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事裁判權是帝國主義強加給殖民地的不同等制度。要取消領事裁判權，何其艱難!

日本最早于1890年廢除，土耳其于1923年、暹邏于1927年、波斯于1928年、埃及于1937年先後廢除領事裁判權。

二戰後,華夏在形式上廢除了領事裁判權，從實質上廢除，已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事了。

對付洋人的領事裁判權，最好是将其消于萌芽狀态。

1855年，洋人雖然取得了部分領事裁判權，但遠不像後來那樣肆無忌憚。到了清末時，外國領事不僅可以在司法上管轄本國僑民，還能管轄本國僑民的家屬、仆役、外商的雇工。

甚至，就連信仰基督教的華人，都能得到外國領事的特殊保護。（教民橫行無忌，引起華人憤慨，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義和團”運動。）

儒家傳統“息訴”思想、滿清官員的懦弱無能，進一步助長了領事裁判權在華夏的泛濫。

最開始時，滿清在西北開放邊城與中亞等國貿易。浩罕國收留張格爾叛黨，援引穆斯林傳統，要求在邊城派遣代表，管轄本國商人，處理貿易糾紛。

滿清國力衰退，對回疆的掌控力大不如前，便同意了浩罕國的請求。穆斯林在華自治，自元朝時便有先例。這便是滿清開放領事裁判權的開端。

第一次鴉片戰争前，因文化、法律不同，中英屢出糾紛。

例如，早在乾隆年間，一艘英國船隻在鳴放禮炮時，誤殺兩個華人。乾隆帝龍顔大怒，當地官民也一片嘩然，按照華夏的樸素傳統，要求英國人殺人償命。

按照英國的理解，這最多算是誤殺，犯不着再殺一個英國人償命。但乾隆帝不依不饒，不惜與英國開戰，也要英國人殺人償命。

當時，滿清國力正處于巅峰狀态。英國人不得不交出兩個倒黴的水手。乾隆帝格外開恩，将其中一人斬首，一人赦免。此事促成了英國馬嘎爾尼使團訪華，試圖勸說華夏開放通商口岸，避免此類誤殺事件再次發生。

乾隆帝當然不會同意開放通商口岸。

英國人忍耐了數十年，終于在第一次鴉片戰争中撬開了華夏大門。戰後，雙方議和過程中一項重要的内容便是領事裁判權。

滿清方面，負責談判的耆英絲毫不知領事裁判權的危害性，反而認爲外國領事審判外商，可以讓滿清擺脫令人頭疼的涉外問題。

在滿清親貴中，耆英算是個“通夷之才”了。他尚且如此昏聩，更别提其他那些老頑固了。

對于領事裁判權，吳捷認爲此事決非小事。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他與洋人官方打交道的第一道坎，必須妥善處置。至少，他要與阿禮國、麥蓮這樣的外國官方代表達成某種默契。

随着中興公司的擴産，随着複興會的不斷壯大，勢必将有越來越多的洋人來到九江。到時候，吳捷将不得不與外國官方打交道。

在晚清舞台上，外國勢力是一股絕對不能忽視的力量。他們侵略了華夏，卻也在某種程度上開啓了華夏近代化的大門。

如何與外國官方打交道？這實際上涉及到了外交問題。

天京方面鼠目寸光，與洋人交惡，洋人轉而支持清朝。這是太平天國運動走向失敗的重要原因。

吳捷要争取洋人支持，自然不能卑躬屈膝地乞求洋人。引進拿破侖法典，大膽改行西式司法體系，主動适應世界遊戲法則，這無疑将給洋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在頑固保守的滿清、邪教徒太平天國之間，吳捷無異于一股清流，更能博得洋人的好感、支持、尊重。

能否在九江取消領事裁判權，關于在于西式法律能否在九江落地生根。從曆史經驗來看，這是不成問題的。華夏目前适用的法律，正是大陸法系的法律，适合我國國情，符合我國中央集權傳統。

眼下，麥蓮明确支持吳捷取消領事裁判權，阿禮國則明确反對。

吳捷見狀，心裏有了主意，說道：

“麥蓮先生，敝人對您的大度、坦誠深感敬佩。米國是一個年輕的、朝氣蓬勃的國家，令人神往。尤其是，米國在擺脫過英國殖民後，發展更爲迅猛，工商業更加發達。

“您一定是個高尚的人，一定深受着您的國家，對華夏内憂外患的悲慘命運感同身受，才毅然做出取消領事裁判權的光榮決定。

“敝人是九江鎮将，與中興公司幾個高管私交甚笃。爲了我們兩國的友誼，我願意向他們說情，請中興公司加強與貴國商人合作。唐約翰先生也是米國人，一定樂于此事。”

麥蓮呵呵一笑，說道：

“将軍，我對您廢除酷刑，引進新法的決定深表敬佩，對将軍向中興公司施加影響力的善舉深表感謝。但我向您提前申明，本人雖是米國駐華專員，并無權力廢除米國在華領事裁判權。

“我隻能向國内寫信，建議米國尊重華夏司法主權。至于是否在九江廢除領事裁判權，還得看将軍是否真的要在九江實行西式法律。”

吳捷連忙拍胸脯道：

“麥蓮先生盡管放心。引進法國民法典，實行西式法律，這是我深思熟慮後的結果。我并非一時頭腦發熱，也不是要做表面功夫，而是真心實意想要改行新法，想讓華夏富強。

“有了新法，我們九江當局才能與各國深化合作基礎，才能爲中興公司提供穩定、安全的内部環境。事實上，早在一年前，我們便開始在九江實務學堂教授法律學，已經初步培育了一些法官、律師。

“在九江遂行新法，條件已經成熟。各位先生盡管放心，九江當局有決心、有能力實行新法律。敝人隻求各位洋兄弟理解、支持我們，放棄領事裁判權。”

阿禮國不以爲然地說道：“我們中英兩國文化不同，法律不同，以往英商與華人發生糾紛，貴國官府往往處置不力，影響兩國友誼。

“領事裁判權正是爲了避免此類事件的發生。況且，領事裁判權隻規定由外國領事管轄本國商人所涉案件，談不上侵犯貴國司法主權。”

又在狡辯！吳捷對阿禮國十分不喜，冷冷地說道：

“領事裁判權看似事小，實則關系到我國的司法主權。試想外國人在本國犯了法，本國卻管轄不到。外國領事濫用裁判權，自然要偏袒本國人。長期以往，本國威信何在？

“本帥也學過一點國際法，在正常交往的兩國中間，類似特權隻能用于外交人員，絕不能用于一般僑民，更不能用于僑民的傭人、雇工。

“爲了支持中興公司與外商合作，我們已經決定改行新法。有了新法，就應當按照新法的規矩辦。按照屬地管轄原則，九江當局有權對洋人行使司法管轄權。這一點事關我國主權，沒有讨價還價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