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奧特對亞瑟事關對華貿易談判的建議未必放在了心上，因爲不論是在外交部還是埃利奧特本人看來，整個大不列颠及愛爾聯合王國中真正了解這個遠東大國的人都屈指可數。

即便不列颠真的有人了解中國，那個人多半也已經在東印度公司的廣州貿易委員會任職了，譬如說外交部準備任命的第二對華貿易總監約翰·戴維斯，以及第三對華貿易總監喬治·羅賓遜。

其中，約翰·戴維斯從牛津大學畢業後便加入了東印度公司任職，18歲便擔任了東印度公司廣州貿易委員會董事會書記員的職務，1816年更是作爲顧問與翻譯陪同阿美士德伯爵率領的外交使團拜會了中國皇帝。

最重要的是，約翰·戴維斯在工作之餘，還因爲興趣翻譯了大量中國的文學作品，現在倫敦市面上流行的中國小說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約翰·戴維斯出品的。而且爲了标榜自己‘中國通’的身份，約翰·戴維斯還相當得意的在譯者一欄填上了他給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德庇時。

正因爲如此，所以不論是外交部還是殖民事務部，乃至于他的老東家東印度公司，都将約翰·戴維斯視爲最懂中國的英國人。

至于喬治·羅賓遜，他雖然不像是戴維斯那麽懂中國，但他在東印度公司的廣州貿易委員會管理層任職也已經有超過十年的時間了。

而且，羅賓遜的家族背景看着也非常令人放心。

在不列颠的政壇裏，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在掌控着王國至高權利的上下院摸爬滾打。伴随着殖民地的不斷開拓，有一些家族開始将目光轉向了更爲廣闊的海外天地，而羅賓遜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羅賓遜家族的兄弟們廣泛的分布于世界各地，其中有駐軍西非海岸的，也有活躍于西澳大利亞殖民機構的，還有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哈德遜灣公司行政部門工作的。

相較于這樣兩位擁有背書的資深殖民地官員，亞瑟·黑斯廷斯這個在外交部沒有多少影響力的名字顯然不足以左右埃利奧特的判斷。

況且，在帕麥斯頓子爵寄給埃利奧特的來信中，已經有過類似于亞瑟論述的命令了。

埃利奧特清晰地記得，子爵閣下的命令包括了：

第一，到達中國後駐紮廣州，設法與中國人保持友善關系。

第二，在寫給中國官員的書信中，不要使用威吓性的用語，以免構成冒犯。

第三，在非必要的時候，不要向皇家海軍請求援助，以免引起沖突。

第四，在談判形式不明朗之前，暫時不要幹預當下處于灰色地帶的鴉片走私貿易。

埃利奧特也不知道要不要将帕麥斯頓的密信與亞瑟分享，畢竟，他在圭亞那的時候就已經從與友人的信件中得知了這個曾經攪得倫敦沸沸揚揚好一陣子的家夥。

亞瑟·黑斯廷斯雖然在外交部沒什麽影響力，但是這位前皇家助理警監在蘇格蘭場似乎享有納爾遜在皇家海軍一般的崇高聲望。

簡而言之，這家夥在内務部的封閉系統中似乎頗有實力。嗯，有實力到令那群内務部的官僚不惜把這個燙手山芋一腳踹到外交部來。

埃利奧特的心中還在權衡，可是那頭達拉莫伯爵卻已經開了腔。

作爲曾經入過閣的掌玺大臣，脾氣直率狂傲的達拉莫伯爵向來懶得理會意這些勾心鬥角。

當年輝格黨遠離執政地位三十多年時，他都敢在議會和托利黨拍桌子幾次三番要求議會改革，領導人民之友協會大查托利黨議員的血緣關系和賄選情況，與布魯厄姆勳爵、托馬斯·坎貝爾等人爲創辦倫敦大學前後奔走。

如今輝格黨重獲執政地位，他的嶽父格雷伯爵還當上了首相，達拉莫伯爵就更沒理由慣着那些他早就看不順眼的老官僚了。

更遑論，亞瑟·黑斯廷斯這小夥子還是倫敦大學的畢業生，而且還是大學校史上第一位獲封爵士的畢業生，結合到他24歲的年紀，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了。

雖然他自己不想說，但是在提議爲奇迹般複活的亞瑟頒發下級勳位爵士的内閣會議上，達拉莫伯爵可是與布魯厄姆勳爵、墨爾本子爵一樣，毫不猶豫地投出了支持的一票。

達拉莫伯爵眉頭輕輕一挑，開口詢問道：“你說你在大學的時候，對俄國史的研究比較深入？”

亞瑟笑着回了句：“深入談不上，但是看得相關書籍确實多一點，甚至于我還去稍微學了一點點俄語。”

達拉莫擡手爲亞瑟倒了點葡萄酒：“你爲什麽會對俄國感興趣？”

亞瑟也不知道達拉莫爲什麽突然要問這些，不過一想起這位倫敦大學最大贊助人的政治傾向和經曆，他非常輕而易舉的就舉出了一個令他感興趣的選題。

“我最開始其實對俄國并不感興趣，但是後來我無意中在舊書店裏淘到了一本小說，裏面講述了一個名叫赫沃羅斯季甯的俄國王公的故事。

這位17世紀的貴族曾被人向政府舉報其不行東正教之道、私藏拉丁語書籍、私下稱呼沙皇爲暴君的行爲，并且他還曾抱怨說莫斯科都是些愚民，無人能與其交談。他曾提出要求去立陶宛生活，但是遭到拒絕，最後被流放至北方一座偏遠的修道院終其一生。

就是從這裏開始，我開始對俄國的相關文化産生了興趣。我發現，這個國家在18世紀以前，簡直拿不住什麽像樣的小說或是戲劇。但是18世紀開始，他們的文學作品卻像是雨後的青苔那樣，突然一撮接一撮的冒了出來。這種現象引起了我的關注，而在我翻遍了曆史資料以後，我才終于搞明白了原因。”

“喔？”達拉莫伯爵問道：“這是爲什麽呢？”

亞瑟托着酒杯笑道：“這是由于文藝作品的大量出現是有兩個先決條件的，第一是需要有接受過一定教育的群體來從事創作，第二是這個群體必須要有足夠的空閑時間。對于俄國來說，那裏大部分人都是文盲，而受教育群體一般都是貴族。

但是在1762年以前，俄國貴族都必須要至少爲君主服役25年，他們平時不是在打仗就是在接受軍事訓練。而在1762年以後，由于《貴族自由宣言》的頒布，大量貴族得以早早退役。這些人既有知識、也有錢和時間，所以自然有人會把付諸于文學創作上。

而且即便是那些不寫書的，也會自然而然的變成讀者群體。從商業的角度來解釋的話，也可以解釋爲有了閱讀的市場，所以自然也就有了創作的土壤。而且當葉卡捷琳娜二世繼位後，他爲了反駁孟德斯鸠對俄國‘俄國隻有領主和奴隸，沒有平民階層’的論述，也開始大力鼓勵國民寫書和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