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近代日本而言，侵略已經成爲了一種習慣。從第一個武家政權——鐮倉幕府時代開始，崇尚“武家習氣”與“弓矢之道”的武士道精神，便開始逐漸滲入到每個武士身上，在儒雅、禮儀的外衣之下，隐藏的是兇殘與血腥，因而，推崇軍國主義的近代日本，每隔幾年就要發動一次對外侵略戰争，而且大多數戰争的目标都是鄰邦中國。随着時代的變遷，日本政府不斷調整、細化侵華的戰略構想，最終，在20世紀30年代，将其所有的戰略構想付諸于一場曠日持久的侵華戰争之中。

1937年7月11日，首相近衛文麿召開了内閣臨時會議。會議一開始，近衛文麿就滿臉興奮地向衆人宣布：“諸位，盧溝橋之戰，我軍大獲全勝。下一步該怎麽辦？”閣僚杉山元把挎在腰間的軍刀使勁按了按，大聲地說：“迅速派兵增援，乘勝追擊，以便擴大戰果！”46歲的近衛文麿摸了摸人中上的小胡子，笑着回應道：“痛快！即刻命關東軍、朝鮮軍出發，前往支援！”杉山元聽罷，立即補充道：“内地師團也應馬上開赴華北！”其他閣僚也紛紛表示贊同。就這樣，内閣會議幾乎一緻通過了增兵的決議，當天晚上，近衛文麿就向全國發表政府聲明：“中國政府必須謝罪，保證此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爲此，政府決定向華北出兵！”

近衛文麿聲明所提到的事件，就是“盧溝橋事變”，而日本政府所謂要謝的“罪”，不過是日本強加給中國的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更準确地說，它其實是日本自導自演的一出戲。近衛文麿是典型的擴張主義者，他深得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政治的真谛，極力主張通過對外擴張來解決日本領土狹小、資源匮乏的問題，因此，面對關東軍于1931年制造的“九·一八”事變，他大爲贊賞，并且還稱其爲“命中注定”的前進方向。

雖然在1937年6月4日就職當天，近衛文麿曾發表演說，宣稱要“實現以國際主義爲基礎的真正和平”，但藏在他心底最深處的魔鬼最終還是戰勝了口頭承諾。就在同一個月，日軍在中國北平西南的宛平城附近不斷進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到7月7日，甚至借口一個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城進行搜查，同時提出要求中國駐軍撤離宛平等地的無理要求。中國軍隊自然不會答應如此荒謬的要求，日軍由此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面戰争。這就是近衛文麿提出中國應該“謝罪”的事件，“盧溝橋事變”讓一向好戰的近衛文麿嘗到了甜頭，連同那些被“赫赫戰果”沖昏頭腦的閣僚一起，做出了增兵中國，擴大戰果的決定。

日本的侵華戰争由此全面爆發，日本軍隊中軍國主義的典型代表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陸相杉山元等人，沉迷于戰争所帶來的狂熱情緒之中，忘形地叫嚣着“三個月内滅亡中國”。盡管軍隊中也有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之類的冷靜者，卻畢竟少之又少，因此當他提出“如果爆發全面戰争，會使日本陷入無底深淵之中”時，其微弱的聲音迅速淹沒在了其他人的狂歡與呐喊聲中。

7月27日，日本國内的3個内地師團開進華北地區，向駐守北平的軍隊發起了攻擊。8月，日軍陸軍組編上海派遣軍，開始了對上海的大舉進攻，“淞滬會戰”爆發。它對于心急的日本人而言，無疑是一場過于漫長的戰争，因爲從8月對上海發動進攻到11月日軍占領上海，一共花去了三個月的時間，而這曾經是日本定下的滅亡中國的期限。

1938年4月1日，近衛文麿内閣發布了《國家總動員法》：要不惜血本、孤注一擲。同年，日軍相繼占領徐州、開封、武漢、廣州，并對八路軍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進行了連續兩個月的燒殺淫掠。

此時的近衛文麿非常清楚，日軍在中國戰場多待一天，損失就慘重一分。于是，盡早從中國戰場抽身的想法闖入了近衛文麿的腦海，爲此他不得不做出和戰并行的兩種舉措。

1938年11月3日，近衛文麿發表聲明，改變原來的戰略方針，将中國的國民政府由對手變爲合作夥伴，并提出了日、滿、華攜手，以“确立國際主義”、“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合作”等。顯然，他的目的是要拉攏國民政府，迫使其屈服。但除了收獲了一個以汪精衛爲首的漢奸政權外，其他的一切照舊。此後，近衛文麿還多次提出所謂的“合作”聲明，結果都吃了“閉門羹”。

至此，近衛文麿已全無辦法，灰心喪氣的他剩下唯一的一條路，就是辭去首相職位，由其他人來替他解決日本侵華所造成的各種問題。事實上，無論是之後接任的平沼男爵，還是再度出山的近衛文麿，都無法将日軍從中國戰場的“深淵”中拯救出來，除非這場戰争結束。

身在前線的日軍，無論是否認識到了自己的窘境，都唯有繼續作戰，甚至以更瘋狂的态度殘害占領區的百姓。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而這其中最令人發指的，莫過于1937年12月占領南京之後長達數月之久的大屠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