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給你一個選擇的機會，你是要錢還是要命呢？沒有了錢，你就窮的隻剩下被剝削的機會；沒有了命，那你就連将來的希望都沒有了。當然，我們的目的是在有命的同時，還要賺很多很多的錢，實現自己期望的人生方式。

這句話之所以給我的印象這麽深刻，不是因爲我因爲我遇上了種樹的山賊，也不是出于我的本性（那完全是要錢不要命的守财奴形象），而是因爲一個故事。

幾年前在大連遊玩時，聽到一個故事：最早開始實行經濟特區的時候，遼甯省報的是旅順，*不批，說了句：要錢還是要命？當時的工作人員聽到後，立即把大連報上來，結果很順利的批了。

爲什麽不批，因爲旅順是軍港，每次列強的入侵無不與旅順的失守有關，如果把旅順作爲經濟特區，就意味着放棄旅順的軍港口岸，失去我們守衛的前沿。雖然，中國很窮，迫切需要發展，但是不能放棄中國的命脈，不能放棄中國的安全。

所以說，要命才能要錢。

昨日，北京一批批的大學生遊行抵制日貨，爲什麽？因爲日本政府的可惡，因爲日本右翼的挑釁。他們不敢承認曆史，不敢承認自己犯下的過失，而且妄圖充當一個不負責任的經濟大國。所以，掀起了目标爲降低30%日貨消費的遊行。學生們是愛國的，他們可以做的很少，但是他們的行動回應了日本右翼的教科書事件、回應了釣魚島、東海油田事件。他們步行從海龍出發，到海澱黃莊，到三裏屯的日本大使館區，從早晨八點開始，到下午三點還沒有走到大使館區，幾十公裏啊，步行，就是出租車也要幾十元錢。他們用自己的行動回答了日本右翼的挑釁，我們沒有忘記逝去的曆史，沒有忘記家族的仇恨，沒有忘記國家的恥辱，沒有忘記民族的良心。

李敖當年把胡适先生送給他的字畫全部變賣，送給了向日本索賠的慰安婦，要求他們放棄索賠，中國人的恥辱是不能用錢來洗刷的。而時至今時今日，卻有台灣某政黨主席，一個大華奸站出來說，她們是自願的。真是以天下之然爲不然，荒謬絕倫。

事實上，如果我們能确實擁有幾條良好暢通的生産鏈，能有物美價廉的産品提供給國人，我們根本可以無視日貨的存在，在經濟上就能打垮他們。遊行能喚醒國人的意識，但遊行隻能治标不能治本，而今天處于生産研發管理組織第一線的人員的行動，才是真正的主力軍。作爲先鋒的學生，他們是中國的脊梁，作爲主力軍的我們，是否能夠充當中國的脊梁？

可悲的是，改革開放這麽多年，我們生産資料的質量和流通都很差。

上遊的企業往往以能從下遊的企業中獲利而沾沾自喜，往往以能從員工手中獲得最大利潤爲目的，并以此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殊不知相依爲命的道理。過去的中國，從農民手裏進行原始積累，所以農民一直窮，而某些不勞而獲的人卻通過關系、特權富了。農業的稅費改革、免征農業稅，無疑可以稱之爲‘二次土地革命’。中國最多的是農民，如果戰争爆發，那些過慣奢侈生活的人，是絕對不會保衛國家的，他們私欲熏心，隻會顧着逃命。

而流通體制，又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抵制，不能真正從國家的利益出發，促進中國産業結構的合理調整，打出中國的品牌。曆來，暗箱操作、灰色收入的存在，進一步的導緻了市場競争的不合理，好的産品不如好的個人利益。

必須指出，在日用品方面，我們能抵制日貨，但是在生産資料方面、在生産設備方面，我們還不得不依靠進口。我們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不再是原始社會，不能用一個木棍做工具、采下果子住山洞。。。小到一個燈泡（面闆燈泡），一個工藝（精密機械加工），一個産品（光電倍增管，國内已經沒有人做了），我們處處受制于人。由于技術能力、工藝能力、生産能力的限制，我們處處看别人的臉色行事，而且他們還通過技術壟斷實現價格的壟斷。這裏面做過通信系統的人們體會一定深，手裏的一塊傳輸闆，就是幾十萬元不止；而我們爲了生存還不得不買進，這裏面犧牲的價格就要用廣大人民的勞動來補償，所以說，廣大人民獲得的利益實際上是扭曲了的價值。

在這種情況下，你是追求個人利益還是追求國家利益呢，你是要錢呢還是要命呢？失去了國家的尊嚴，中國變成他國的經濟殖民地，受剝削的人将受到更大的剝削，田園荒蕪、無家可歸、妻離子散、百業荒廢，這是我們想要看到的景象嗎？

爲了國家的強大，犧牲一些個人的利益又算什麽，有國才有家。周總理說過：爲中華的崛起而讀書。毛主席說過：中國的問題要在中國解決。*講過：科學技術要面向經濟建設。

學了就要用，要用就要用好，攜起手來，看我們能否成爲中國的脊梁？我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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