我們直接走向五樓的會議室。每走過一層樓,院方的工作人員就會慌張。在五樓樓道間,碰到了鄭強,朋友李敢的保镖曾峰顯然看出了對方是“江湖中人”,故意拿出手機作對話狀:

“你們幾十個兄弟都在附近的車上呆着,不要亂行動,我如果打電話,就立馬上來。”

我想他肯定隻是和空氣在說話,但這是在向鄭強施壓。我更佩服他如此有經驗和泰然自若的口氣。後來我聽李敢講,他以前一直在大型娛樂會所做别人的保镖,對處置類似事件,有自己的一套辦法。

雖然并沒有曾峰所謂的幾十個兄弟埋伏在某處,但這們這個陣容也已讓院方感覺到了壓力。院方開始慌張地安排我們入座到會議室。

這會議室中有一個很大的橢圓形會議桌,妻子、陳哥、張哥、大姐、坦哥坐在一排。他們的對面,坐着院方的談判代表那位眼鏡副院長、律師、一位主治醫生及一位科室主任。家屬們圍着會議桌坐了一圈。前排坐不下,不少人坐在了後面。

我和我的兩三個兄弟坐在了靠近大門這一側的後排,院方代表正好背對着我。另外三四個兄弟站在了門口。這是我和他們事先就商量好了的,站着是爲了顯示身高體型,把住大門是爲了以防不測。屋内都基本上坐滿了,鄭強等人沒了入坐的位置,和他在一起的大概有四個所謂的“保衛”,他們呆在了會議室外面最近的一間辦公室,其中一位身高大約有190厘米,且體型壯碩,但這已經無足輕重,我們的陣容更加寵大。

談判還沒開始前,那位女醫務長帶着兩人給每一個家屬朋友送來了一瓶礦泉水,這種待遇前幾次來東山醫院可沒有過。

談判開始了,有了後援,坦哥從第一句話就底氣十足。

“今天來談判,需要院方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解釋。我們家四娘,爲什麽隻是動一個腰椎的小手術,卻最後腦幹出血。”

院方開始從醫學上搪塞。但這次他們失算了。我們也有了專業人士。大姐把手中的病曆扔在桌子上,怒聲說:

“從病曆看,11月8日下午5點,病人聲稱頭痛。主治醫生在這上面寫了,病人有腦溢血的可能,建議立即做腦部ct,你們爲什麽卻沒有做?!爲什麽直到第二天病人丈夫來到醫院時,你們已經開始搶救病人時,這麽長時間院方也沒有通知家屬?!在這麽長時間,你們院方究竟對病人做了些什麽?!”

大姐問了一連串“爲什麽”,這讓東山醫院的談判人員很難招架。主治醫生和科室主任隻好從醫學角度辯解。待他們說了一陣,陳哥拿過我們查封回的病曆,開始逐條指出院方更多的錯誤,作爲一家三甲醫院的科室主任,他的專業水平明顯比對方的代表更高,而也正若他所說,那改了而又沒改完整的病曆,處處都是漏洞,這讓院方更加被動。

從醫學角度講,對方已經完全落敗。于是院方律師接過了話題,他從法律上講道理,執法大隊出身的張哥開始和他交鋒。雖然他沒有律師專業,但也不算落下風。

間或也有其它親戚猛然說上一兩句,談判在緊張地進行。但最後,對方的律師隻是堅持,不再向華西繳納醫療費用,而是一切最後走司法途徑,法院裁決是誰的責任就是誰的責任。律師的話聽來也很有道理,但我們的社會,也許那些冠冕堂皇的話是最沒有道理的。

他強硬地堅持讓談判一度冷場。坦哥幾人擺事實講道理也有些無法再展開,此時談判已經過去了兩個小時,那位副院長好似發表總結陳辭一般說:

“現在已經是中午一點過了,大家都沒有吃飯,今天就這樣吧,我們是法制國家,大家都按法律程序辦事。病人還在華西,如果她走了,我們會發揚人道精神支付2000元給你們,作爲喪葬費。”

