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亦稱《汲冢紀年》。
在此，誠摯感謝一位盜墓賊，他的名字叫不準。這個名字讀起來很有趣。但你肯定讀錯了，不是讀[bùzhǔn]，而是讀否彪[fǒubiāo]。
在中國盜墓史上，不準知名度很高。因爲，是他，在西晉鹹甯五年（279年）盜了魏襄王的墓，并在裏面發現了散落的一堆竹簡。這便是千古奇書——《竹書紀年》。
可惜他并不明白這些竹簡的價值，因此，當他進入漆黑的墓室，火把燃盡時，他便撿起墓道裏的竹簡燒起來“照明”。
此後，西晉政府組織了一批文化界名人，對剩下散在地上未被燒光的大批竹簡進行整理、解讀。後人稱這些被搶救出來的竹簡爲《汲冢書》。這些竹簡，又被後人整理爲《古本竹書紀年》，它比司馬遷著的《史記》成書時間還要早二百年。
書中記錄了從夏朝到魏襄王之間的重要曆史事件，且書中的許多記載都和甲骨文、青銅銘文、秦簡相吻合，可見，此書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竹書紀年》對史學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紀錄的史料與《史記》等傳統史書所描述的不單隻内容不同，而且價值取向相異。竹書紀年描述了從夏朝到戰國時期曆代所發生的血腥政變和軍事沖突，其中關于“堯舜禹的奪位而非禅讓”、“夏啓殺伯益”、“太甲殺伊尹”等記載，都與《史記》有極大差異。
那麽《竹書紀年》與《史記》所記載的史事，誰的真實性更高？
論年代，《竹書紀年》更爲久遠，編于春秋戰國時期晉國、魏國，是中國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經秦火的編年通史。它的曆史價值和社會價值皆在古代經史之上。
竹書紀年的内容有與《史記》記載有不同之處。
如《竹書紀年》中記載商代國王祖乙爲商中宗，而《史記·殷本紀》則記載太戊爲商中宗。孰是孰非？曆代研究者當然更信任《史記》。然而，直至近代甲骨文重見天日，從中見到“中宗祖乙”的稱謂，方知《竹書紀年》一書記錄才是正确的。
《竹書紀年》又說，商王朝自盤庚遷殷後，經過273年被周朝所滅；而《史記》記錄爲773年。兩相對照，《史記》中的記錄整整多了五百年。經過考證，《古本竹書紀年》是正确的。
可見，《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甚高。可惜它在西晉時代出土，此時司馬遷已死370年，因此無法從中取得寶貴參考。
然而，《竹書紀年》說“伊尹放太甲”是自立爲天子，以後太甲潛出桐宮，殺了伊尹。這個說法是否可信呢？
如據《帝王世紀》一書中記載，答案是否定的。《帝王世紀》載：太甲死後，伊尹輔佐他的兒子沃丁即位，八年後，伊尹方才死去。沃丁則“以天子禮葬之”，還作了一篇文獻《沃丁》來贊頌伊尹的功德。
而在《史記》中，則有另一記載：伊尹死後，太庚、小甲、雍己、太戊幾代商王都任用他的兒子伊陟爲相，伊尹的另一個兒子伊奮也在商朝官居要職。
如果，伊尹因篡位被殺，他的後代爲何在商朝混得如此發達？
而最有力的證據則是甲骨文的出土，在出土的商代蔔辭中，屢見緻祭伊尹的記載，他的地位很受尊崇，介于商代先王與先公之間，而且還有将成湯與伊尹一并祭祀的蔔辭。
可見《竹書紀年》中也有不實之詞，太甲殺伊尹一說純屬後人附會。
爲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
因爲古本《竹書紀年》不符合儒家經義，早在理學盛行的宋朝就已經散佚，現代能看到的都是清人和今人的輯本，其中必經後人的篡改，所以，其中産生謬誤也在所難免了。
至此，伊尹死亡的真相可以揭曉了，他不僅生前顯赫，而且确實得以善終。
在曆代權臣中，無疑伊尹是最爲成功者，因爲他不僅成功地輔佐了帝王，更是成功的教訓了帝王，而且還可以成功地全身而退，最牛的是，他死後竟然成功地獲得了帝王家族世代隆重祭祀。
若從權力的角度來說，中國曆代可與伊尹相提并論的人物并不多，而且他們的結局都不如伊尹完美。今舉霍光、諸葛亮、張居正、多爾衮爲例。
