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啪啪….”“砰..咔…轟”….

“爹啊，娘啊，爺爺奶奶，過年了，給你們上墳了，錢收好，吃好喝好，俺們日子過得不易，但孩子們都好，俺的身體也好，日子也越來越好。”

“爹啊，嗚嗚，過年了，您吃好，這是白面馍馍，這是炸魚，這是老酒，您喝好，嗚嗚，爹啊，您咋就那麽命苦呢？俺那可憐的爹啊，就差兩天就到了博興，您就能吃上飯了….爹啊…嗚嗚…”

1921年2月7日也就是大年三十，國人習慣将這一天神作書吧爲一年的終結，而不是之前的元旦，早起的人們貼好對聯收拾好院子忙碌一上午後，早早吃過午飯就會進行一項最要的活動－－－祭祖上墳。

可由于羊角溝大部分居民都是今年剛剛逃難在此安家的災民，祖墳都在原籍，或者倒斃在逃難路上的親人就草草安葬在路邊，所以在羊角溝沒有“墳”可上，人們隻能到鎮外的荒地找個地方面對家鄉的方向擺上祭品燒點紙，磕上幾個頭，最後再放上一挂鞭炮幾個二踢腳，就算完成了祭祖。

從衆人上“墳”祭祖的個人的表現和話語也能辨别出他們不同的際遇，那些表情平靜祭祀時的話語同樣平靜的祭拜的是在家中早幾年就死去的親人，而那些号啕大哭痛不欲生的則是拜祭今年在災荒中或者逃難路上剛剛失去的親人。

上完墳回到家中，不管是誰都立即恢複了過年的喜氣，家中勤快的主婦早就準備好了年貨和豐盛的年夜飯的食材，隻等着大年夜一家人好好地吃一頓過一個快樂的新年，男人們一上完墳就興奮的湊在一起，早早的開始了酒席，準備在年夜飯前好好地再喝它幾口，最高興的是孩子們，早早的換上了新衣裳，從自己的娘親那裏讨要一根香，口袋裏裝着鞭炮爆竹，不顧大冷的天，三五個小夥伴一塊溜到大街上巷子裏放鞭炮去了。

陳劍鋒路明和陳宗國也一起前往“爺爺二叔二嬸”的墳頭，如同其他的民衆一樣燒紙磕頭，按照風俗，上墳燒紙拜祭都是往上兩輩，即祭拜墳内亡者長輩的同時還要拜祭亡者長輩的上一輩，陳家兄弟三人就在陳天運的墳前劃上四個圈，分别代表太爺爺太奶奶，爺爺奶奶，父親母親，二叔二嬸，把荊花準備的不同數量的燒紙紙錢分别在四個圈中燒掉，還要時不時的夾些祭品放在火中，燒完紙磕完頭換了墳頭紙之後，燃放鞭炮的時候，路明還掏出手槍對着天空打了兩梭子。

每逢佳節倍思親，那個時空的親人們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徹底忘懷的，與興奮的陳宗國相比，上完墳回到大院的陳劍鋒和路明都有些黯然，秦冬雅急忙讓将在大院過年的陳宗國一家去了别的房間，隻剩三人留在堂屋。

秦冬雅就擠着陳劍鋒坐在同一個沙發裏，輕輕撫摸着未曾隆起的腹部，甚是甜蜜，經過幾位醫館裏的大夫共同診斷，她已經懷孕，這個喜訊讓忙于節前物資供應忙碌不堪的陳劍鋒大喜過望，也沖淡了因爲博興窩案帶給他的震怒。

三人有一句沒一句的閑扯，話題也慢慢的轉到最近年前的物資供應上來，而對于年前的博興貪腐大案肯定也在議論之中。

在其位謀其政，之前陳劍鋒路明他們每當到了春節等節日之前，對電視報紙等新聞媒體上鋪天蓋地的有關黨委政府關于保障節前物資供應的舉措幾乎沒有特别的感覺，真當他們主政一方時才知道節日特别是春節的物資供應保障的重要性。

特别是這個時代，很多民衆一年之中的唯一一次吃肉的機會，唯一一次添置衣服的機會都在春節，不管窮富與否，忙碌操勞了一年，都會在過年的時日好好地款待一下自己和家人，民衆在臘月裏所爆發的消費欲望和購買力都是一年之中最高漲的，往往是一個臘月用于生活方面的開銷占到整整一年的一半。

中國的傳統節日幾乎全離不了吃，春節更不例外，一個人一斤肉幾斤鹹魚蝦科海米，加上十幾斤毛蚶扁嘴蛤等新鮮貝類，看似不多，但當這個數字還有一個百萬計量的乘數時，數字就大的驚人，而随着民軍節前大規模的擴編，屬于供給制度範圍的直接由行署供應物資民衆總數已經超過百萬人。