他的語氣中透着傲慢和不屑,我已經忍耐了很久,聽到他如此語氣的演講,内心的火苗串了上來。院方發給我的礦泉水我一直沒有心情喝上一滴,他就坐在我的前面,背對着我,我對準他的腦袋,将手中的礦泉水瓶子扔了過去。但我不是練家子,沒有準确擊中他的腦袋,那瓶子打在了他所坐的椅子上,這讓我更無法釋懷。我沖上前去,左手按住他的肩膀,右手狠狠地對準他後腦連續打了兩拳,他的眼鏡被打落下來,滑過大會議桌,一直飛到了對面張哥的面前。

整個過程隻有幾秒鍾時間,所以大家一時都愣住了。我準備再打他的時候,不知是誰把我抱開了。律師是第一個奪門而逃的人,副院長也捂着頭和另兩位院方人員逃出了會議室。

鄭強和他的同夥聽到了打鬧聲,從旁邊的辦公室沖了出來。那位最高大壯實、差不多190厘米高的家夥沖進了會議室,高聲吼“要鬧事嗎,要鬧事嗎!”。但他的兩隻手被我的兩位兄弟一人抓住一隻,鄭強和另兩位同夥被我的其它兄弟堵在了外面。

我努力掙脫抱住我的手,想像小時候剛轉學到縣城時那樣,提起旁邊的椅子去砍那位最高大的家夥,但妻子也加入了抱我的行列。幾個人把我抱住,我無法動彈。我一瞬間地爆發,點燃了嶽母陳家兩位侄兒的憤怒。一位沖到了那位已經被我的兩位兄弟困住了雙手的最高大家夥面前,掐住了他的喉嚨,但他隻有差不多一米六的身高讓他要構上190厘米人的喉嚨就沒有什麽力道了。另一位也沖到了他的面前,但也讓其它親戚抱住了。

我們人多勢衆,這讓鄭強一夥并不太敢輕舉妄動。會議室此時已經亂成了一團,吵鬧聲風起雲湧,正在這可能升級爲全面武鬥千鈞一發之時。突然從會議室外,沖進了一位警察,他高聲吼:

“大家不要沖動,冷靜,冷靜,有話坐下說。”見會議室仍舊混亂,他居然跳上了大會議桌,居高臨下的繼續吼:

“冷靜、冷靜。”

雙方雄起的人員基本都停了下來,但此刻我已經殺紅了眼,拼命地掙脫着抱我的手,警察向我叫:

“小夥子,不要沖動,不要沖動。我們警察來了,來協調大家處理這事。”

“來啊,來啊,你們把我關起來啊。媽的逼”我繼續掙紮并罵罵咧咧,但最終,我也總算是平靜了下來。

沒幾分鍾,又有幾位警察進入了會議室。其中一位自稱是教導員。他們先把我們這方的親友勸平靜下來,然後來到副院長幾人躲藏的辦公室了解情況,這個時節,在工商局執法大隊上過班的張哥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可能是一位親戚關心談判的事宜,他樂呵呵地回答别人:

“剛才場面好大,你沒來真是可惜,眼鏡都打飛了好幾米。”他的表情說明,這是他期待看到的場面。妻子怕我再沖動,一直坐在我身前,将我和人群分開、擋住。

警察和院方一直在他們的辦公室“了解情況”,這讓我們有些坐不住了,坦哥和張哥一起去敲開了門,發現那位副院長幾人還在和警察緊張的“交流”。警察們叫坦哥幾位先退出來,一會兒再叫他們。他們回到了會議室,商量了一下我們的訴求。并決定談判時坦哥、張哥和陳哥三人一起參與。不一會兒,教導員把他們通知到了那間辦公室。雙方分岐巨大,但或此時正在十八大召開期間,警察們不敢擅自處理此事,通知了當地街辦和衛生局的工作人員。在相關政府工作人員沒有到場之前,親友們開始抽這段時間吃中午飯。親戚們大多沒有心情,于是買了些方便面在會議室就餐。

