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發生在中日兩國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對決——白江村海戰，對日本而言，有着無法磨滅的積極意義，這場戰事雖然以日本敗北而宣告結束，但日本也從中認識到了自己與當時的唐朝所存在着的巨大差距，使其收斂了自身的傲氣與野心，以謙卑的姿态全方位地向燦爛光輝的中華文明學習。而經此一戰，唐朝不僅給了日本以深刻的教訓，也愈加鞏固了在東亞文化圈的宗主地位。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場戰争沒有輸家。

公元645年6月12日，皇極天皇準備在闆蓋宮大殿接見來自朝鮮半島的使者，按照以往天皇接見外國使者的慣例，把持朝政的大貴族蘇我入鹿必會到場。蘇我氏自蘇我稻目以來，擅權專政近百年，飛揚跋扈，鏟除異己，僭越皇權，橫霸于世，而蘇我入鹿，更是爲人暴虐，甚至逼迫聖德太子的兒子山背大兄皇子自刎。傳說在山背大兄皇子死去的那一刻，天降祥雲，光彩奪目，而當蘇我入鹿擡頭仰望時，天空卻突然變成了黑色。

蘇我入鹿的倒行逆施引來了皇室成員和朝臣們的強烈不滿，以皇極天皇長子中大兄皇子和貴族中臣鐮足爲首的革新派決定除掉蘇我入鹿。兩人決定在皇極天皇接見外使時，刺殺蘇我入鹿。中臣鐮足向中大兄皇子推薦了佐伯連子麻呂爲刺客。

當天，就在皇極天皇接受外使獻上的禮物時，中臣鐮足命佐伯連子麻呂動手，但沒想到，平時剛毅勇敢的佐伯連子麻呂此刻卻膽怯起來，遲遲沒有動手。就在這時，中大兄皇子拔出自己的劍刺傷了蘇我入鹿，佐伯連子麻呂這才壯起膽來，一劍刺入蘇我入鹿的喉嚨，割下了他的首級。而後用草席裹屍，棄于荒野。蘇我入鹿被成功誅殺後，中大兄皇子很快分化瓦解了蘇我氏的軍隊，蘇我入鹿的父親蘇我蝦夷也自焚而亡，蘇我氏一族從此一蹶不振，走向沒落。

在消滅蘇我氏中立下汗馬功勞的中大兄皇子，并沒有遵從皇極天皇的意思繼承皇位，而是聽從了中臣鐮足的意見，推舉自己的舅舅輕皇子繼承皇位。公元645年6月14日，輕皇子登基，是爲孝德天皇。孝德天皇即位後，建立了日本最早的年号“大化”，開始了以中大兄皇子爲主導的革新，史稱“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完善了日本的政治制度，社會經濟得到了發展，日本從奴隸制走向了封建社會。就在日本社會快速向前發展的同時，在不遠處的朝鮮半島上，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正在爲消滅對方、統一半島進行着曠日持久的戰争。公元655年，高句麗聯合百濟進攻新羅，新羅向支持自己的唐王朝求援。唐高宗遣使調解無果，于是先後派程名振、蘇定方、薛仁貴等将領率兵出擊高句麗，企圖牽制其兵力以減輕對新羅的壓力。此舉仍舊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百濟不斷支援高句麗，持續向新羅發起進攻。

公元660年，新羅王再次向唐朝求援，唐高宗遂以左武衛大将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領水陸大軍10萬餘人，從成山渡海向百濟發起進攻。百濟軍屯守熊津口進行抵抗，但在唐軍南北夾擊之下，很快潰敗，随後唐軍與新羅兵合一處，向百濟都城泗沘進軍，10天不到，便滅了百濟國。

百濟國被滅之後，原百濟王扶餘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衆據守周留城，抗擊唐軍。10月，福信派遣使臣到日本，要求迎回在日本爲人質的扶餘豐王子，并向日本求援，以圖複國。爲了恢複并擴大在朝鮮半島上的影響，中大兄皇子同意了百濟遺臣的請求，并于公元12月将都城從内地的飛鳥遷至沿海的難波城。公元661年1月，監國的中大兄皇子在與百濟隔海相望的盤濑設置了行宮。次年，日本向百濟贈送大批物資，日本本土則“修繕兵甲、各具船舶、儲設軍糧”，随時準備渡海作戰。

公元663年6月，中大兄皇子命令上毛野稚子率領2.7萬人向新羅發起進攻，奪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斷了唐軍與新羅的聯系。不久，由孫仁師率領的7000名唐朝援軍渡海到達熊津，與劉仁軌會師，唐軍軍勢因此大振。經諸将商議之後，制定了進攻周留的計劃——劉仁願和孫仁師以及新羅王金法敏率軍從陸路進攻；劉仁軌、杜爽則率領唐水軍與新羅水軍由熊津江入白村江口，溯江而上，從水上進攻。

8月17日，唐新聯軍從陸路三面圍攻周留城，城外據點逐一被攻克，百濟于是又向日本求援，中大兄皇子派廬原君臣領軍萬餘越海而來，準備自白村江口登陸。當時，唐新聯軍雖已從三面包圍了周留城，但建在白村江河口上遊左岸山地上周留城，三面環山，一面臨水，山峻溪隘，易守難攻。百濟隻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村江一線安全暢通，就能得到日本從海上的支援，從而據險固守。因此，白村江成爲維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線，也是百濟得以複國的希望所在，兩軍都誓在必争。

公元663年8月27日，唐朝水軍與日本水軍在海上遭遇。從當時雙方的軍力來看，大唐水軍7000餘人，戰船170艘；日本水軍有萬餘人，戰船1000多艘。雖然日軍人多、船多，但大唐水軍船堅器利，武器裝備遠勝于日軍。

中日兩軍首次接戰的結果，據《舊唐書．劉仁軌傳》的記載，“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初戰失利後，日軍并沒有撤軍，而是于第二天聯合百濟軍又再次向大唐水軍發起進攻，結果“大唐便自左右夾船繞戰，須臾之際，官軍敗績，赴水溺死者衆，舻舳不得回旋。樸市田來津仰天而誓，切齒而嗔殺數十人，于焉戰死”。

白村江海戰失利後，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與新羅軍隊進攻日本本土，于是從664年起，花費巨資，先後構築了四道防線。尤其是在九州的太宰府建的“水城”規模最大。所謂“水城”實際上是一座土壩，壩長1.2公裏，底部寬80米，高十幾米，外側是一條5米深的水溝。除了在軍事上采取守勢之外，667年，中大兄皇子還将都城遷往了近江大津宮。

日本在白村江海戰中雖然遭受了慘敗，但是這并沒有影響它與唐朝的交往，而唐朝也沒有因爲日本原先支持百濟國而對它疏遠，相反，兩國的關系在海戰之後變得更爲密切。公元669年，日本派河内鲸爲“平高麗慶賀使”前往唐朝都城長安，祝賀大唐在朝鮮半島的徹底勝利。與此同時，日本開始積極選派遣唐使，政治上發展與唐朝的睦鄰關系，文化上積極汲取唐代豐富的典章制度，使得日本社會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自省與危機意識，仿佛一直伴随着日本民族。白村江海戰，于日本而言，不單單是一場失敗的戰争，同時還是一場反思的戰争，畢竟勝敗僅在一時，但背後實力的較量卻是無比漫長的。戰争失利的日本人看清了這一點，于是，他們放下一時的成敗，轉而向内壯大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