霍光，名将霍去病之弟，武帝托孤大臣，先後輔佐武帝、昭帝、廢帝、宣帝四個皇帝。
期間，他曾主持廢立昌邑王，并從民間迎接武帝曾孫劉病已（後改名劉詢）繼承帝位，這就是漢宣帝。因爲霍光效法伊尹，行廢立天子之事，所以後人将他倆合稱爲“伊霍”。
在霍光的輔佐之下，大漢出現了昭宣盛世。
然而，霍光地位高、權力大，引起了漢宣帝的忌憚。某次祭祀，霍光與宣帝同乘一輛車，宣帝非常緊張，感到如同有細小的芒刺紮在背上一樣不舒服（原文是“若有芒刺在背”）。
霍光生前功高震主，死後第二年，漢宣帝以霍家欲謀反爲名，将其滅族。
再談諸葛亮。劉備死時，給兒子劉禅留下遺诏，叮囑劉禅：“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此時劉禅是年已經17歲。
遵照其父的囑咐，劉禅事事依靠諸葛亮，“政事無巨細，鹹決于亮。”劉禅成了名副其實的傀儡皇帝。
但劉禅與諸葛亮之間的矛盾卻并未公開化，一方面劉禅需要諸葛亮爲之支撐大局，另一方面因諸葛亮大權在握，劉禅畏懼有加，也隻好聽之任之了。
然而，在諸葛亮去世後，各地官員紛紛上表，要求爲他建立祠廟時，劉禅卻斷然否決了。直到諸葛亮去世二十九年後，劉禅在群臣的一再要求下，才同意在沔陽（今陝西省勉縣）爲諸葛亮立廟。
勉強建廟，卻不建在成都，而是建在了離成都千裏之遙的沔陽，個中意味可想而知。
明代萬曆朝的權臣張居正的命運則更讓人扼腕歎息。
他貴爲首輔，兼任帝師。張居正以嚴師對待學生的态度對待十歲的小皇帝朱翊鈞。平時，如果小皇帝背着張居正做了越制出軌的事，大太監馮保就會吓唬他：“讓張先生知道了，看你怎麽辦？”權勢之大，可見一斑。
張居正大權在握，得以大刀闊斧地推行萬曆新政，使本已氣息奄奄、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迅速恢複了生氣。
但是，萬曆十年，張居正一死，親政的萬曆皇帝迅速對張居正進行無情的清算。
首先将張府抄家，張府人口，一些老弱婦孺因爲來不及退出，被封閉于張府，餓死十餘口，張居正80歲的老母還是在新任首輔請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頃田地，連張居正本人也險遭開棺鞭屍。
這位權臣，恐怕生前絕對不能想到，死後竟然會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無情的懲處。
朱翊鈞這種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轉變是他長久處于張居正約束下的發洩。
最後再來談一談清代的攝政王多爾衮。
清太宗皇太極死後，多爾衮以輔政王身份輔佐皇太極第九子福臨即帝位，稱攝政王；順治元年（1644年）指揮清軍入關，清朝入主中原，先後封叔父攝政王、皇叔父攝政王、皇父攝政王。如果沒有多爾衮，清便難以入主中原，統一全國，順治也不可能成爲大清第一帝，因此他可稱的上是清開國的第一大功臣。
然而僅在多爾衮死去兩個月後，即1651年二月，順治便宣布多爾衮十大罪狀，剝奪多爾衮的封号，并毀墓掘屍。痛恨程度，由此可見。
越是長得高大的樹木，越要埋下頭來，而不至于被風吹折。越是才華出衆，越是要謹慎地處理同上級領導的關系。目中無人，驕傲自大，往往會給自己帶來諸多不利。
一個人一旦達到權力的頂峰，人性的一切缺點便容易暴露無遺。
但威望權勢，隻能皇帝一人獨有，作爲一個臣僚，如享有威望，掌握權柄，久不歸政，很少能逃脫惡運。
因爲在帝王眼裏，人隻有兩種，一種是絕對順從的工具，一種是不能順從的敵人。
在獨裁社會，一個人要想發揮自身才幹，就必須把才性和奴性完美地結合起來。沒有奴性的人才，和沒有才能的奴才，同樣都是可抛棄的。
明白此理後，我們就不必感慨帝王的刻薄寡恩了。
伊尹能夠有如此美好的結局，确實讓人意想不到。他或許就是傳說中擁有超級智慧的大神，或許他是一位超級幸運星，才得以遇到了兩位不愛秋後算賬的帝王——太甲、沃丁。
伊尹的故事結束了，但留給後人的經驗教訓卻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