我帶着七位兄弟下了樓,本想在附近找家餐廳,但醫院外這條街卻沒什麽像樣的餐飲業,兄弟們都說随便吃點。還有談判,不敢走遠,于是在樓下一家簡陋的面館就餐。正巧鄭強一夥四、五人也在這兒吃面,這家店很小,他們在街道邊正吃着。店堂容不下他們,也就更容納不下我這幫同樣體型彪悍的朋友。大家在街面上相隔着七八米距離,各自講着各自的龍門陣,相安無事。江湖就是這樣,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任務和角色。

“媽的,那個警察怎麽這麽快就到了。從我出手打人到他進來最多30秒鍾。”我說。

“他是從他們辦公室出來的。所以這麽快。”幾位守在門口的兄弟指着鄭強幾人說。

“我就是說嘛,我們在五樓最角落的會議室,如果他不是在旁邊,不可能這麽快能趕到。這麽說,他們是一夥的了。”說這話時,我腦海突然生出“一丘之貉”這個成語,一如當年在蓉都大學讀書時處理方波他們打架事件時差不多的感受。

“你是不是天天在家開網店,不懂江湖了。這種醫院,肯定和警察關系很好。”

“這麽說一會兒的談判是要吃虧了。”

“那也不見得,他們也得看能不能把家屬壓得下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們現在通知了街辦和衛生局的人來,說明他們也不敢太私自做主。”

“現在是十八大期間,警察也怕鬧。他們轄區鬧出大事來,上面不高興,說不定把他們的官給罷了。”

“是的,這段時間到處都是警察。”

我的兄弟們都是見多識廣的人,大家七嘴八舌。有些話聲音很大,或是有意要讓鄭強一夥聽到。

不知是那位兄弟幫我付了面錢,大家又上了樓。一會兒,街辦的一位副主任、衛生局專門處理醫患糾紛的工作人員都到了,警察隊伍又多了兩位工作人員。

醫患雙方又坐到了會議室,副院長借口已經受傷不原意再到場,由律師出面全權代表院方。新到的一位略胖但也結實、個子和我高矮差不多的警察自稱是轄區派出所所長。在大家坐定後首先聲色俱厲地問:

“剛才是那位打了人。”

“我。”我的回答泰然而斬釘截鐵。這讓他有些不太适應。

“把身份證拿出來吧。”

我平靜而不屑地拿給了他。

“記錄一下。”他對旁邊的一們年輕警察說。

“你和病人什麽關系。”

“她是我嶽母,我是她女婿。”我的回答更加铿锵有力。聽到這話,他把身份證還給了我。我想這點時間,年輕警察應當還沒有把我的身份證信息記錄完畢。

“你職業是什麽?”

“我沒有職業。”所長和我都在相互施壓。我這個答案也許是他不想聽到的。

妻子的一些親戚也許擔心我會讓警察關起來,都七嘴八舌地說:他已經連續兩天因爲傷心焦慮而沒有睡覺,一時沖動打了人。

言下之意是值得原諒,但我自己心中有數,想他們也許沒有這個膽把我關起來,畢竟我家裏馬上有親人要去世了。

“家屬心情我們能夠理解,但打人畢竟是不對的,現在大家也不說打人這事了,家屬可以談下自己的訴求,我們覺得要談判,這麽多人也無法談出什麽結果,無關的人員都可以先回去。”街辦副主任開始說話圓場。

“我們都是家屬,沒有無關人員。”

大學同學方波厲聲高喊。他在讀大學前就已經在社會上闖蕩了,這句話看似不打緊,其實有着很深的江湖考慮。聽到他這麽說,會議室響起親友們此起彼伏的聲音。

“病人是我姐,怎麽是無關人員。”

“病人是我姑,怎麽是無關人員。”

“病人是我姨,怎麽是無關人員。”

派出所所長總是有着職業控制這種局勢的能力,他大聲說:

“大家都别說了。那位是病人的女兒。”

“我。”妻子回答。

“說說你的名字和職業。”

“戴佳,在暧江區市場服務中心上班。”

