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回舌戰群儒城門徙木
頒墾草令國力大增
話說秦國的文武群臣，見秦孝公一連三日不上朝，不知出了何事。這日，秦孝公突然升殿，群臣皆集聚于大殿之上，隻見秦孝公說：“諸位愛卿，寡人有一事不明欲請教之。當今天下諸侯紛争，七強并立，而秦國最弱，何耶？”群臣聞聽紛紛私語，皆不知該如何回答。
秦孝公見群臣議論紛紛，沒有确切的回答，便制止群臣的議論說：“諸位愛卿不言，寡人知也。中原諸國之所以國富兵強，皆因實行新法所緻矣。昔寡人意欲變法，隻是無人可助之。今寡人得一天下奇才，助寡人變法，行富國強兵之道也。”然後，将公孫鞅請出，介紹給大家。群臣看到公孫鞅，無人相識，亦未聽說過此人。仔細觀之，雖然是相貌堂堂，儀表人才，可是畢竟太年輕，皆不屑一顧。
秦孝公接着又說：“寡人與公孫先生叙談三個晝夜，頓開茅塞，若行富國強兵之道，唯有破除舊制，建立新法，以宣揚國君之威德，教化萬民，大興農戰哉。不知諸位愛卿以爲如何？”這時，站在台階上的公孫鞅唯恐一些反對變法的大臣出面阻撓，動搖秦孝公變法的決心，便首先說：“主公，臣曾聽說過這樣一句話：‘懷疑自己行爲之人，是不可能成功的；懷疑自己事業之人，亦不可能成功。’因而，請主公不可猶豫，盡快下定決心實行新法，無須顧慮天下人之議論、批評也。臣還聞知：‘行事高明之人，往往會遭到一般人之譏笑；有獨特見解的人，開始時總要受到一些人的反對和诽謗。’俗語說：‘愚笨之人，在事情辦成之後還不明白；而聰明之人，在事情發生前，就能有所察覺。’因此，不能與那些愚笨之人商議事業的開始，隻能讓他們享受事業成功之後的果實。所以，隻要能使國家富強，就不要效法舊制；隻要對庶民百姓有利，就不必沿用舊禮。請主公對變法之事勿再猶豫矣。”
大夫甘龍聽罷公孫鞅之言，心中非常不樂，便接過來話語說：“臣以爲，公孫先生所言非也！臣曾聽說過：‘聖人不改變習俗，以教化人民；智者不改變舊制，方能治理好國家。’依照人民的習俗來教化人民，可以不勞而成；按舊制治理國家，各級官吏皆熟知，萬民亦會安定。若改變萬民熟知之禮法，不遵循秦之先賢傳之古制，天下人皆會議論，主公忘其先祖也。因而，古制、禮法不可廢也。望主公三思而行之。”
公孫鞅聽罷駁斥甘龍說：“大夫之言差矣，此乃世俗偏見也。一般人隻知安心于舊俗；讀死書之儒者，局限于一孔之見，這兩種人固然跳不出古制的約束也。若使此等人士治理國家，隻能按常規、舊制，循規蹈矩，何以談富國強兵乎？因而，不能與此等人商讨變法、改革之大事矣。夏、商、周三代，可以用不同之禮制而王之，統一天下；春秋之五霸，亦用不同之法度而稱霸于世，号令諸侯也。所以，智者是依據形勢之變化而制定法令；愚者隻能受舊制、禮法之制約，不思進取，故不變也。因此，請主公不要聽信那些因循守舊之語矣。”甘龍被公孫鞅駁斥的面紅耳赤，啞口無言，隻好怏怏而退。
這時，在甘龍身旁的大夫杜摯見此，非常生氣，覺得公孫鞅過于年輕狂妄，竟敢鼓動秦孝公更改舊制、禮法，此乃大逆不道之舉也，豈能不阻之？便上前說：“臣以爲，當今秦國乃七強之列，不可言爲弱；領地之闊，不可言小。若守古制、禮法，可國安民定，以觀天下也。臣曾聽說：‘利益不到百倍，不可變更法度；功效不過十倍不可改換器用。’臣還聽說：‘效法古代不會有過失，遵循舊禮就不會出現差錯。’因而，望主公深思熟慮而行之，萬不可輕信狂妄小人之佞言也。”
公孫鞅聽罷杜摯所言便又駁斥說：“大夫所言差矣。何爲古代？何謂效法古代無過失乎？世人皆知，前世各代皆爲古也。而各代所行之禮教、法度皆不同也，當效法何代爲最佳乎？昔各代帝王所施行之法令，并非是絲毫不差的相互承襲。伏羲、神農治理萬民之法，是教化；黃帝、堯、舜治理萬民之法，雖然開始使用刑罰，但不牽連旁人；後來到了周代文、武二王時，又依據當時之情況制定了禮教。這就是說，曆代各禮法皆是因時因勢而定之，方能各得其宜也，并非是一成不變矣。其實，各種兵器、铠甲、裝備等器物之變化，亦是爲戰時使用需要而變化。所以說，治理國家之方法未有一成不變之理，隻要對國家有利，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皆未效法古代，同樣稱王，國家昌盛；夏桀、殷纣并沒有改變舊制、禮法，亦同樣身敗國亡。由此可知，反古未必錯，循古未必對也。望主公變法之心勿便哉！”
