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紛紛之中，太元五年的新年即将到來。

年底，徐州舉行了表彰大會。在新的一年之中，各方面表現突出的優秀人員披紅挂彩聚集到淮陰新落成的大禮堂之中接受表彰。

參與表彰的人員三教九流皆有，有軍中将士，有徐州官員，有衙門小吏，有工匠，農夫，作坊主，店鋪掌櫃。

這也是第一次各個階層的人員以同等身份參與會議，在之前，販夫走卒和官員大族們在一處開會，受到一樣的待遇簡直是不可能的。這會被視爲對官員大族們的羞辱。但是經過這幾年的時間，徐州上下的觀念都有所轉變。雖然官員大族們心裏多少還有些不自在，但已經不再那麽排斥。

上上下下其實都意識到了，李刺史所把握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如此混亂危險的時候，徐州能夠在驚濤駭浪之中保持穩定，這裏的經濟軍事實力正在穩步的增長。百姓們安居樂業，社會治安良好，社會穩定有序，這是多麽不容易的一件事。

這當然得益于李刺史的施政和外交的策略。大力發展民生和徐州的經濟，大力改善徐州的基礎狀況，尊重和鼓勵一切對軍政民生有利的措施，尊重個人的勞動，一視同仁的看待每個階層，才有了上下一心欣欣向榮的徐州。

正如李刺史表彰會上所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能者。打仗的将軍士兵未必能夠讓糧食高産，未必能夠侍奉好莊稼。施政的優秀官員未必能夠打造出鋒利的兵器好用的農具。種糧大戶固然在耕作上有心得，但是沒有好的政策，沒有其他人的協助，沒有軍隊的保護，便也沒有了耕作的條件和環境。所以，每一行每一業，無論官員将領，販夫走卒，引車賣漿，種地打獵的，都是一個整體。人人盡其才，方可做出成績，互相成就。從而也讓徐州所轄各郡，在整體上變得更好。這便是提出的徐州各地一盤棋大戰略的應有之義。”

李徽的話，以前很少有人能真正的理解。但徐州這幾年已經從務虛轉向實際。那些親自投身于徐州建設，投身于實際事務之中的人員已經能夠充分的理解這一點。這對于李徽，對于整個徐州上下而言，都是一件幸事。

李徽自己的感受最深。以往一個新的政策和措施醞釀出來，需要進行大量的解釋工作，方能讓上下人等理解爲何這麽做。現在，則輕松了許多。一些措施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貫徹，一批有着新的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官員湧現出來，這讓政令變得更通暢，阻力也更小。

在外交策略方面，許多人也開始理解了李徽務實外交的内涵。在如此混亂的天下大局之下，李刺史能夠保證和外部關系的總體平穩，很少同周邊勢力發生戰争的秘訣便是務實外交。

盡量保持和周邊勢力的關系，甚至有時候看上去做出了妥協和讓步。看上去甚至有些窩囊。但是這卻有力的保證了徐州的總體外部的穩定。該強硬的時候強硬，比如攫取徐州四郡和青州四郡，瞅準時機發力，攫取到手。但卻又适當的讓步，不把對方逼到絕境之中，避免對方魚死網破。

和大晉朝廷之間的關系上，按理說不應該城之外交關系，但是一樣是秉承這個原則。絕不公然站隊某一方，甚至在謝氏當政之時也是如此。眼下，在司馬道子和王恭争權甚急之時，一樣是如此。李徽絕不會上表去針對某一方站隊問責，采用的均衡分化，讓他們自我消耗，自我牽制的原則。這樣既不會拉扯太多的仇恨，也不會讓他們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這種靈活務實的外交策略是一種藝術。

這一點，曾掌管秦國外交事務的苻朗頗爲贊歎。苻朗如今被任命爲徐州長史，分管的部分職責便是同周邊勢力的外交聯絡關系，在這一方面他感受頗深。當初大秦的外交策略的主基調便是極限威壓，毫無彈性可言。而徐州目前采取的措施，則令苻朗感覺到了李徽和苻堅之間的天壤之别。

當然，召開這樣的表彰大會的目的，不僅僅是要表彰先進，凝聚人心和共識。更重要的是，李徽需要以這種方式增進各階層之間的交往互通。李徽倒不指望能夠消弭階級矛盾，消除階級等級。事實上那是絕無可能的。李徽隻希望能夠讓階級之間的矛盾弱化，讓各階層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相互敵視和蔑視的狀況得到改善。階級之間的矛盾一旦爆發，那是相當可怕的。這種交流和溝通，互相了解和理解對方的重要性和能力的大會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久而久之，自然會有很好的緩和。

李徽深知，留給自己安穩發展的時間并不多。北方雖然亂成一鍋粥，但是遲早會有充分鬥争之後一家或者幾家獨大的狀況。充分鬥争之後的各方勢力遲早會明白，這麽下去他們都沒有活路。一旦他們明白了這一點，目光便會投向别處。

徐州目前所處的位置其實是并不理想的，事實上徐州的地理位置一直都在危險之中。地處淮水之地，南北分界之地，自然是戰争爆發的戰場。那也是爲什麽之前徐州之地成爲破敗之地的原因。

更别說現在自己的勢力已經延伸到了東萊半島，成爲某些人的心頭之刺。必須要做好随時迎接外敵的準備。

而南方顯然也越來越不穩定。大晉朝廷兩股勢力的争奪也越來越激烈和白熱化。

臘月裏，張玄終于攜家眷來到徐州。從他口中，李徽知道了一些朝廷之中近來的消息。

王恭接手北府軍的指揮權之後，司馬道子在軍糧物資上開始了限制。王恭上奏多次，要求按照之前的标準撥付糧草物資和軍饷，但司馬道子都予以駁回。司馬曜親自過問司馬道子也不松口。

“南方大旱，西南蝗災。蜀地今年地震。災民無數。我大晉如今無胡賊之憂，但卻有内患要解決。孰重孰輕，不言自明。赈濟災民，救濟百姓，需要大量的糧食物資。北府軍固然重要，但是之前的糧饷物資标準太高，舉全國之力養之是不錯的，但淮南之戰之後，本就應該予以裁撤縮減。陛下不當家，不知财政艱難。這兩年财稅銳減，朝廷入不敷出，必須要加以修正。否則，何以爲繼？”

司馬道子和王國寶等一杆人的話令司馬曜啞口無言。他知道司馬道子等人是故意推诿克扣，但他們的理由卻又是正當的。北府軍消耗确實很大，确實造成了嚴重的負擔。當初是謝安當政，又有外敵威脅，自可如此，現在卻不同了。依舊以全國财政養兵，顯然是說不過去的。

但從此事上，司馬曜也越發感受到了來自司馬道子的壓力。

因爲這件事，王恭和司馬道子等人之間已經幾乎是明着鬥了。王恭當然惱火，他剛接手北府軍，北府軍将士的待遇便下降了，這讓他如何能夠讓北府軍将士對他有好感，如何能讓衆人歸心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