“介紹下你母親和父親的情況。”

“他們都退休了。”

所長真是久走江湖,我明白他的意圖,我想我更有社會經驗,搶着妻子補充回答:

“我嶽母,也就是正在華西搶救的病人,退休前是暖江區一所小學的校長,我嶽父退休前是暖江區工商局局長,連任了三屆工商局局長。也當過暖江區的政法委書記。應當和你們算是一條戰線的。”

我注意到了所長臉色的變化。不知是那來的靈感,我又信口開河地說。“他在做政法委書記時,同時也是暖江區委的常委。”

“我嶽母名叫陳貞華,我嶽父名叫戴淑年,你們可以去調查下。”

末了,我不忘再補充這麽一句,強調事實的真實性。此後,所長的語調更加和緩了很多。

坦哥、張哥、陳哥和院方的正式談判開始了。先前奪門而逃的律師沒了此前引經據典的氣度。而我們也将查封的嶽母病曆交給了衛生局工作人員并指出了其中的問題,他是專業人士,已經明白了誰對誰錯。

派出所所長、街辦副主任、衛生局工作人員将律師一起叫到了挨打的副院長辦公室,商量一會兒。最後回到了會議室。所長說:

“現在病人還在華西。院方已同意先墊付幾萬元到華西,至于今後的賠償,這是後面的事。華西雖然下了病危通知書,但畢竟還沒有結果,所以今天先不談這個,至于墊付的金額,雙方現在可以再溝通,談判的确不需要這麽多人。我理解你們家屬的心情,大家都很難過,聽說你們上午11點就來了,現在已經下午三點半了。大家應當回家好好休息,病人也還需要你們照顧。家屬們留下幾位談判的人就行了,希望大家聽我的勸告。”

所長這次的話和最初向我要身份證時的語氣可謂天壤之别,話中透着一些溫情。

有一些忙碌的親戚離開了,還有一些到了華西關注嶽母的情況和嶽父的現狀去了,我也叫曾峰帶走了他的兩位兄弟。到了五點左右,在坦哥三人的斡旋下,一份暫時的協議已經口頭敲定,陳好和曾永君兩位也有事回去了。我勸方波和積銳也回家,但他們堅持留了下來。讀大學時方波的那次窩囊氣讓我們三人結識和了解彼此,當年我爲方波在蓉大開水房旁邊過道的一擋,讓他一直記在心中,所以在最需要的時候他們決定堅持到最後。

談判有三位哥在主導,隻等最後定稿,妻子也作爲最厲害的關系人和他們在一起,我們三人沒什麽事,來到積銳停在樓下的車内。早一兩年,他倆也都因各自不同的原因離了婚。兩個單身漢在車上打開了平闆電腦,無聊地放起了黃片。

“看來你倆真是寂寞難耐了。”

“我倆都離婚了,是很寂寞,不像你,現在有老婆。”

“算了,你們也知道我和戴佳感情一直不太好,我倆一年到頭也做不了幾次愛,兩個月前還差點離婚了。”

“這次你爲她出了頭,可能她會對你感情好一些。”

陪着兩位朋友呆了一會兒,我便回到了會議室。六點鍾,初步的協議已經打印完畢。大緻内容是:由東山醫院先預繳5萬元到華西急診室,這筆錢直接在協議簽署後支付給我們。後續事宜待嶽母的情況明确之後再談判。嶽母已經由西南地區最著名的華西醫院下了病危通知,雙方都知道去世是早晚的事情。大家在協議中注明了後續的談判由醫患雙方再加上派出所、街辦以及衛生局工作人員,這些今天參與談判的“體制内”人士均到場。

協議簽署完畢,妻子拿到這5萬元之後,我們留下了三方政府工作人員的聯系方式,便急匆匆地趕回了華西,積銳和方波直到此時才離開。

回到華西急診科時,正好在路上碰上了嶽父一行,他們戴家兩位侄女勸他坐她們的車回暧江,車上另外還坐着她倆的母親也就是嶽父的妹妹。這一家人是一個知識份子家庭。

“聽說你打了醫院的人。”兩位表姐帶着興奮的表情問我。

“是的,不打談判談不下去了。”

