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日本決定偷襲珍珠港時，就應該想到：挑釁者終究要面對來自于受害者的複仇之舉。日本或許将珍珠港事件後所遭遇的美軍突襲視爲美國的報複，但對美國人而言，那不過是一場象征性的任務，真正的複仇時機還未到來。美國秉持着“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宗旨，在等待一個絕佳的機會，給日本人以緻命打擊，以洩心頭之恨。

日本成功偷襲珍珠港後，美國迅速做出反應。1942年4月18日，吉米·杜利特爾中校派出16架B-25戰略轟炸機襲擊日本的東京、橫濱、名古屋和神戶的油庫、工廠和軍事設施。但是這次的攻擊隻是象征性的，并未給日本造成重大的損失，美國隻是想要日本明白自己是“睡着的獅子”，而不是“病貓”。

爲了一雪前恥，在接下來的日子裏，美國緻力于轟炸機的研究。連續兩年，都未對日本本土進行戰略轟炸。就當日本人深陷二戰的泥潭，開始逐漸淡忘曾經在珍珠港與美國結下的仇怨時，美國的B-29超級空中堡壘式轟炸機研制成功。這種轟炸機的時速達563千米/小時，飛行高度超過1萬米，續航裏程爲6430千米，打擊距離達到2400千米，并能攜帶9000公斤的炸彈。單從飛行的高度與速度來看，就遠遠超過當時日本的所有戰鬥機。

1944年6月15日和11月24日，美國先後兩次派出B-29對日本進行實驗性的突襲，不僅收效甚微，還使美國損失了150多架轟炸機和上千名機組人員。不得已之下，美軍被迫做出戰略調整，由實驗階段的日間精确轟炸改爲夜間的地毯式燃燒彈轟炸。

1945年1月底，美國陸航總司令阿諾德将軍委任第20航空軍司令部指揮官柯蒂斯·李梅少将負責對日的戰略轟炸。此時年僅38歲的李梅少将，是當時美國最年輕的陸航将軍，曾在對德作戰中取得過驕人成績。上任之後，李梅根據日本特殊的工業生産模式，發現了日本城市的弱點，如住房密集且多爲木闆結構、消防能力差和夜間防空力量薄弱等，在此基礎上充分肯定了夜間地毯式燃燒彈轟炸的戰術。

2月19日，美國海軍陸戰隊攻占了硫磺島，爲B-29赢得了轟炸日本本土的中轉機場。李梅決定立即展開對日本本土的轟炸。當日，第20航空軍的指揮部發出了将“試驗性”燃燒彈空襲提到優先位置的新命令，并下令2月23日至24日發動對東京的第一次大規模燃燒彈轟炸。

李梅同時還下令，除尾炮外，B-29上所有的武器均由燃燒彈替換。此令一下，全軍嘩然，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爲這一決定太冒險了。但李梅信心十足，甚至還決定延後将計劃呈送華盛頓的時間，自己承擔此次作戰任務的全部責任。戰前的動員會上，李梅激動地呐喊：“我們要燒掉那些木闆做的日本城市！讓我們放一個日本人從未聽過的大鞭炮！”參戰的機組人員被他的激情與魅力感染，不再疑惑重重，全力投入到空襲的準備工作之中。

23日夜，174架B-29轟炸機在東京抛下大量凝固汽油彈，東京約2.56平方千米的地方變成了廢墟，美國出師大捷。當夜，裕仁天皇緊急召見前首相東條英機和其他政府要員分析戰争局勢。26日，東條英機回複天皇：估計美國人不可能再增加轟炸機突襲，甚至無法保持目前的攻擊率。即便美國真的可以，這種來自兩千多公裏外的襲擊，也不應成爲打擊日本信心的誘因。

3月9日，日本軍國主義“軍人節”的前一天，東京街頭一片繁華景象，人們互相問候着，以表達對戰争前線親人的平安願望。另一邊，美軍正在李梅的統帥下，做着突襲的最後準備。傍晚5點34分，托馬斯·鮑爾準将率領334架B-29“超級空中堡壘”從馬裏亞納群島的塞班島和提尼安島機場起飛，撲向日本東京。

3月10日零時15分，美軍的轟炸正式開始，此前一直對B-29不利的天氣，這次也幫了大忙。炸彈爆炸的瞬間，一股大風突然刮起，火勢迅速蔓延開來。空襲持續了兩個小時，風借火勢，火助風勢，烈火席卷了整個東京。

天亮之後，人們才看清了空襲的結果：建築物和街道都已殘破得無法辨認，隻剩下一些殘垣斷壁，河水幾乎都蒸發掉了，呈各種姿勢蜷縮着的燒焦屍體遍地都是，就連空氣中都彌漫着難以名狀的臭味。據日本東京警視廳統計的數字，轟炸當晚約有10萬人死于火海，還有10萬人有不同程度的燒傷，另外100多萬人無家可歸，單是大火之後的清理工作就進行了25天。難怪一位幸存者回憶說：“那一刻，我懷疑自己是否還在人間。”

轟炸之後18小時，日本當時的首相小矶昭國發表電台講話，強烈譴責美國的殘酷與野蠻，并提醒日本國民類似的空襲可能還會出現。事實确如日本政府所想的那樣，3月10日後，李梅指揮部隊先後又對名古屋、大阪、神戶等大城市和其他中心城市、交通幹線進行了燃燒彈轟炸，整個日本幾乎都被點燃了。

美國實現了最初的目标，讓日本爲曾經的惡行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但因行爲方式過于殘忍，“李梅火攻”也遭到了許多人的質疑與诘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