行署的供應采購部門盡管提前就做了準備，可巨大的物資供應量以及相關的具體配給分配方案的制定執行，彙總成龐大的工神作書吧量，讓在家的孫平志範旭東等人忙的不可開交，陳劍鋒路明也不能袖手旁觀，大家一直折騰到年二十五六才算松了一口氣。

就在大家忙碌的期間，博興又引爆了魯北創建以來第一起貪腐大案，得知此事後的陳劍鋒如同吃了一隻蒼蠅，說不出的膩味，盡管對“人性惡”有充分的認識，可對于這些樸實的災民民衆，陳劍鋒還是更願意相信他們的善良，特别是他們剛剛從災荒造就的死亡威脅中逃脫出來，更應該懂得珍惜，陳劍鋒倒是并非強求每個人對他和魯北無條件的感恩。

陳劍鋒真正難以接受的是在經曆了最初短暫的供給困難之後，魯北對那些災民的供應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即便是相對于他們逃難前在家鄉時正常的生活水準，可能除了住房稍微簡陋之外，其他方面都是改善的了很多，畢竟自清朝康熙年間開始，中國農村中大多數百姓民衆即便是在正常的年景下，往往過的都是“糠菜半年糧”的困苦生活。

可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博興保育院仍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與大多數中國人一樣，陳劍鋒認爲除了叛國投敵這些天大的罪行，貪墨赈災錢款這些救命活人的錢款的罪行甚至比殺人放火還要嚴重，并不弱于叛國投敵這樣的罪行，這些女人所犯的罪行等同于貪墨赈災錢款。

“亂世用重典”，按照這些女人所犯罪行造成的惡劣影響，各界民衆要求嚴懲她們的一緻呼籲，還有陳劍鋒内心的憤懑，這些女人殺頭槍斃都是輕的，應該是千刀萬剮。

陳劍鋒也想殺她們，甚至他比任何人都想殺了這些女人，這些女人給陳劍鋒造成的心理上的打擊，外人是難以理會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帶領這些苦哈哈的農民爲主的災民難民以及廣大民衆擺脫他們千百年來的宿命，不僅僅是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況，而是讓他們以及他們的後人過上一種嶄新方式的新生活，就在他全心全意的爲之努力之時，外敵還沒有給他制造麻煩和困擾，他所解救并付諸諸多心血的并将之委以重任的災民難民爲主的民衆内部卻出了這麽一檔子事，寒心，他非常的寒心，感覺就如同吃了一隻蒼蠅。

但陳劍鋒在經曆最初的震怒之後，冷靜下來卻知道不能殺她們，原因很簡單，按照目前民國頒行的法律，這些女人罪不至死，而魯北也沒有建立相關的法律條文。“亂世用重典”必須得先有“重典”才能“用”，現在魯北無法可用。

陳劍鋒不迂腐，與之前的審查俘虜時“随意”殺人事件中是軍事行動不同，這些女人涉及的是刑事民事行爲，與軍事行動中采取的極端舉措沒有可比性。

陳劍鋒也可以随意的下令将她們處死，他應該具有這樣的“權力”，但這就開了一個危險地“先例”，“權大于法”的先例，這有違陳劍鋒的初衷，穿越過來難道就是爲了造就一個斯大林金胖子似的陳劍鋒嗎？“事急從權，特殊情況特殊處理”本身就是對法律的踐踏，陳劍鋒不想開這樣一個危險地先例。

民國建立是四級三審的司法體制：縣級初級審判廳（檢查室）負責普通案件的一審，道府一級地方審判廳（地方檢察室）負責普通案件的二審和重大案件的一審，省級高等審判廳（高等檢察廳）負責普通案件的終審和重大案件的二審，大理院神作書吧爲中央最高審判機關負責重大案件的終審以及普通案件終審的複議檢查。案件采取的是有辯護陪審和公開審理方式，由法官及陪審員決定量刑等案件審理結果。

應該是全國建立一整套從縣級開始直至中央的包括審判檢查在内的完整司法機構，但是由于經費人員等各方面的原因，民國的司法機構甚至連地方一級都沒有完善，縣一級幾乎全部由縣長（或稱縣知事）代爲審結案件，有的縣會有一名司法員協助縣長審理案件，實質的将行政司法權力集中于行政機關。

魯北護軍使署是個大緻等同于省一級的軍政機構，同樣由于司法專業人員的缺乏，最重要的原因行署草創之際，各個機構的設立與完善都需要時間，魯北也僅僅建立了行署與羊角溝市司法辦公室一套機構搭成了省級和地方兩級審判檢查機構，縣一級的仍然由縣長代爲行使司法權力，隻是加上當地駐軍主官共同審理案件。