“打得好,就是要狠狠地打。”嶽父的妹妹兇狠地說。這是一位60多歲的高知女士,她的話和表情讓我也有些吃驚。嶽父坐在副駕上,表情落寞,沒有說過多的話。

親戚們聚在一起吃晚飯,一方面大家有初次談判成功的喜悅,一方面又爲嶽母的現狀揪着心,當然,還有更現實的問題,嶽母去世了後如何和院方談判。

我和坦哥一開始傾向于隻要華西的費用院方支付了後,其它賠償事宜走司法途徑。但卻遭到了大多數親戚的反對。

“這種事家屬永遠拖不過醫院的。你們這樣考慮問題,那就正中東山醫院的下懷了。按你們的想法,不知道會拖到什麽時候才能解決。”身爲三甲醫院的内科主任陳哥說。

“打官司,你和我妹妹一方面要面臨失去親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花心思請律師跑法院,你們有多少精力?現在你嶽父已經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你們還要今後爲這事,反反複複刺激他嗎。”和陳哥同在一家醫院的大姐對我說。

“我在工商局的執法大隊上了多年班,很清楚,一旦上法院,就會有很多變數。這家醫院肯定經常面臨這種問題,你看他們談判又是律師又是打手在一旁,我想他們法院也是經常去的,主審法官如果是他們官司長期的經手人,我想最後的判決肯定會對他們有偏向。你看今天那位派出所所長,在談判時明顯對他們有偏袒,隻是我們對他們的壓力也很大。所以才有所收斂。”張哥如此說。

他們的話的确有很多社會現實的道理,我和坦哥也讓他們說服了。接着開始商量如何進行下一步談判。大家明确在嶽母去世後談判之時,堅持不走司法途徑,要求立即賠償。

“本來我是醫生,不應當說這些,但去世的是我們的親人,院方也的确有責任。下次談判時,一定要提前準備标語橫幅。如果他們不願意立即賠償,就威脅要到醫院拉扯這些标語橫幅。醫院最怕這個,明天你和戴佳就要準備這些,有備無患,當然我也不希望用這些東西。”

陳哥說完,甚至找了一支筆,給我們寫了标語橫幅的文字内容。諸如“東山醫院、還我親人”,“東山醫院,草菅人命”之類。我想他在醫院上班,平時沒少見過這類标語,故如此信手拈來。

“具體賠多少,我們心裏也要有數,我有一位從小到大的律師兄弟,他在成都上班,是專門打醫療事故官司的。我一會兒給他聯系一下,你們明天帶着查封的那病曆去找他咨詢一下。”張哥說完這話後給我留了律師的地址姓名和手機号。

大家商量得差不多後,邊吃飯邊聊。

“小曾,你老家不是成都的吧?”張哥問我。

“不是。”

“我想也不是,成都人打架一般會先吵,大多數情況下是相互威脅一會兒最後不了了之了。”

“我老家大巴山的,我們那邊的民風好像不太吵,要打就直接動手了,不過當時的确也太沖動了。”

“你今天出手好快,眼鏡都飛到了我面前。”

“其實現在想來我也很後怕,我當時打的是他後腦,這個位置,有時候可能一拳就會把人打死的,可能是這兩晚我沒有睡過一分鍾吧,不太有力量。我身體素質還不錯,要是在平常狀态,會出事的。”

飯後,大家散去。兒子長天還在暧江,照顧他的親戚第二天要上班了。我和戴佳請求在座的親戚,幫着帶上我的父母一起去接天天回成都,張哥主動接受了這一任務。他到我家接上我父母後,邊開車邊說:

“你們兒子小曾很耿直,今天真是敢出手。請的兄弟夥們也不錯。”

“他是女婿,這時候不出力,什麽時候出力。這是他應當做的。”我父母回答道。後來母親告訴了我這事兒。從小到大,每次聽到我和誰打架了,他們都會先不問青紅皂白地指責我一番,但嶽母這件事,是唯一例外自始至終沒有指責我半句的一次。