杜摯被公孫鞅一席話駁斥得啞口無言。其他一些反對變法之人，見甘龍、杜絷如此能言善辯之人，皆被駁斥的無言以對，皆不敢再言。秦孝公見群臣皆不言之，便說：“公孫先生所言正和寡人心意也。寡人亦曾聽說：‘居于窮鄉僻壤，或居于偏僻小巷之人，往往容易少見多怪；學識淺薄，或見識不廣之學究，常常進行無益之争論。愚蠢之人感到高興之事，正是聰明之人認爲可悲之事；狂妄之人感到快樂之事，正是賢能之人所憂傷之事也。’因此，寡人決心不管什麽人反對變法之事，寡人亦決心施行變法。望衆位愛卿全力支持寡人之變法焉。”這時，文武群臣聞聽秦孝公決心變法，皆不再言。
秦孝公又對群臣說：“寡人欲在秦推行新法，所依之人，乃公孫先生也。因而，以公孫先生之才當委以重任，寡人欲拜公孫先生爲左庶長如何？”群臣之中有一些對公孫鞅之才，很是敬佩，但是反對的人數也不算少，隻是懼秦孝公之威，不敢公開反對罷了。而公孫鞅見此卻推辭說：“主公，此舉不可也。臣初到秦國，尚無尺寸之功，何以敢居左庶長之高位乎？”秦孝公卻說：“先生不必推辭，以先生之才足以勝任矣。”公孫鞅連忙解釋說：“非臣有意推辭也。臣與主公有約定在先：無論何人，非立大功者，不可身居高位也。今新法未行，臣無尺寸之功，故不可身居高位矣。”
秦孝公與群臣聞聽公孫鞅之言，皆敬佩之，能以自身而實踐言行，确實難得也。秦孝公仍然堅持說：“若行新法，先生若無職權何以行乎？”公孫鞅又解釋說：“主公勿慮也。隻要主公行新法之心不變，臣可以客卿之名而助之。待新法推行，收到功效，臣立功之後，方能居此高位矣。”秦孝公聞聽所言有理，便點頭應允。
公孫鞅奉秦孝公之命制定新法，亦非輕易之舉，首先要了解秦之舊法，然後再前往秦國各地考察，了解秦國萬民之狀況。公孫鞅經過了近二年的調查研究，根據秦國的實際情況制訂出了一套新法，然後呈與秦孝公。秦孝公将新法捧在手中，細細讀之，心中甚是歡喜，對公孫鞅說：“秦有此新法必興也。”公孫鞅卻說：“主公勿喜也。臣曾言之，制新法易，行新法難矣。”秦孝公聽罷說：“愛卿所言甚是也。依愛卿之意新法當何以行之？”公孫鞅回答說：“曆代以來，政令乃上出，而庶民百姓皆不知也，然而，有些雖知之，但多不能行也。此乃無信于民所緻矣。今若行新法，首要者，取信于民也。”秦孝公問：“依愛卿之意，何以取信于民乎？”公孫鞅便将如何取信于民的辦法細述一番。秦孝公聞聽非常滿意，便說：“若如此，當速行之。”
第二日清晨，公孫鞅帶領幾十名兵士，扛着一根高三丈的木杆，來到栎陽城南門，将其立于城外。隻見木杆之上挂着一塊告示牌，上面寫道：“能将此木杆徙至北門者，賞予十金。”過往南門的行人見此非常好奇，皆駐足觀看。過了一段時間，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大家皆議論紛紛。
這時，一人說：“此木杆并非沉重不可徙，何以重賞十金乎？此乃不可能也。”另一人亦說：“此十金重賞唾手可得也，何以能如此輕取乎？”一人又說：“如此輕巧之事，必難行之，禍兮，福兮難測也。”圍觀的人雖多，但皆用懷疑之目光觀之，無一人上前徙木。看守木杆的官吏及兵士隻守在那裏，亦不解釋。
直到中午之時，圍觀的人越來越少，木杆仍然是直立于栎陽城南門之外，無人徙之。看守木杆官吏無奈，便回報于公孫鞅。公孫鞅聞聽心中暗想：“庶民百姓皆圍觀而不敢徙之，必是對木牌之告示不信任。此乃曆代秦君不能取信于民之故也。俗語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若再加些賞金，不怕無人徙之。”于是，公孫鞅與那官吏一同來到栎陽南門外，将告示牌上的賞金，由十金改爲五十金。
消息很快在栎陽城傳開，人們紛紛前來圍觀。一些人在下面悄悄議論說：“十金已多矣，又何故改爲五十金，豈不更多乎？”公孫鞅看着人們那驚疑不定的眼神，解釋說：“此木牌之告示，勿疑之。此告示，如同日後秦君所頒布之政令，皆言出必信。若以五十金而取信于民，非重也。”這時，從人群之中走出一名粗壯漢子說：“秦之法律素來無重賞，今日忽出此告示，其中必有奧妙也。吾雖無意獲得五十金重賞，但若能獲一些薄賞足矣。”說罷上前将那木杆扛起，毫不費力，很快就來到了栎陽城的北門。圍觀的人們皆以好奇之心，跟随那壯漢同至北門。公孫鞅見此非常高興，便與官吏及兵士亦随之來到北門，命人取出五十金當衆賞給了那位壯漢，并誇獎說：“真乃好漢也，日後必爲秦君所用矣。”然後，又對衆人說：“從今以後，秦君所頒布政令，必明示之，言必信，行必果，望勿再疑哉！”衆人聽罷皆點頭稱贊之，對那位壯漢的大膽行爲亦是敬佩，而對于自己未敢上前徙木，錯過了發财的機會，亦有些懊悔。