博興案件案發後次日就完成了前期的偵查舉證等工神作書吧，到了二十六就開庭審理，涉案的十幾個保育院工神作書吧人員，除了幾名雜役替班人員涉案程度較輕，其他的包括院長在内的九人全部按照現行法律關于此類案件的最高刑罰依據各個疑犯的罪行給予了相應的量刑，刑期從五年到十年不等。

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爲疑犯指定的辯護律師因爲疑犯的涉案金額與檢查員發生了激烈的争論，最後采納了辯護律師主張的“實際所得”神作書吧爲涉案金額即定罪的主要依據，此舉使得衆疑犯的刑期比原先拟定的采用“侵吞物資的總額”神作書吧爲量刑依據少了很多。

案件一審完結，各個女犯都沒有提出上訴，立即轉入第一監獄服刑，陳劍鋒在這些女犯前來服刑後視察過監獄，發現隋花枝已經有了身孕，在告知相關部門後，由相關部門立即制定出有關服刑人員健康因素的特殊服刑和監管舉措，隋花枝因而獲得了新的相關法律條文對于懷孕和哺乳期間服刑犯人應該享受的優待。

“那個女犯還有三個月的身孕，真是怪可憐的，聽說她的丈夫被同一個民軍的人砸了黑磚，進了醫院，她家也被人砸爛了，孩子更是天天被人打，現在也送進了保育院，聽說在保育院裏也被知道了真相的孩子們打。”秦冬雅神作書吧爲一個女人，也是剛剛懷孕，一下子母姓的同情心泛濫。

“她的孩子是孩子，那些孤兒就不是孩子了？就不需要人疼愛了，當她從别人家的孩子嘴裏搶來東西給自己的孩子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這一天？當然我們是反對罪及家人的，文革中的出身論早就證明是個錯誤，但是她的家人不受任何的影響也不現實，等她的丈夫傷好後，調離博興去個新地方工神作書吧吧。”陳劍鋒當然很反對秦冬雅濫用的同情心，卻不太敢惹懷孕的秦冬雅，他也反對罪及家人，可就如他說的，現在這個事情已經引起了衆怒，這些女犯的家人肯定會受到影響。

“嫂子，鋒哥，這件事之所以發生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我們沒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路明有話沒太好意思說，他知道即便有好的制度也還是由人來執行監管，他有個退伍的老鄉曾經和他講過，臨退伍前一年，和他關系很好的連長找過他，安排他幹了司務長，當時告誡他‘别太過分了’，老鄉那一年弄了三四萬元，臨走告訴連長，連長卻說‘行，不多，我以爲五六萬元呢。’可能是潛規則吧，臨退伍的士官大多會安排一些“那樣”的工神作書吧。

“機制不完善是最大的原因，不僅是爆發問題的保育院，魯北現在實行的供給制在大宗物資的采買和分配過程中肯定會存在衆多的問題，分配的實物化勢必将被貨币化代替這是大勢所趨，但如何以魯北現有有限的财力和供給能力既要保證滿足這麽多人的生活需要和我們魯北發展需求，又要保證商業流通環節不發生通貨膨脹物價大幅波動等大的問題，還真是個難題。”陳劍鋒不是學經濟專業的，但他對魯北物資匮乏時期采取的供給配給制始終心存顧慮，認爲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可是又找不到其他很好的方法。

“劍鋒，這個機制問題我倒是有個很極端的例子，澳洲開發伊始就成爲英國流放犯人的主要地區，最初把犯人從英國本土運送到澳洲，英國政府和運輸犯人的機構采取的是按照登船人數結算運費等費用的方式，但犯人在運輸過程中死亡率極高，甚至超過七成犯人死在途中，後來采取了按照登岸人數結算費用的方式，結果犯人的死亡率大幅降低至等同于正常海上旅行的旅客意外死亡率。”秦冬雅得知這個典故實在是因爲這個典故太過有名成爲衆多公司的員工培訓的教案。

“這個事情除了涉及機制方面的改革還涉及道德和利益的糾結，按照登船機制發放費用的犯人在登船的那一刻就已經完成了他的爲船主創造價值的使命，這些犯人存在對船主來說已經沒有任何價值，甚至成爲消耗食物飲水等船主利益的損害者，所以對船主來講少一個犯人就意味着節約一份費用，虐待這些犯人使他們盡快死去最符合船主的利益。

而在登岸機制下的登船的犯人從他上船那一刻起，對船主來講就是生産者，耗費船主的食物飲水也成爲船主的投資，因爲隻有這些犯人或者登岸，船主才能從他們身上獲利，虐待他們就是跟自己的收益過不去，這些犯人的死亡率大幅降低也就是必然的現象。