我和妻子替換了一直守在搶救室外的兩位親戚。我倆坐在icu外椅子上,妻子主動地依偎在了我懷裏。

“今天你很勇敢。”

“你也很勇敢,我打人後你一直坐在我的面前。”我摸着她的頭發說。

“我怕你再沖動。”

“當時的确是什麽也沒想了。”

“親戚們都誇獎你今天找的朋友看上去都好強悍。讓鄭強他們一夥壓力很大。”

“都是朋友,有些你也認識,不過也算運氣好,我的朋友都是做正事的,不是社會上的混混,正好今天是周日,要是平時,可能别人還沒時間。”

“我姐剛還悄悄問我:‘曾興濤’在那兒找的這些人,看上去都是又高又壯又帥。”

“呵呵,可能平時我喜歡打籃球的原因吧,接觸的朋友也愛運動。我也不想惹事,我差不多有十年沒打過架了,這也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主動請朋友幫我站場子。我知道你們戴家和陳家的親戚個子都不太高,在社會上跑的也不多,所以沒辦法,隻有請他們來了。這種談判和國家之間的談判也差不多。如果對方感覺你沒有實力,不會和你談的。他們來了也很好,雙方都能感覺對方的壓力,這樣才打不起來。如果一方實力明顯落下風,道真有可能有一方會大打出手了。”

接着我玩笑道:

“也不知道你的遺傳基因爲何這樣不同,你長這麽高,在你們家也算是孤例。”

“我被我爸媽抱養來後,可能他們給我的營養更科學吧。如果兩個月前我們離婚了,你會幫我嗎。”

“我不知道,也許我自己可能會來,但不會請朋友來幫忙。再說,如果我們兩個月前離婚了,所有的事情都會改變,媽媽也就不會出這事了。不過我真的不想和你離婚,我今天那麽沖動,至少證明我是愛你的,如果不愛你,也就不會這麽沖動。”

“嗯,我不會再向你提出離婚了。”

華西急診科就算是在半夜,也是人來人往,無數焦慮的家屬不停來去,人的生死和命運有時候就是在轉瞬之間,在那一刻,我以爲我今生能得到妻子的愛了。

又是一夜無眠。第二天上午,我獨自找到了張哥的律師朋友。我将病曆交給了他閱覽,待他細緻地看完後,我問:

“如果打官司,有幾成勝算。”

“這是百分之百的醫療事故。肯定勝的,隻是賠多賠少的問題。”

聽到他這麽說,我的心裏算是安心了一些。

“難道你們家屬希望打官司?!”

“有些親屬不願意,但我覺得如果走法律途徑能解決好,是最好的。”從骨子裏講,從小的教育還是讓我想做一個講求法治的公民。

“我是律師,而且就是專門打這類官司的律師。如果是其他人,我就建議打官司了,這樣我也可以多收律師費。但你們張哥是我從小到大的兄弟。所以我得說實話。打官司費時費力,最後不見得有好的效果。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給醫院壓力,去鬧。”

“嗯。”

“這家醫院我了解,他們很善于以走法律途徑爲由和家屬拖,這方面他們很有經驗。你們很幸運,拿到了這份病曆,如果打官司,這會讓他們必輸無疑。很多家屬沒有這麽幸運。”

“我們到醫院的時間比較及時,他們還沒來得及改完整。”

“是的,能看出來,這是改過的,但正因爲沒有改完,漏洞更多。”

我想起了陳哥的那話,看來專業人士的确不同。

“東山醫院因爲時不時有這類糾紛,因此他們也是法院的常客。他們和一些法官很熟。所以,打官司的最終判決有可能出現偏袒。”

和張哥的話如出一轍。

“打官司需要時間,就算是正常判決下來,還涉及執行的問題,這又會是變數。時間長了,大多數家屬也會在失去親人的情況下更加受傷,被拖得心灰意冷。到最後可能都忘記了自己最初的訴求。時間會磨掉人的意志。”

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說:

“因爲是兄弟的親戚,所以我建議你們不要打官司,去鬧,聽說你們昨天已經去鬧過一次。”

“也不算鬧吧,隻是去談判。”

“你都把别人打了。并且驚動了三方政府工作人員。還不算鬧。”他笑着說。我無奈地一笑以示回答。

“這樣很好,讓他們感覺到了壓力,知道不是随意能壓下去的家屬。所以,伯母去世後,你們去談判時還要施加壓力。一定不要答應通過司法途徑解決,要求必須立即賠款。不然就把伯母的遺體拉到東山醫院去。”

“好的,照你說的辦。但賠償金額多少合适呢。”

“從以往類似事故來看,四、五十萬左右都是比較合理的。”

“行,我們也不想多要人家的,隻要合理就行。我回去給其它親戚彙報一下。”

“你也算是給了東山醫院一個教訓。據我所知,他們醫院的保镖打過家屬,還沒有聽說他們的人挨過家屬的打。”

“昨天我出手太快,他們沒有反應過來。”

“不過這也差點讓你們陷入被動,我要是他們的律師,就以副院長已經受重傷爲由,拖着暫時不再談判,大多數家屬那有時間天天和他們糾纏。”

“可能如你所說,他們也是第一次挨打,沒有這個經驗。他們的律師當時也很緊張,沒有想到吧。”

“總之,你們要堅持,在最後賠償協議沒有達成前,不要把伯母從華西拉回暧江。記住,現在是十八大,不要怕鬧,街辦、警察、衛生局此時最怕‘鬧’。”

走出律師事務所,我不覺暗自感歎。從一開始我便想走法律途徑解決這件事。但那些和醫學、法律靠得最近的親友:執法大隊的張哥,三甲醫院的護士長大姐、内科主任陳哥,以及這位律師兄弟卻是建議“鬧”。而且,好多人提到了正在首都熱烈召開的十八大。和我這個無業遊民想比,他們更接近“體制内”,但他們都教育我去“鬧”!老百姓和政府本應當是一體的,但很多時候卻讓人感覺,老百姓和政府都在猜測着對方的想法。是他們錯了,還是整個社會的在很多層面出現了問題。或者是我自己,每天在家蝸居一般地經營着自己網店,已不知“江湖”爲何物了。現在,我是那些電視新聞中時常看到的“醫鬧”中的一員了嗎?!

‘社會不應當是這樣的,我怎麽會是這樣的呢,我居然以打人爲榮了。’從小到大,我總愛如此發問,現在,這個感歎又出于我心了。

回到華西,我将在律師處了解到的情況彙報給了一些親戚,然後将和華西銜接的事交給了兩位替換的陳家親戚,和妻子一起回到了暧江區。我們在一家廣告公司照着陳哥的要求做了标語橫幅的業務接洽,強調明早一定要拿到,這些工作做完,已經是晚上七八點了,我和妻子已經連續三晚沒有睡覺了。這晚沒有回成都,而是呆在了暧江家中。好幾位親友一直在家中陪着無比糾結的嶽父。

這一夜,雖是在家裏,但我和妻子還是高度緊張,并沒有睡上多少時間。第二天上午,廣告公司已經做好了标語模幅,我們裝上車便回到了成都的華西醫院。守候的親戚告訴我們,華西的主治醫生已經告知,嶽母估計最多還能堅持24小時。并知曉他們,現在可以通知最至愛的親友,從下午兩點開始在規定的時間内,一個一個的到icu去探視病人。言下之意,這是最後一眼了。

下午兩點,很多最至親的家屬陸續趕到了,在規定的時間内,大家陸續去探視了嶽母。輪到我,換上醫院發放的口罩褂子,我走進病房,嶽母全身插滿了管子,整個身體浮腫,好似胖了一大圈,應是連續輸了很多天液的緣故。我叫着媽媽的名字,但怎麽會有任何反應呢!我摸了摸她浮腫的手和臉,不忍再多看。醫院的探視時間也隻有兩分鍾,便退了出來。

