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三個月列席會議，既能學怎麽當副省長，又能讓其他同志考察他；

中間三個月代管分工，把司法改革、掃黑除惡這些硬骨頭交給他啃；

最後人大表決，成不成讓全省人民盯着。

這套組合拳打下來，比高育良書記直接安排接班穩妥多了。特别是同步修訂《監督條例》，等于給權力上了雙保險。就算祁同偉真有問題，制度也能及時糾偏。

五、給年輕幹部撐腰，就是給未來鋪路

有些老同志看不慣祁同偉的做派，說他“太會鑽營“。要我說啊，這恰恰證明他有上進心！當年侯亮平在反貪總局幹得漂亮吧？可人家甯願在京州當副組長也不願來基層。祁同偉肯放下身段給老幹部鋤地，至少說明他重視群衆工作。

再說他急着上副省級的心情可以理解——公安廳長幹滿六年沒提拔，換誰不着急？現在設置觀察期，既給他機會證明自己，也避免“火箭提拔“的嫌疑。咱們不能寒了實幹者的心，沙書記常說“要給改革者容錯空間“，這話得落到實處啊！

總的來說就是要用制度管人，拿實績說話。

我支持祁同偉同志晉升，但有三條底線必須守住：

觀察期不是走過場，省紀委要每月向常委會彙報情況；

權力交接必須透明，代管分工期間每項決策都要上政務公開平台；

群衆監督不能缺位，修訂《監督條例》要開聽證會聽取民意。

隻要把這三點抓實了，祁同偉就是塊好鋼，準能在副省長崗位上淬出火花。退一萬步講，就算他真有問題，完善的制度也能及時止損。咱們這代人啊，既要把好幹部用起來，更要把好制度立起來，這才叫對八千萬漢東百姓負責！”

李達康舉手了：“沙書記，我有些不同的意見。”

沙瑞金面上笑嘻嘻，心裏MMP，說：“哦？達康同志你說吧。”

“同志們，幹部選拔的第一标準是什麽？是政治品格！而祁同偉同志的政治品格，早已在趙立春同志回鄉祭祖的鬧劇中暴露無遺。”李達康以茶杯叩擊桌面的動作強化語氣，“當年趙家祖墳前，祁同偉同志不顧公安廳長身份，當衆跪地痛哭如喪考妣。若真是悼念親人尚可理解，但據我所知——他父母至今健在！ ”

此時會場已經鴉雀無聲了，李達康趁勢追擊：“這種行爲本質是對權力的谄媚！一個将政治尊嚴踐踏至此的幹部，如何能承擔副省長職責？難道要全省幹警學習這種‘膝蓋比骨頭軟’的升遷哲學？”

他犀利指出，祁同偉的晉升将傳遞錯誤信号，導緻“跑官要官”歪風蔓延 。

“再談工作作風問題。祁同偉同志任公安廳長期間，頻繁出入山水莊園，甚至将該場所打造爲‘官商勾結樞紐’！”李達康調出暗訪照片投影，“據不完全統計，過去一年其出入該會所達47次，遠超基層調研次數 。而在座某些同志——”

他環視會場，“恐怕也是那裏的常客吧？”

此言引發輕微騷動，李達康毫不退讓：“山水莊園表面上提供‘外語學習’，實則涉及權色交易、利益輸送！祁同偉作爲公安系統一把手，非但未履行監管職責，反而成爲腐敗溫床的‘保護傘’。試問：讓這樣的幹部分管全省政法系統，豈不是縱容黑惡勢力滲透政權？”

“某些同志總強調祁同偉‘業務能力強’，那我們不妨用數據說話。”李達康分發文件，“去年京州刑事案件破案率号稱提升15%，但經第三方核查，其中9%爲基層單位虛構案件、重複立案 。這種‘數字政績’與當年趙立春時代的GDP注水有何區别？”

他轉而痛陳民生問題：“祁同偉同志任内，全省信訪量激增23%，尤其公安系統投訴占比達41%！上月京州農民工讨薪遭暴力驅散事件，涉事民警正是其嫡系。面對群衆疾苦，他選擇用警棍而非政策解決問題——這樣的‘能吏’，我們要來何用？”

“當前漢東正處于政治生态重塑關鍵期。”李達康轉向沙瑞金方向微微颔首，“沙書記到任後大力整頓吏治，若此時批準祁同偉晉升，等于向全省宣告：哭墳者上位、實幹者靠邊！這将對中書門下反腐倡廉部署造成嚴重對沖效應 。”

他進一步引申：“祁同偉背後是盤根錯節的舊勢力。提拔此人，無異于給腐敗集團輸送‘複活藥劑’。我建議省委以此案爲突破口，徹查公安系統與山水集團利益鏈條，而非讓問題幹部帶病提拔！”

“最後，我想重申幹部選拔的‘三條底線’。”李達康豎起手指，“一不看谄媚功夫，二不認圈子山頭，三不信注水政績！祁同偉同志在趙立春時期如魚得水，在沙書記任内急不可耐——這種‘政治變色龍’本質是精緻利己主義者 。”

他以陳岩石爲例對比：“真正的好幹部，像陳老那樣退休多年仍心系群衆。而祁同偉呢？他的權力欲望早已超越爲人民服務的初心。如果連副省長崗位都能被此類投機分子占據，我們如何向漢東八千萬百姓交代？”

高育良生氣了，他瞪向李達康：“達康同志提到‘哭墳事件’，我倒想問問：組織的領導幹部是否必須摒棄所有人性溫度？”

高育良扶了扶眼鏡，語調平緩卻暗含鋒芒，“祁同偉同志在趙立春同志回鄉時的表現，是出于對老領導家庭變故的共情。趙老母親去世時，祁同偉同志曾受其關懷，這份情感難道不能理解？”

他刻意将“跪拜”轉化爲“吊唁”：“若因幹部流露私人情感就扣上‘黨性淪喪’的帽子，是否意味着我們要選拔一群冷血機器？”

随即話鋒一轉，“達康同志在趙立春同志主政期間，不也主持過呂州月牙湖美食城項目嗎？當時的環境下，誰能保證每個決策都毫無妥協？”

這一反問既模糊了祁同偉行爲的性質，又将李達康拖入“曆史局限性”的共犯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