這兩個機制制定者的出發點不同，登船機制的制定者首先把船主定位于講道德的人，在這個基礎上認定船主遵守契約即把付費‘商品’送達目的地，但他把犯人等同于一般的商品就大錯特錯了，一般的商品在運輸途中沒有其他的花費，但是犯人卻需要吃喝，在損及自己的利益和講道德之間，船主當然傾向于保護自己的利益，犯人就成爲犧牲品，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運輸犯人的運費肯定會高于一般貨物的運費，這些船主即便是付出食物飲水的費用，收益也高于運輸一般的貨物，但對于人的私欲來講，是沒有所謂的基本利益滿足，隻有追求利益最大化。

後者就是從‘人性惡’的角度出發，花費一樣，但選擇的付款方式不同，卻使得船主爲了得到最基本的正常利益而不得不完全遵守契約，即保質保量的把貨物按照貨主的意願運送到目的地。”

“這些流放的犯人肯定都是在英國本土犯下重罪，否則也不會被流放，登船機制時他們所受的虐待也算是罪有應得，隻是不應該由船主來實施這種刑罰，我可是知道第一監獄裏那些剛來的女犯日子不好過。”路明接話。

“這就涉及一個弱勢群體的轉換問題，犯人施暴的對象是弱勢群體，施暴時的犯人當然不是弱勢群體，但當他們成爲犯人之後，面對船主和看守就成爲弱勢群體，就如路明所說的，服刑的犯人已經受到該有的懲罰，而這種懲罰隻能由相關的司法部門給予處罰，而不是由他人私自處罰，第一監獄現在還是男女混合羁押，這批女犯是魯北第一批女犯人，我們沒有做好就收女犯的準備。隻能等上一段時間建造新的女子監獄才能把她們轉走，現在隻好受些委屈。想想無論那個世道還是做壞人好些，他們這些犯法的壞人還要我們這些好人爲他們操心。”

盡管廢除死刑和量刑輕量化，以及服刑人道化是西方發達國家的一直推行的理念和實踐，像是瑞典等北歐國家的服刑人員羁押的牢房與星級酒店的房間媲美，而且犯人甚至有星期天，陳劍鋒也認同這确實是一種進步也是一種文明的體現，但是老覺得不是那麽一回事，總感覺一個人犯了罪就應該受到真正的懲罰，而不是僅僅是受到如此大度的懲罰。

“以前那個時空爲什麽除了我們軍人很少有人做好事，就因爲一些人幫助自己出事的老人卻被老人或者其家人誣陷，那些老人摔倒時出事時是弱勢群體，但是誣陷别人時卻又成爲施暴者，更嚴重的是把其他人的心都寒了，那個社會不是人們不想做好人，而是好人難做，鋒哥，這到底是制度上的原因還是個人道德上的原因呢？”

“1918年，蘇俄糧食委員會的主管瞿魯巴突然昏倒，送往醫院經過檢查發現他昏倒的原因是沒有吃飯導緻的低血糖等營養不良綜合征狀發神作書吧導緻突然昏厥，也就是我們說的餓暈了。神作書吧爲蘇俄的糧食委員會的主管，他擁有調撥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但卻沒有爲自己留下足夠的食物。

得知情況的列甯爲了保護像瞿魯巴這樣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恪守職責大公無私的幹部，決定成立‘療養食堂’，爲這些幹部提供必要的營養保障，這就是蘇聯‘特供商店’的前身，至于蘇聯的特供商店，諸多的資料，你們都應該知曉，可以說，蘇聯是從根本上毀在特供商店所服務的特權階層手中。

我希望我們魯北湧現太多的瞿魯巴這樣的大公無私的好工神作書吧人員，但這不是根本之道，我們魯北不強求人們都去恪守這種過爲拔高的道德标準，而是建立一種人人都能惠而不費就能做到遵守的道德标準－－－即在不損害自己的利益前提下盡可能的幫助别人，涉及到利益就是不亂伸手。

制度的約束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隻是我們要建立的制度必須是易操神作書吧，而且有明确的量化标準便于執行或者遵守，否則不如不建立。

還有就是好人的定義，我還是那種觀點，好人還是我們所有民衆的主流，好人也不能讓他們承受過多的責任和付出，隻要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獲得自己應得的利益，不損及他人和國家的利益，不管他是地主資本家還是工人農民都是好人。”

“好了，你們哥倆大過年的還議論這些無趣的話題幹什麽，天已經黑了，趕快準備吃年夜飯吧。”秦冬雅看到倆人已經從一回家時的黯然恢複過來，就制止了兩人的議論。

大院已經張燈結彩，此起彼伏的鞭炮聲響徹不停，過年了，但對于陳劍鋒他們來說，與普通的民衆相比，年隻是個時間上的計時點而已，沒有其他别的意思，年就是年，可不管怎麽說，新的一年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