“城門徙木”之事，很快在秦國傳開，人們皆議論之，“當今秦君之政令，果然是言必信，行必果，以‘城門徙木’之事可見之。”秦孝公聞知非常高興，便召公孫鞅商議頒布新法之事。公孫鞅卻不急于頒布，解釋說：“主公勿急也。政令乃大事，不能有絲毫差錯。一旦頒布，便不能輕易更改。容臣再斟酌數日，再奏明主公矣。”秦孝公見公孫鞅如此謹慎，知事關重大，便說：“愛卿所言甚是。寡人唯愛卿之命而聽之。”
數月之後，公孫鞅将新法修改後呈于秦孝公。秦孝公看罷覺得各項法規非常得當，便急欲頒布之。公孫鞅卻說：“新法甚繁，臣民恐一時難以接受，當先頒布與庶民百姓最爲相關的《墾草令》也。”秦孝公聞聽甚覺有理。由此經過了兩年多的醞釀和準備，于秦孝公三年（前356年）在秦國頒布了《墾草令》，秦民聞知皆前往栎陽城南門觀之。隻見《墾草令》中寫道：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于民，則農不敗。農不敗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
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上壹，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
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安不殆。民不賤農，則勉農而不偷。國家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
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遊惰之民無所于食。民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使商無得籴，農無得粜。農無得粜，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
聲服無通于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
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于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建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
廢逆旅，則奸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賈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爲荒飽。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
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鬥，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遊，費資之民不作，巧谀、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則草必墾矣。
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于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遊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遊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遊于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
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奸謀無所于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遊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遊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