嶽母是在第二天清晨去世的。得到她去世的消息,陳家和戴家的不少親戚都趕到了華西急診科,一陣傷心之後,我們聯系了東山醫院和三方政府代表。相約中午一點開始談判。

這次我沒有約我的兄弟們,不想再麻煩人家,加之這不是周末,他們也還要上班,很小的時候,爺爺就告訴過我“勤來親也疏”的道理。雖然他們沒有到,但我們的隊伍還是有三、四十人。聞聽親人已經去世,更多的親戚加入了進來。

沒想到,這次院方卻提前準備了不少“社會人員”聚集在鄭強周圍,他們要麽在會議室旁的辦公室,要麽在其它地方閑呆着。不過想來這次有三方政府代表在場,也不會有什麽武力事件。

談判開始,派出所所長首先表示:

“現在病人去世了。希望後面的賠償問題雙方通過司法途徑解決。”他還說了些冠冕堂皇的話。但遭到了我們堅決地回絕。

大家争執了一回兒,院方的律師說:

“談判沒必要這麽多人,希望你們留下幾個代表來。”家屬們早就對這位律師非常不滿。于是七嘴八舌地說:

“如果今天不能賠償,明天我們就來更多的人了,我們會在醫院門口拉橫幅抗議。我們的标語橫幅已經準備就緒,就在車上。”說着有人把拍攝有标語橫幅口号照片的手機遞到了律師面前。”

“什麽司法途徑,要打官司還得再解剖我們的親人,她已經讓你們醫院弄成這個樣子了,還要去挨幾刀嗎,換着你們的親人,你們願意嗎?”

“你們今天不解決,我們明天就叫些親戚住在你們醫院。”

“你們今天不賠償,我們明天就将遺體拉到你們東山醫院。”

場面有些混亂,我也激動地對那律師吼道:

“你是覺得人多了是嗎,我也可以一個人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如果一個人來,就一把火把你們醫院燒了。”

派出所所長就在我的對面,他或是考慮到我的嶽母剛去世我的心情,或是考慮到其它原因,而并沒有發言。

雙方繼續交鋒了一會兒,街辦的主任和衛生局的工作人員說話了:

“家屬們都要冷靜,院方的确也有責任,但他們也已經交納了華西的費用,說明他們有解決問題的誠意。”

他們轉而問律師院方是否願意通過談判而非司法的途徑解決問題。律師回答他再和院方的領導商量一下,便走出了會議室。

一會兒功夫,他回來了,說是隻要合理,院方可以通過談判而非司法的途徑解決此事。

于是大家開始就賠償金額交鋒。我想此時再留在會議室沒有多大意義,我的使命完成了,我們有三位能耐的談判人。于是和幾位親屬退出了會議室,來到一處樓台抽煙解悶。

後來聽說,在我離開的時候,鄭強和那位身高190厘米的大漢在他們談判的時候來到了會議室,說了兩三句威脅性的話,在家屬們的強烈要求下,被三方政府代表請出了談判現場。

一會兒,我方的三位代表和政府代表以及院方代表又單獨來到了一間小辦公室,進行更實質的交流,這場馬拉松試的談判持續到了晚上七點,最後總算達成了口頭協議。院方向家屬賠償50萬。同時家屬放棄再追訴的任何權利。這筆款确定在第二天打入妻子的帳戶。

在三方政府代表的監督和保證下,最後醫患雙方完成了書面協議。

代表家屬簽協議的是妻子。整個過程最厲害的關系人,我的嶽父沒有到場。從法律上講,這份協議是否完全站得住腳,很難說。我不是法律上的專業人士,但這件事有很多“體制内”工作人員參加,何況還有他們的律師,所以不必再去探究法律上講是否有漏洞。因爲,這件事,本就不是按法律意義完成的,而是“江湖”的方式。

第二天,院方如約将50萬賠款打入了妻子的帳戶,這場和醫院的醫患糾紛也總算到此結束了。但已身心俱疲的我和妻子,事情卻還沒有完。接下來開始操辦嶽母的喪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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