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況，本次藥品擠兌事件的直接導火索，是不良媒體發布的煽動性報道與斷章取義的信息傳播。同時，部分醫療機構爲抵制醫改政策的調整，擅自限供藥品，進一步加劇了群衆的恐慌情緒。根據江城方面報送的調查線索，這些媒體的不實報道以及部分醫院的抵制行爲，并非偶然孤立事件，而是存在組織性與預謀性。相關具體情況，仍在深入核查。在事實尚未完全清晰、責任尚未明确界定的情況下，倉促認定責任歸屬，既缺乏公平性，也有違治理現代化的本義。”

“借此機會，我也向各位反饋一個最新情況。國家醫保總局非正式向我省傳達意見，他們在經過多輪實地調研與綜合評估後，對江城市的醫改政策設計給予了高度肯定，并初步決定将其作爲全國醫改深化試點的标杆案例，計劃在更大範圍内推廣借鑒。這說明了什麽？說明醫改政策本身具有堅實的理論支撐與實踐價值，出現的問題更多源于執行環節和外部環境幹擾，而非政策本身的重大缺陷。”

“在國家層面充分肯定、甚至準備推廣‘江城模式’的背景下，我們卻要對醫改的核心推動者進行追責問責。這難道不是以‘手執尺子卻量不準方向’的方式對待改革者，既寒了實幹者的心，也爲未來的政策創新蒙上陰影嗎？”

“難道要用‘手術刀’式的苛刻去削砍那些勇于嘗試的‘播種者’，又或者借助‘顯微鏡’般的精确去苛責那些默默奉獻的‘拓荒人’？”

杜家樂的話音剛落，李玄章和雷亮不約而同地對視了一眼，彼此眼中都掠過一絲詫異與凝重。

他們确實沒有預料到，國家醫保總局的反饋竟會如此迅速地傳達下來。這份反饋不僅僅是一份簡單的政策回應，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權威背書，同時也如同一面清晰而犀利的明鏡，毫無保留地映照出當前治理實踐中的成績與不足。

更爲無語的是黃澤泓，他這次好不容易站出來順勢推動對江一鳴的問責，結果卻發現拳頭打在了棉花上。

杜家樂接着強調：“我們此次召開會議，根本目的是遵循上級部門的指示與要求，針對此次事件所暴露的各類問題進行系統、全面且深入的剖析，對整個流程進行細緻的複盤，并對相關責任進行精準識别與認定。會議的重點，是要爲後續一系列政策的制定提供紮實依據、爲優化措施指明方向、爲最終落地執行鋪平道路，而絕不是僅僅停留在對個别案例的簡單糾正，或者陷入情緒化的問責博弈之中。”

他進一步引導說：“希望大家能夠把讨論焦點重新拉回到藥品擠兌事件本身的深層症結上來，而不是一味停留在表面化的責任切割與‘切口式’的歸因分析，更要避免陷入‘追責—免責’這種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思維陷阱。”

聽到杜家樂這樣一番明确基調的發言，李玄章和雷亮内心不由得湧起一陣無奈與不滿，暗暗埋怨道：既然早有這一番打算，爲何不在一開始就向大家說清楚？這豈不是有意讓大家陷入被動應付、措手不及的尴尬局面？

會議又持續了半個多小時的深入讨論與多方意見交換，才最終宣布結束。