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征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征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
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
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厮、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
不荒；商勞，則去來赍送之禮無通于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行
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
令送糧無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
無得爲罪人請于吏而饷食之，則奸民無主。奸民無主，則爲奸不勉。爲奸不勉，則奸民無樸。奸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秦民看罷《墾草令》後，多數人是拍手稱快，特别是重農抑商對庶民百姓十分有利。《墾草令》很快在秦國的各地施行，使秦國的農耕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國勢日漸強盛。
自從公孫鞅棄魏奔秦之後，當魏惠侯得知公孫鞅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并準備在秦國推行新法，心中也有些懊悔，于是，啓用大夫白圭爲相國。
這位白圭在曆史上也是一位非常有影響的人物。白圭乃東周洛陽人，名丹，字圭，有“商祖”之譽，是中國古代經商的代表人物，還善于修築堤壩，興修水利。《漢書》中說，他是經營貿易發展生産的鼻祖。白圭經商速戰速決，不失戰機。他把經商理論概括爲四個字：“智、勇、仁、強”。他還把自己的經營原則總結爲八個字：“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白圭的這些經商理論，爲後世商人效法和借鑒。中國古代商人把他奉爲祖師爺，宋景德四年（1007年），宋真宗封其爲商聖。他的理财思想就是對現代人也有指導意義。
周顯王八年（前361年），魏惠侯爲了躲避秦、韓、趙三國對都城安邑的威脅，決定将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遷都于大梁（今河南開封西北）。周顯王九年（前360年）），魏惠侯有命相國白圭在大梁主持興修水利，修築黃河大堤，以防水患，開鑿運河，溝通黃河于圃田湖（今河南中牟縣西）。周顯王十一年（前358年），魏惠侯爲了加強對秦國的防禦，命将軍龍賈在河西修築長城（今陝西東部的西洛水東岸，南北向，南起華山以西，北至洛川以北）。
秦孝公四年（前358年），秦孝公爲了給公孫鞅立功的機會，開始對外用兵，便選擇了三晉之中相對力量比較薄弱的韓國爲攻擊對象。于是，命公孫鞅爲大将軍，公子少官爲副将，率秦軍五萬興師伐韓，與韓軍戰于西山（今河南西熊耳山，盧氏縣一帶）大敗韓軍。
韓昭侯自從即位以來，一直不敢對外征戰，此次秦、韓西山之戰，韓軍大敗，沒想到給韓國帶來了更大的災難。宋桓侯見有機可乘，便于周顯王十二年（前357年）也興師伐韓，攻取了韓國的黃池（今河南封丘縣南）。魏惠侯也趁火打劫，興師伐韓，攻取了朱邑，又圍攻宅陽（今河南荥陽市一帶），韓昭侯無奈隻好與魏惠侯在巫沙會盟，魏才撤兵解圍。
自從《墾草令》頒布之後，經過幾年的推行，使秦國的國力大增，秦孝公心中歡喜，決定将公孫鞅制定的新法全面推行，并于秦孝公六年（前356年）任命公孫鞅爲左庶長，開始全面實施變法。
欲知公孫鞅此次又頒布何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